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索和古代寓言

现存的古希腊—罗马寓言将近六百篇，这足以说明它们的易读程度及其永恒吸引力。[1]寓言最初不仅仅是作为娱乐性的逸闻趣事出现，且作为短小精湛的故事（ainoi）以间接的方式表达明确的意涵。[2]尽管这些讽喻性的、把动物比作人的故事偶尔也会出现在“高级”文学中，但我们仍更为经常地视它们为一种亚文学的、普遍流行的娱乐形式。然而，它们在字面意义上也是“大众的”：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农民和奴隶频繁使用寓言。[3]重要的是，伊索（Aesop，公元前6世纪）和寓言作家斐德鲁斯（Phaedrus，公元1世纪）、巴布利乌斯（Babrius，公元2世纪）[4]，据说都曾当过奴隶。关于伊索最可靠的证据是希罗多德的记述（《原史》，2.134）：公元前6世纪，伊索曾是萨摩斯的伊阿德蒙（Iadmon of Samos）的奴隶，最终在德尔斐被杀。[5]斐德鲁斯显然认为，奴隶们出于交流之需才发明出寓言：

奴隶，可能会因任何罪行受惩罚，因此他不敢公开表达他想说的话，所以只能把其个人观点置于寓言中，通过编造故事，以其打趣的外表躲避谴责。伊索独凿僻径，我则倾于大道通衢。[6]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古希腊的寓言创造缘起于受压迫阶层——毕竟，动物寓言可以追溯至古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7]从寓言的本性或本质而言，莫名断定寓言隶属于较低阶层，很可能是个错误。[8]尽管事实上，寓言可能更多为底层人所使用，而斐德鲁斯则宣称寓言是表达奴性抗争的形式——这个观点也不应被忽略。至少，正是这些理由让我们理解伊索为何为奴隶创作寓言。更重要的是，寓言表达了受压迫阶层的观点。[9]其中一类寓言就展现了残酷的、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由赫西俄德创作的、现存最早的希腊寓言《鹞子和夜莺》就是很好的例子：一只鹞子，用爪子抓住了一只夜莺，提醒夜莺，它不过是一个更强者的猎物，前者有权决定是拿它当晚餐还是放它走。鹞子说，只有傻瓜才会试图同更强者竞争。[10]此处的道德观似乎是指弱者必须服从强者。神和神圣的正义，总是缺席。类似这样的寓言，反映了农民或奴隶所采取的更为现实的世界观，这是他们在惨痛的生活经验中习得的，他们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11]这也是强者希望弱者明白的道理。

第二类寓言则要乐观些，它认为弱者能够战胜强者，尽管数量很少。可参考寓言《老鹰和屎壳郎》：鹰猎杀了野兔，屎壳郎把鹰蛋弄破以示报复。鹰不堪其扰，援请宙斯将蛋保护于后者膝下。屎壳郎不服输，奔向奥林波斯山，将粪球砸向宙斯，宙斯惊起，最终还是将鹰蛋打破了。[12]这则寓言还具有病原学上的意趣，它解释了鹰为何只在屎壳郎不出现的时节孵化小鹰。同时这则寓言也明确讽刺了那些骄傲者、强大者如何被谦恭者、低微者打败；它也可以作为某种颠覆性意图的间接表达。[13]另外一个傲慢的老鹰被打败的寓言是抑扬格诗人阿基洛库斯创作的《老鹰和狐狸》：老鹰用狐狸的幼崽做了一顿美餐，但当他带着烤熟的内脏返回自己的鹰巢时，鹰巢起火了，狐狸正在吃摔在地上的小鹰（辑语174，West辑本；《伊索寓言》，1）。[14]就这样，狡诈的狐狸，这种寓言中最常出现的动物，踏着抑扬格节奏得意归家——这是常用于非正统的小人物的诗格。[15]

把寓言看作农民和奴隶的表达方式，确有其道理。然而，我们必须对其复杂性有所警觉。例如，当群体中有一个人是平民时，寓言能够作为沟通的桥梁；寓言亦可以作为一个故事明确而又得体地对准某个社会强者。对于赫西俄德来说，寓言《鹞子和夜莺》是讲给“老爷们”听的（《劳作与时日》，行202），而当赫西俄德（毕竟，他视自己为一个贫穷的农民）结束他的寓言时，他没有将其道德诫示“暴力对穷人来说是坏的，甚至一个好人也不能轻易地承受暴力”指向“老爷们”，而是指向了他的弟弟佩尔塞斯（Perses；参Karadagli，《寓言和故事——希腊寓言研究》，前揭，页11-13）。因此，它的目标对象是社会强者，实际对象却是与之社会地位平等的人。[16]此外，寓言或故事有时也会由社会上受人尊重的成员讲述，并径此进入严肃文学中。在索福克勒斯的肃剧《埃阿斯》中，透克罗斯（Teucer）和墨涅拉奥斯（Menelaus）挖苦对方的时候便各自引用故事：墨涅拉奥斯把透克罗斯比作一个在大海中胆小的人，而透克罗斯则把墨涅拉奥斯比作一个愚蠢的人（《埃阿斯》，行1142-1158）。无疑，这样的对话说明一个道理，即：这些寓言的作用之一就是降低了对话的水准，并揭示其中的争论有多低劣。[17]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能找到两则动物寓言，尽管里面只出现了鹰和狮子；在荷马史诗里也能见到这些动物的比喻，然而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这些寓言并未讲述完整，而仅是略为提及，这样做倒是减少了粗糙诗格可能产生的误导。[18]在荷马那里，没有任何动物寓言出现，尽管在《奥德赛》卷十四行457-522，奥德修斯伪装成一个可怜的乞丐向地位卑微的欧迈奥斯讲了一个小故事——二人真正的社会地位也允许此事发生。尽管有人认为，寓言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可以为诗人所用，或者说高阶层的人物可以依靠寓言进行一种间接的和巧妙的交流，但在古代或经典文本中，寓言仍属罕见。在更为严肃的文学类型中，没有任何一个出身优越的希腊人讲过一个完整的动物寓言；相反，相比史诗和肃剧，寓言更多地出现在谐剧和抑扬格诗中。

同样，在其他文化中，寓言和类寓言的文学表现形式通常与低阶层及边缘阶层的人联系在一起。法国大众文化历史学家达恩顿（Robert Darnton），曾广泛搜集了17世纪和18世纪的寓言——这些寓言全都描述了一个永恒不变的农民世界，农民们无休止地劳作但仍贫穷。[19]这些寓言所反映的弱势群体的视角，同样也是最近兴起的“伊索寓言在14至18世纪的英国”的研究热点。这一特殊情况再次证明：在清教徒的视野中，寓言是保皇党派的诗人表达政治抗议的工具。[20]在一项关于刚果的类寓言故事研究中，豹子因与政治社会中的首领关联密切而其重要性被凸显；在这些故事中，豹子强壮无比，但总是被欺骗。[21]印度《五卷书》（Pancatantra）中的寓言表面看来是讲给王子们听的，但这些寓言所传达的诫示多是骗子存活下来，它们最初似乎是作为“大众”文学而创立的。[22]从根本上来说，寓言关涉的是力量不平等的个人或群体之间的关系类型，因此它多与较低阶层联系在一起。甚至，即便没有绝对的标志表明阶层或地位等信息，寓言也可以成为在金钱、威望或权力方面拥有更多和更少的人之间的关系度量；因此，在任何一个语境中，寓言都可以为受害的或处于劣势的团体所讲述或表达。

在古代雅典，寓言也人尽皆知。[23]第欧根尼·拉尔修曾提到，公元前4世纪晚期，法勒隆的德米特里俄斯（Demetrius）编纂了一部寓言集；然而我们知道，早在公元前5世纪，伊索寓言就极有可能已以书面形式传播了。[24]在《鸟》中，佩斯特泰罗斯（Peisetaerus）就指责歌队长没有好好“研究”或“蔑视”他的伊索；《斐多》中，当刻贝斯探访苏格拉底时，他发现苏格拉底将在他手边、以及他知道的伊索寓言进行了诗体改造（60c-61b）。[25]两个出土的阿提卡红彩陶器被证实与伊索相关，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上面都有狐狸的图像：一个展示了伊索正同狐狸说话，另一个加有狐狸和葡萄的插图（《伊索寓言》，15）。[26]《马蜂》（行566-567）清楚地表明可以在法庭上讲述寓言。当然，为了更为丰富地了解寓言，我们能够在阿里斯托芬那里找到最强有力的证据。阿里斯托芬共有八次直呼伊索之名，同时，相比之前或同时代的作家，他更为频繁地完整或部分性讲述寓言。本文所要阐释的即是《马蜂》中出现的伊索、伊索寓言及其大量出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