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天定命运”的道路自信指引着新大陆的国家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壮大，到了二战之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头号工业强国。此时，美国的大型企业原本可以借由战后的优势打破旧的殖民体系约束，抢占全球发达经济体中的主导位置，构建一个金字塔般的商品、技术倾销网络。美国的信息传播产业也将由此获得一个绝佳的扩张机遇。然而，美国资本主义终究不是一架简单的利润机器，时势的变化最终让它做出了不同的战略选择。

二战后遍布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和追求自主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不结盟运动等，给持续数百年的文明等级体系和全球不平等制度带来了巨大冲击，这种来自外部的威胁使得一种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共识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内部达成。美国由此做出众多让步，放缓了称霸全球经济的议程，甚至主动帮助老牌殖民国家重建工业基础，向冷战前沿战略要地的盟友单方面开放市场。在美国的国内经济政策中，资本的侵略性也被相应削弱，扩大社会福利和强调公共服务的自由主义治理方案必须在国际时局的制约因素中来理解。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这一持续几十年的让步，只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段插曲，一旦国际局势得以改变，新的策略、新的机制和新的政治精英就会登上历史舞台，推动资本主义回归扩张的正轨。在尼克松总统任期前后，美国的内政外交开启了新的战略转型，被抑制多年的资本力量开始获得释放。巧合的是，席勒的美国电信史研究和佩里·安德森的美国外交史研究都用“重校”（recalibration）来概括这段历史：随着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快速发展，第一世界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间竞争的舞台，美国迫切需要重塑自身优势地位^[1]；与此同时，经济危机导致的通货膨胀、劳资纠纷和广泛的社会矛盾给美国资本带来了沉重压力。为此，新的决策者必须重新修订冷战时期的政策路径。

席勒的系列演讲最初即被命名为“网络与尼克松时代”，足见他对这一“重校”过程的重视。在本书中，他用一系列丰富而生动的历史材料展现了在漫长的电信史中，尼克松政府时期所具有的特殊地位。

席勒的研究表明，信息处理和网络技术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获得快速发展，本身就是重重危机下的政治选择。正是为了应对外部的经济挑战，同时削弱国内传统产业工会的权力，美国的企业主和他们的政治盟友才开始全面拥抱数字资本主义。

首先，从尼克松时代开始，计算机、软件等信息科技行业获得了大量政策优待：政府的角色受到严重限制，企业几乎不承担任何社会福利责任，而以工程师为主要劳动力的科技企业也同时规避了传统工会文化的影响。一旦这个产业领域发展壮大，美国的整体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都将随之变化。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正是一个“非凡的历史转型”：围绕网络形成的数字资本主义如今正在渗透和攫取人类社会生活领域的每一个角落。

新经济和新科技让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主导了单极全球化秩序，却也埋下了毁灭自身的隐患。实际上，围绕2016年美国大选出现的政治危机（硅谷科技企业、传媒业、金融业等领域的职业知识阶层与传统工人阶级之间的文化隔阂、政治疏离），正是几十年前这场产业转型的持续后果。

其次，计算机、软件和互联网领域的发展不仅本身成为一个规避社会矛盾的经济增长点，它所带来的通信效率提高还对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跨国发展至关重要。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业务外包意味着这些跨国企业不再需要承担本国的高额劳动力成本，这使得发达经济体中的产业工人在丧失了工作权利的同时，也丧失了政治权力。由此可见，数字资本主义对于经济危机中的美国来说真是一举多得的战略选择。

正因为信息科技和通信网络对于秩序重建具有重要意义，尼克松政府才迫不及待地与大型商业用户联合起来，试图将信息传播业从“伟大社会”的福利方案中“解救”出来。约翰逊政府的通信政策工作小组曾经建议把有限的网络自由化作支持民权的手段，以改善普通美国人的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状况。而尼克松政府通过一系列的关键人事任命、管理结构改造和政策调整，满足了大型商业用户的需要，“为系统化的市场开放铺平了道路”。新政策的目标不仅是将信息通信网络运营置于公共监管之外，而且是帮助大企业获得“自主设计和实施计算机通信系统的完全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