2.3 陕西高质量发展的时序演变和地区差异：2010—2017年
在明确了陕西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国的方位后，在此我们进一步对陕西自身的高质量发展程度进行测度，并进一步明晰其时序演变和地区差异的特征。
2.3.1 陕西高质量发展总指数
通过测算，我们绘出2010—2017年8年来陕西高质量发展指数（见图2—4），可以发现陕西高质量发展中指数从2010年的5.6368上升到2017年的8.5593，近些年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其中“十二五”时期陕西高质量发展指数5年平均增长率为7.01%，“十三五”前半期该指数增长超过了4%，预计陕西“十三五”期间整体的高质量发展情况较之前会有所改善和提升。
图2—4 2010—2017年陕西高质量发展指数变动情况
在区域方面（见表2—6），西安的高质量发展程度遥遥领先，多年排名第1。铜川、延安和榆林排名紧随西安，近些年在谋求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成绩可圈可点，特别是3个城市在转型发展拓新路方面形成了极具特色的自身发展模式。需要指出的是，作为GDP排名全省第3位和第5位的关中强市咸阳和渭南，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生态环境持续恶化问题以及没有解决好发展成果的共享问题，成为此类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出现了发展速度和总量与发展质量的较大背离。
表2—6 2010—2017年陕西高质量发展指数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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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陕西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发展指数
（1）总体趋势：陕西创新发展能力不断提升，“十三五”期间成果卓著。在新发展理念中，创新居于首位。面对新形势，陕西把创新摆在了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型省份建设试点、西安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西安高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西咸新区双创示范基地等一系列国家创新战略布局纷纷落地陕西，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2010—2017年的8年间，陕西创新能力得到大幅提高，依托优质的高校水平，将技术平台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构建科研与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鼓励万众创新、创新与产业发展结合，8年间专利申请量大幅提高（见图2—5）。
图2—5 2010—2017年陕西年均万人专利申请量与变动率
（2）区域差异：省会西安处于绝对领跑地位，陕南地区创新实力较为落后但追赶速度加快。从关中、陕北、陕南地区平均值来看，关中地区创新维度三大指标均远远高于陕北、陕南地区。但可喜的是，近8年，陕南地区在每万人专利申请量、每万人高校数占比方面的平均增长率要高于关中与陕北地区，特别是每万人专利申请量方面陕南地区追赶态势十分迅速，可见陕西地区内部的创新水平和能力呈现出收敛的态势（见表2—7）。从2010年开始，陕西整体科技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不断呈现出攀升的趋势，整体来说，各地市科技创新能力正呈现出明显扩张的态势（见图2—6）。
表2—7 近8年关中、陕北、陕南地区创新能力情况对比
图2—6 陕西各地市近8年科技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趋势
在城市差异方面，省会西安处于绝对领跑地位，咸阳、宝鸡紧随其后，榆林凭借能源化工基地转型发展明显改善了创新能力，陕南三大城市明显创新不足。2010—2017年的8年间，关中地区以西安为中心，多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工业园集中发展，协同创新整体态势稳中有进。省会城市西安以绝对优势在创新发展指数排序中排在第1位（见表2—8）。西安作为陕西省的省会城市，教育资源丰富、科技实力雄厚、科技人才密度居全国前列，进一步促进了创新创业生态的形成，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力量，领跑陕西的创新发展能力。陕北近几年能源化工基地以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为进一步打造世界一流高端能源化工基地而努力，提高煤油气产能，并有效化解过剩，构建起陕北创新发展的新格局。陕北地区凭借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促进资本、技术、人才聚集，优化资源配置，创新发展方式，其中榆林市作为基地中心，科技支出占比仅次于西安，创新能力居于陕西前列。陕南由于集中的特困地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的限制，多数地区被国家主体功区规划确定为限制发展区，因此很难实现突破发展，造成创新实力不足，经济发展落后。
表2—8 2010—2017年陕西创新发展指数排序
2.3.3 陕西高质量发展的协调发展指数
（1）总体趋势：陕西协调发展改善有限，产业就业偏离度较高，区域与城乡差距仍较大。当前陕西经济发展的短板就在于——协调发展，成为当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陕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和资源开发，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偏低，“十三五”以来产业结构优化明显不足（见图2—7）；产业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不对称，陕西三次产业就业比重与相应产值偏离度较大，农业就业人数较多但产值不高，“十三五”以来产业就业偏离度不断提高（见图2—8）；区域发展不平衡，陕西经济发展重心集中在关中，陕北、陕南发展不足，三大板块分裂发展态势严重，“十三五”以来区域差距改善不足（见图2—9）；城乡差距仍然较大，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偏低，贫困人口依然较多，陕西107个县（市、区）中，有56个是国定贫困县，扶贫开发任务较重，“十三五”以来城乡差距仍较大（见图2—10）。
图2—7 2010—2017年全省产业高级化均值变动
图2—8 2010—2017年全省产业就业偏离度均值变动
图2—9 2010—2017年全省区域差距均值变动
图2—10 2010—2017年全省城乡收入差距均值变动
（2）区域差异：关中地区协调发展改善幅度有限，陕南地区城乡差距不断缩小，陕北地区协调发展改善明显。从关中、陕北、陕南地区平均值来看：关中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最高，同时区内差距最小，陕北地区产业就业偏离度与城乡差距小于关中、陕南地区。但从8年平均增长率来看，三大区域产业就业偏离度均出现增强；陕北近8年其他指标均有较强改善，陕南地区则在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改善卓著。相比陕南、陕北，关中地区协调发展改善幅度有限。
表2—9 近8年关中、陕北、陕南地区协调能力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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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差异方面，省会西安仍在协调发展中处于首位，渭南和商洛在解决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中成果显著，咸阳与安康协调发展问题重重。2010—2017年的8年间，西安以绝对优势在协调发展指数排序中排在第1位（见表2—10），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方面的表现都优于其他市区（见图2—11）。渭南和商洛在过去5年内均位列第2、第3名，特别是渭南的产业就业偏离度表现良好，产业发展与就业量协调水平高于其他地区；商洛的区域差距泰尔指数则表现优异，城市内差距显著低于其他地区。相对来说，咸阳和安康则在协调发展方面处于末位，其中两个城市最关键均在于产业就业偏离度较高而且城乡间收入差距较大，城市产业就业发展不协调、城乡发展不均衡均造成城市协调发展水平不足。
表2—10 2010—2017年陕西协调发展指数排序
图2—11 2010—2017年陕西各市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趋势
2.3.4 陕西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发展指数
（1）总体趋势：陕西绿色发展态势有所改善，以大气污染为首要环境问题仍是发展的短板。陕西经济对能源产业依赖较大，作为资源型省份，虽然经济总量得到了显著提升，但也造成了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2010—2017年的8年间陕西对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各城市重度污染天数在不断减少，全省绿化覆盖率在不断上升（见图2—12），然而绿化覆盖率均值也仅为37.37%，绿化程度远远不足。对于陕西这样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愿望迫切的西部省份，绿色发展尤为重要。
图2—12 2010—2017年全省绿化覆盖率均值变动
（2）区域差异：陕南地区出于发展需要，绿色环境较优，陕北地区改善效果显著。从三大地区平均值来看：陕南地区绿色发展两大指标——废水排放占比、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显著优于关中与陕北地区；陕北地区进行环境改善后PM2.5与绿化覆盖率均优于关中与陕南地区（与“十二五”平均值比较），特别是近年来以煤著称的城市——榆林，宁可GDP增速慢一点，也要把空间留给调整结构和改善生态环境，“榆林蓝”成为当地人的骄傲（表2—11、见图2—13）。随着关中地区“煤改气”等一系列环境保护政策的不断实施，特别是为了消除人民群众的“心肺之患”——进行雾霾防治，在全国创下了几个“率先”：率先实行大气污染物交易、率先将交易市场延伸到市级、率先实现县县建成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使得PM2.5与废水排放量改善态势十分明显。
表2—11 近8年关中、陕北、陕南地区绿色能力情况对比
图2—13 2014—2017年陕西各市区的PM2.5指数趋势
在城市差异方面，安康绿色环境水平在全省最好，渭南和咸阳生态环境问题重重。安康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为了确保“一江清水送北京”，全力发展山林经济、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富硒产业连年保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长，群众真正享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但相反，关中城市渭南和咸阳多年在绿色发展排名中处于倒数位置，特别是近些年两市空气质量逐年恶化，水环境质量下降明显，生态环境保护形势非常严峻（见表2—12）。
表2—12 2010—2017年陕西绿色发展指数排序
2.3.5 陕西高质量发展的开放发展指数
（1）总体趋势：陕西省对外开放取得了长足进步，2017年FDI增速提升明显。2010—2017年的8年间，陕西省对外开放程度大幅提高，外贸依存度持续提升（外贸总额占GDP的比重见图2—15），特别是2017年FDI明显提升（见图2—14），这与2017年陕西大力发展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促进资本、信息、人才、技术等要素聚集关系明显，由此可见，促进“三个经济”的发展，正在为陕西开放发展注入鲜活的能量。
图2—14 陕西2010—2017年FDI均值
图2—15 陕西2010—2017年外贸依存度均值
（2）区域差异：关中地区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多数地市对外开放程度明显提升，陕南、陕北相对比较落后。在贸易开放方面，陕西省对外开放度整体而言关中地区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关中FDI和外贸依存度分别是陕南、陕北的3倍和6倍多。整体来看，在开放方面，关中增速明显，但陕南、陕北增速有限（见表2—13）。
表2—13 近8年关中、陕北、陕南地区开放能力情况对比
续表
在城市差异方面，西安开放的龙头带动地位凸显，榆林表现突出。西安开放发展稳居全省第一，2010—2017年的8年间，西安FDI总额从156665万美元增长至530680万美元，增长将近4倍。同时，关中地区各城市的外贸依存度（见图2—16）中，西安一枝独秀，由此可见，西安依托自贸区建设以及多重举措，在省内起到带动关中以及引领发展的作用。在城市中，榆林紧随其后，长期位于省内第2位，榆林市以得天独厚的煤化资源带动了其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陕南三座城市在开放发展方面相对比较滞后（见表2—14）。
表2—14 2010—2017年陕西开放发展指数排序
图2—16 关中地区历年各地级市外贸依存度
2.3.6 陕西高质量发展的共享发展指数
（1）总体趋势：收入水平的提升以及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使得陕西共享发展程度改善明显。陕西省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呈连年上涨的态势（见图2—17），8年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12%，把千家万户的“钱袋子”装富，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同时，陕西省千人病床数数量连年增加（见图2—18），近年来将医疗保障安全网织密以及相关民生改善的措施，都是在回应新形势下的民生新诉求。
图2—17 陕西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省均值
图2—18 陕西省千人病床数全省均值
（2）区域差异：关中、陕北居民收入要远高于陕南，在医疗等基础设施方面陕北地区整体表现不俗。陕西省三大区域居民收入方面，关中和陕北相差无几，远远高于陕南。人均公共财政支出表现参差不齐，陕北地区整体表现突出。延安市2013年以来持续5年居民人均公共财政支出突破12000元，使得其共享发展程度整体在全省居于前列。相对来说，陕南除了汉中，在共享发展中表现一般（见表2—15）。
表2—15 近8年关中、陕北、陕南地区共享能力情况对比
在城市差异方面，延安和铜川在共享发展方面走在全省前列，渭南和商洛相对落后。除西安仍处于首位外，延安和铜川在共享发展排名中紧随西安之后，渭南和商洛多年排名在全省倒数。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可以发现2010—2017年的8年间渭南和商洛收入水平在全省靠后的位置，同时增长率也相对比较缓慢。相比来说，铜川和延安居民收入的增长率仅次于西安（见图2—19），同时2016年铜川市赶超西安，成为全省千人病床数最多的地级市。另外，在千人病床数方面，渭南市与其他地市差距非常明显，从而显著拉低了自身的共享发展的指数。
表2—16 2010—2017年陕西共享发展指数排序
图2—19 2010—2017年各地区平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