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毫无疑问，系统原理使我们观察和分析人类传播的复杂整体时有了一个宏观的视野，而系统原则又为我们揭示出整体中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及其控制模式。这使我们将研究的领域延伸到了传播的“自我调节”功能和与“环境互动”原则的范围。

但系统论在以下六个方面受到质疑：

（1）系统论的普遍性是有利于综合研究还是正好相反？

（2）系统论的开放性是更具有应用时的灵活性，还是引起更多的不确定性？

（3）系统论只是一种哲学观点呢，还是提供了有用的解释？

（4）系统论引起了有价值的研究吗？

（5）系统范式是一个任意的创造，还是从本质上反映了现实？

（6）系统论是简化了事物，还是使事物比它的实际情况更复杂？

斯蒂文认为，第一个问题与理论相关。支持者认为系统原理提供了能在综合多学科后而共享的一种共同语言，即可以应用于广泛事物的有用逻辑。反对者认为，如果它代表一切，就什么都不是。但帕洛阿尔托学派的佼佼者米勒和罗杰斯的关系理论则是我们具体地分析传播行为中相互作用的控制类型的有效工具，也是可以用于广泛事物的思维方式。

第二个问题主要针对原理在应用时出现的不一致状况。实际上，“开放性”指研究者不必抱有对期望获得的假设有偏见的观点。这恰恰是思维上的优势。

第三个问题是质疑系统理论的解释权问题。上一点已有回答。

第四个问题与该理论的启发价值有关，对促进研究的能力提出疑问。实际上，今天传播学的许多研究，都在运用系统论的新观点去看待老问题。

第五个问题与系统理论的效度有关。这是系统理论争议颇多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假设的事件之间的相似性是不存在的，如“人”与“电视机”。但用系统理论可以有效地对两者进行分析。

第六个问题是对系统理论是否具有简约性的质疑。批评者认为，系统理论把本来较为简单的事件看得过于复杂化了。支持者认为，系统理论用实用、合理的框架对世界过程诸多因素的分类及其分析是必要的。事实上，系统理论恰恰是在自己的领域内只用几个简单的概念就说明了许多问题。

网络－趋同理论是简约的一个极好的例子。

劳伦斯·金凯德是这方面最有贡献的人。他认为，传播促进社会结构的形成，并使结构中的个人、群体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和行为聚合成一个个带有文化特征的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排除了两种极端群体存在的可能性，即一个群体中每个人都有完全一样的信仰、价值观和行为，或一个群体中个体与个体之间没有任何相同点。所有群体都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只是人们的思想相同的程度有异而已。群体中人们的思想越来越接近的被称为趋同，而群体中人们的共同点越来越少的则是趋异。网络－趋同理论就是对群体之间为什么有共同点和差异的解释。它向我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随着传播的减少，群体内的差异增加了，系统结构崩溃，熵占据上风；随着群体内传播的增加，共同的见解越来越多，结构发展了，趋同形成。因此一般说来，传播越多，趋同程度越高；而传播越少，趋异程度越高。当一个人失去和老朋友的联系，结交新朋友时，就经历着这样的体验。

金凯德认为，这一过程就是文化差异的基础。文化是共同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是在相互封闭的群体内的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如果群体之间接触较少，文化差异就产生了；如果个人接触的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一样多，“文化”就被解构为一种“行为通则”，如“大山”式人物。因此，社会群体和民族文化都是借助传播而维持下去的开发系统。

当然，网络－趋同理论的一个缺点是，它忽略了情境因素。它只依靠单一的解释变量：网络中传播的数量。而实际上，其他许多情境因素影响着趋同倾向。

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传播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而深厚的学科背景。接下来，我们将讨论更为具体的传播理论与实务问题。

思考题

1．为什么大众传播实践与传播学研究需要系统理论？

2．系统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3．你能从系统理论的视角观察传媒与社会的关系吗？

4．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三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

5．控制论中的“反馈”研究，对大众传播学研究具有什么意义？

6．讯息与信息有区别吗，该如何正确定义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