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进入21世纪，数据网络已经不再简单地作为一种辅助性的传播系统存在，而是高度介入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然而，那些关于互联网崛起带来全球大同的意识形态鼓噪看起来既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趋势，也没有超越信息地缘政治纷争的格局。“数字化衰退”的阴影和一个多极数字资本主义的可能趋势都让“美式和平”的愿景仍然难以实现。

席勒在本书中重点关注了数字化时代的信息地缘政治这个“硝烟弥漫的战场”。通过对美国、西欧、日本和金砖国家（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互联网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他再次强调了形塑数字资本主义的外部力量：“只有在政治的坩埚中，新型的技术能力才能被催化。”虽然美国在信息科技和网络经济的领域一直保持领先地位，但数字资本主义这个围绕着美国权力而结构起来的世界正在发展为一个更为多极的结构体系。

在欧洲，新的监管框架对美国企业保持警惕并着眼于为欧洲资本开放更多空间。“斯诺登事件”所引发的数据主权和信息安全问题，进一步加强了他们限制美国公司扩张的正当性。欧盟国家一方面要顶住美国政府和企业关于“保护主义”的批评，对谷歌、脸书、苹果等公司频繁发起诉讼、提高税收，另一方面也雄心勃勃地提出了振兴欧洲数字化的行动计划。

在俄罗斯，消费者网络蓬勃发展，本土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牢牢占据着垄断地位，政府的科技政策和经济政策都试图让这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在美国的轨道之外谋求发展。然而，相对较小的经济体量和比较有限的文化辐射能力，还是限制了俄罗斯成为信息地缘政治战场上的主要竞争者。

相比于欧盟和俄罗斯对数字经济自主性的明确追求，美国核保护伞下的日本、“粉红潮”已经退却的南美、经济总量有限且政治冲突不断的南非，还有奉行亲美路线的印度都难以对美国数字资本主义的霸权地位形成挑战，虽然这些地区的本土企业也在网络经济的浪潮中获得了不少利润，政府也制定了各自的新经济发展战略，但是较高的主权不完备性最终将牵制它们成为独立的竞争力量。

比较而言，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发展是全球信息地缘政治中最引人瞩目的一个部分。它不仅在吸引大量境外投资的同时避免了国外资本的控制，还“越来越成功地为本国企业保留了高增长的市场”。通过“互联网+”计划和“十三五”规划，国家已经明确地将促进本国信息产业发展作为未来的战略目标。此外，更让美国感到沮丧和警惕的是中国公司正在努力向外推进市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的移动通信服务商和通信设备制造商已经大规模走向海外，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中国的发展会最终促成全球数字资本主义的多极发展吗？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见闻。2016年在卡拉奇的中国移动分公司中，我目睹了数千名本地员工正在忙碌地运营着巴基斯坦用户量最大的4G网络；2017年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四达时代分公司中，我聆听了这家北京民营企业开拓非洲市场的壮志雄心，如今它已在非洲三十多个国家开展了有线电视数据传输业务，发展用户近千万。如今，在世界各地，这样的中国传播企业不在少数。随着更多的通信运营商和设备提供商走向世界，以中国资本为依托的传播网络将对国际传播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会改变以往美国建构的信息资本主义模式，还是最终与数字资本主义的浪潮融为一体？

在当今的信息地缘政治中，一个古罗马式的单极霸权体系看来危机重重，人们谈论更多的是修昔底德意义上的霸权竞争，却往往忽视了葛兰西式的霸权概念最初并不指向国家间的权力秩序，而是直指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如今的数字网络已经渗透在军事、制造业、农业、金融、零售、物流、城市管理等所有关键的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在主要国家内部，网络化、智能化的信息传播都已经成为发展的引擎。平台经济所构筑的“生态系统”、数据资源所形成的集聚效应、人工智能所预期的科技革命，一方面让大型互联网企业成为经济政策的焦点，掌握了大量的公共权力；另一方面却加强了劳动力驱逐，深化了贫富差距，制造了文化隔膜，在这个意义上，对信息帝国主义的超越，应该同时指向对信息资本主义的超越！

席勒教授在北京大学的讲座能够成行并获得成功，得益于多位朋友的帮助和贡献：首先要感谢赵月枝教授的提议、引荐和沟通，她还作为特约评论嘉宾出席了多场讲座。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的韩笑老师是“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负责人，他对学术价值的准确判断和不辞辛苦的工作保证了讲座活动的顺利开展。吴靖教授、史安斌教授、冉继军教授也作为评议嘉宾出席了讲座，并带来了众多精彩观点。还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多位研究生同学：翟秀凤、王琪、方晓恬、贾宸琰、季佳歆和刘烨，他们参与了席勒教授访华过程的接待和组织，付出了很多辛苦，也收获了宝贵的知识。

王维佳
2017年12月
于北京

[1] 参见佩里·安德森：《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李岩译，金城出版社2017年版。

[2] 参见丹·席勒：《数字化衰退：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吴畅畅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