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对于人口数量产生的反作用

§1.在前两章里，丝毫不曾提及我们所关注的变化也许对人口的数量可能造成的影响。这一疏漏现在必须予以补救。人们对于分别与国民收入的大小和分配相关的一般性结论，可能持有反对意见。认为任何群组所享有的收入的增加，将引起群组中人口数量的增加，直至人均收入回落到原来的水平上为止，因而并未产生持久的利益。在现实中，这种观点经常被用来分析手工劳动者收入增加所产生的影响。当然，与其他方面相比，这种观点似乎在这一领域更为可信，因而只要验证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为了便于说明，首先我们将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或者从某个想象中孤立的国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然后我们再探讨应该如何对所获得的结论进行修正，使之适用于相互关联的现代国家中的单个国家。在对这两个问题所进行的讨论中，必须了解的一点是，在我们心目中的工资所得者收入的增加，并不包括国家为鼓励多生子女实行的有目的的补偿或公开的奖励。根据联合王国老的《济贫法案》，实际上是提供这种奖励的，我们现在的《所得税法案》，也对此作了一定的考虑。同样，在战争爆发前夕的法国所通过的法律中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1]当然，穷人的这种类型的收入的增加，具有增加人口的倾向，而且在某些实际问题中，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然而，我们目前所关注的收入的增加，并不包括对哺育儿童提供特殊的差别性诱导的成分。

§2.如果我们暂时忽略增加的收入对于愿望和偏好所造成的深层次影响，则我们的讨论最终将会演化成对于有名的“工资铁律”的有效性的探究上了。根据这一定律，人口数量将连续扩张，迫使工人收入降低到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实现人均实际收入的增加。在了解这一点时应该注意到，即使这种定律真的存在，也不能断然推翻工人较好的命运能增加经济福利的论点。因为依然可以认定，在工人家庭的整个生活过程中存在满意感超过不满意感的任何剩余的情况下，成员数量的增多本身就意味着经济福利的增加。[2]不过，从我们当前的目的出发，还没有必要剖析这一可疑的观点。人口并不具有以这种方式扩张的倾向，以使人均收入回落到原先维持生存的水平。无须怀疑的事实是，任何群组所得收入的增加，其直接或立即的结果很可能是人口的增加。众所周知，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结婚率与小麦价格负相关，但在下半叶，却与出口、票据结算的收益等等正相关，与之相伴随的是财富增加和死亡率下降；反之亦然。但是与经验相矛盾的是，断定因收入增加而激起人口的扩张会达到这样一种程度，致使单个工人的所得将重新回落到生活改善之前他们所拥有的水平上。手工工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行使他们所增加的控制事物的权利，一是增加他们人口的数量，一是提高他们生活的舒适标准。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差别，可用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以下两方面相对照的内容加以说明。一方面，他发现18世纪由于马铃薯引入爱尔兰导致的财富的增加，“几乎全部用于维持常见的大家庭”；而另一方面，当英国的玉米价格在1660年至1720年间下降时，很大一部分工人所“增加的实际工资，被用于他们所消费的食品质量的改进，还有对自身的舒适和便利标准的提高上”。[3]事先预言投入到这两个方面的增加的资源的比例究竟为何，是不可能的。这一比例将会因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而改变。例如，勒鲁瓦·博留（Leroy Beaulieu）认为近期在比利时和德国，人口耗用占据主要地位，而在其他欧洲国家，则以舒适标准耗用为主。但是——这是关键的一点——实际上可以肯定，绝不会允许人口的耗用吸纳尽因控制自然能力的提高而产生的全部果实。

§3.正如开始时所说的，以上讨论并未涉及收入扩大可能产生的深层次影响。以布伦塔诺（Brentano）教授为代表的某一重要学派认为，在任何阶层中，物质财富增加的直接效应和即时效应，一般来说，都是提高结婚率，继而提高出生率。但是他们坚持，在长期，增加的财富将促进较高的精神文化的发展，其中包含对于子女未来的更多的考虑，以及生儿育女之外的更多的满足。因此，他们争辩道，从长期来看，任何阶层收入的增加很可能根本没有导致他们的出生率和人口数量的增加，反而却造成了下降。于是，布伦塔诺教授宣称：“在比较不同的阶层以及在比较同一阶层相同的人们发展的不同阶段时，财富和文化方面永久性的进步，均使我们看到出生率的降低。……随着财产的增加，与婚姻相竞争的休闲的需求也在增加；而与此同时，对于子女的感情也有了变得更新更加细腻的特点，所有这些事实均抑制了生养并哺育子女的欲望。”[4]例如，拥有某些物品可以留给子女的那些人，比没有物品可以留给子女因而行为缺乏经济动机的那些人，更容易受到如下事实的影响：如果他们的家庭很大，则在他们死后，所遗留的东西必然会分割成若干个小部分。赫伦（Heron）博士在1906年对伦敦的统计研究为这种观点给予了详尽的确认。在某些选定的地区，他确定出每100位已婚女子的子女数与各种社会状况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选择的指数是有工作的男人中从事专业工作的男人的比例，每100个家庭中女仆的人数，每1 000个男人中普通劳动者的人数，2人以上同居一室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以及每1 000人中贫民和疯子的人数。结果发现，低繁荣指数和高出生率同时出现。根据这一结果需要指出的事实是，低繁荣指数同样也与高婴儿死亡率相伴。但是研究表明，过量的死亡并未与过量的生育相平衡；同时得出结论说：“在富裕程度和文化水平都最低的地区的已婚女子（当然，贫穷的妻子嫁给贫穷的丈夫），她们往往都拥有最大的家庭。”[5]不仅如此，1851年与1901年的条件的对比更是揭示出了惊人的事实：“这种关系的密切程度在近五十年间几乎加倍了。”[6]赫伦的结果已经被后期更大范围的研究所充分证实。因此，耶鲁（Yule）先生写道：“今天（1920年）不容怀疑的是，婚姻条件下的出生率，从上等和专业阶层非常低的数字，连续攀升至非技术劳动者的极其高的数字。”[7]以相同的方式进行一项精细研究的结果，史蒂文森（Stevenson）博士做出结论：“在1861年之前，社会各阶层签订婚约的婚姻的出生率之间的差异性很小，之后迅速加大，并于1891年至1896年间达到最大。其后各阶层之间的出生率略有接近，这很可能属于表面的而非实质性的情况。从广义上讲，社会各阶层之间生育率的差异性是一个新的现象。”[8]直到上世纪中叶，即使在上等阶层，那些充分赚钱的能力的开发晚于手工工人的人，也倾向于晚婚并因而子女较少，这种倾向大致与他们中间较低的死亡率相平衡。他们婚后的生育能力并不是很低，而且他们中间的存活率仅仅稍低。现在，由于他们的生育率相对地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结果他们的存活率却变得非常低了。[9]的确，这些统计事实给出的论断，不像表面上第一眼看上去那样令人信服。高度繁荣与低出生率之间的相关性可能部分地源于以下事实，即身处小家庭的人其积累财富的条件较好，而造成富裕地区与低出生率之间的相关性的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家庭仆人和依附者在该地区的聚集，他们属于生育能力特别低的阶层。不仅如此，财富与小家庭之间相关性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生理上生育能力低的人，将他们的财产在较少的继承者之间分割，结果从平均水平上看，会比普通人更富有一些。[10]这些考虑虽然重要，但是有理由相信，它们并未完全说明客观的事实。我们所谓的繁荣的深层次影响，显然强化了我们的论断，即在一个隔绝的社会中，穷人财富的增加不可能因为引起人口的大扩张而自行抵消。

§4.当考虑到现代世界上没有国家是与其他国家相互隔绝的事实时，问题就变得较为复杂了。当然，如果任何地方的手工工人阶层的实际收入，都因为该阶层的平均能力的提高而增加的话，则不会对其他地方产生移民的诱惑。可是，如果他们实际收入的增加，是由于发明或发现，或是由于使一国经济比其他国家获得更大改进的政策的冲击，则会产生移民的诱惑。如果在某一社会中，由于立法或其他措施使收入自富人转移至穷人——当然，假设移民进来的穷人未被排除在这些措施所带来的利益之外，则也会发生相同的情况。[11]这些考虑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说明在一个隔绝的国家中，倾向于使工薪阶层人均实际收入增加的许多因素，最终在该方向上产生的影响，将比最初所设想的要小得多。然而不应忘记的是，改变移民虽然使这一因素对主要地区的影响作用弱化，但却改善了所有地方的劳动者的命运。因此，在任何事件中，条件变化的有利影响不会被消灭，而不过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扩散而已。在受到主要影响的国家中，经济福利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提高。

§5.以上讨论推翻了工薪阶层实际收入增加所带来的经济福利的有利影响，将会因人口的扩张而被抵消的观点，但是并未推翻将收入自富人向穷人转移所产生的对经济福利的有利影响，会被如此抵消的观点。因为要使这一观点成立，无须要求穷人经济福利的利得被取消，而只要求此利得小于富人经济福利的损失即可。无可否认，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分配像联合王国这样不均等的话，则有许许多多的高收入可以被削减，而不致引起经济福利的较大的损失，在这种条件下，就有理由认为上述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将会很小。

[1]参看《经济期刊》，1913年12月，第641页。

[2]不过，参看西奇威克的观点：“似乎至少需要高度质疑的是，是否生活在英国一般非技术劳工生存条件下的人口数量的增加，能够被视为人类幸福感的量的增加。”（《政治经济学原理》，第522页注释）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使这一量值最大化的人口，比使人均实际收入最大化的人口，似乎更有理由被称为最佳人口。因此，目前相当流行的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的这一术语是不合适的。

[3]《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52页和第254页。莱特先生在评论19世纪晚期出生率下降时认为，控制自然的能力的提高，当其自我表现为价格的下降时，较其自我表现为较高的货币工资时，更可能被用做对舒适标准的改进，因为人们还不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货币的本质（《人口》，第117页）。

[4]《经济期刊》，1910年，第385页。

[5]《男性生育能力与社会状态之关系》，第15页和第19页。贝铁龙先生证明，一般来说，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是相关的。这种相关性部分基于儿童死亡促使父母多要子女这一事实，部分基于高出生率往往意味着许多儿童诞生于贫困环境中并且极易死亡这一事实。因此，纽斯荷姆博士认为，观测到的相关性“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家庭通常处于最贫困的阶层中，而这些阶层特别易于受到造成婴儿过量死亡的因素的影响。”（《关于婴儿死亡率的第二份报告》，《白皮书6909》，第57页）。在艾尔特顿的《关于英国出生率的报告》第一部分中，对英格兰北部给出了类似的结论。

[6]同上，第15页和第19页。

[7]《出生率之下降》，第31页。

[8]《皇家统计学会期刊》，1920年，第431页。

[9]《皇家统计学会期刊》，1920年，第417页。

[10]参看达尔文：《优生学与经济学和统计学之关系》，《皇家统计学会期刊》，1919年，第7页。

[11]如果以定居二十年作为领取养老年金的资格的话，则由养老年金所产生的移民的诱惑就会很小。因为遥远的利益虽然影响行为，但作用甚微。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的可能性使之更具有不确定因素而且遥远的话，则情况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