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飘摇：契丹人面临的中唐（762—827年）乱局

盛唐发轫于太宗的贞观之治，历经高宗的永徽之治、武周专制、玄宗前期的开元之治，到8世纪上半叶，唐朝的文治武功、军事实力、世界影响、国民财富等都达到了之前朝代所无可企及的高度，是名副其实的盛世。

然而，物极必反、乐极生悲，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当事物发展到近乎极致、近乎完美的时候，一定有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可能。“人无千般好，花无百日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极端美好的背后，往往掩盖了许多不易察觉而又一触即发的矛盾。

唐朝也不能免俗。自高宗以后，唐朝对边地的控制就逐渐松懈，更多的精力专注于以“武周代唐”等内部事务。隋朝以来，北方的主要威胁——突厥，虽然已经没有大规模犯唐的能力，但是来自西南吐蕃人向北、向西的扩张，极大地牵扯了唐朝廷的精力。吐蕃对自汉朝以来就是中国西域疆土生命线的河西走廊不断发起攻击，同时还翻越了巨大的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直接威胁唐朝的中亚藩属城邦国和克什米尔、阿富汗北部等藩属区。

从两河流域东来的阿拉伯帝国军队，则不断对费尔干那盆地、伊塞克湖谷地、葱岭西部高原等唐朝领土和羁縻（都护）府、州采取征服行动。阿拉伯、吐蕃两支新兴力量，尽管宗教信仰、征服目标完全不同，甚至在相遇时还发生过剧烈冲突，但客观上都给唐朝造成了巨大压力。

为加强对边地的管理，唐玄宗在开元十年（751年）设立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驻守管理，这次重大变革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节度使（经略使）代表朝廷管理数个州的民户、税赋、土地、军政等事务。但节度使称霸一方，日久天长，尾大不掉，反成唐朝由盛而衰的重要原因。

天宝年以后，唐玄宗只顾享乐，歌舞升平，纳杨玉环为贵妃后，重用奸相杨国忠、李林甫，朝政败坏至无以复加的地步。玄宗好大喜功，希望利用强大国力与少数民族在军事上见高下，满足自己与太宗“比肩”的虚荣心，因而不断弱化行政管理、民族政策的功能，偏重于增强军事活动。玄宗还改革了兵制，由府兵制改为募兵制，加上设置权力巨大的兵镇，使得节度使集军政、民政权力于一身，中央政府又腐败不堪，可谓后患无穷。

8世纪中叶，在大战中无往不胜的唐朝多民族联军，因为一个节度使的大意和一支少数民族军队的临阵叛变而惨败，成为唐朝衰落多米诺骨牌的第一个倒下者。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在与吐蕃军队争锋中屡屡大胜的唐安西四镇都护府节度使（都护）高仙芝，因为居功自傲和民族政策严重失当，导致本来对唐朝顶礼膜拜的部分属邦和民族心生怨恨，在与当地人共同反击阿拉伯军队的“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塔拉斯市附近）之战”中，配属的葛逻禄民族军队突然倒戈，致使唐军大败。此役后，唐朝失去了中亚和南亚北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羁縻府、州，而且声威退缩至也列河（今伊犁河），安西四镇久经沙场历练的野战军从此一蹶不振，唐朝在中亚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也一去不复返。

吐蕃人随后迅速填补了唐朝在西域东部的权力真空，但不久又被北方崛起的回纥汗国击败。好在当时回纥人一直忠诚于唐廷，才保证了唐朝西部边陲没有再度萎缩。

遗憾的是，高仙芝的惨败虽可以补救，但是接踵而来的“安史之乱”，不仅彻底摧毁了唐玄宗恢复中亚疆域的理想，而且直接导致了他本人的黯然退位。

就在高仙芝率领唐朝安西都护府野战大军，在中亚和帕米尔驰骋的时候，契丹人在东方挑起事端。唐玄宗天宝四年（745年），回纥骨力裴罗可汗灭突厥建立回纥汗国，依附突厥的契丹遣使降唐。这一次，朝廷希望再次用传统的和亲方式笼络契丹人，便以静乐公主下嫁契丹首领。但是安禄山从中作梗，滥杀契丹和库莫奚无辜百姓，激化了朝廷与契丹、库莫奚的矛盾，公主被杀害了。在中国历史上，能和中原朝廷和亲，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被视为一种巨大的恩宠，因此拒绝和亲已经非常罕见，而杀害无辜且高贵的公主（尽管许多并非皇帝骨肉，但最起码也是宗室女子）更是不可思议。

在那个通信、交通极不发达的年代，玄宗设立的十个节度使（经略使）的一面之词就成了皇帝的信息来源。因公主被杀而勃然大怒的朝廷，立即命安禄山亲率军队对契丹进行讨伐。就在怛逻斯之战同一年（751年），唐军深入契丹腹地，结果在林中中了埋伏，唐军大败。

安禄山本来就是靠着欺凌契丹人邀功请赏起家的，他早先不过是幽州刺史手下一员偏将，看到契丹形势平稳，担心自己无法获得军功和爵禄，于是极尽破坏契丹与唐朝团结之能事，一边滥杀契丹百姓，以此向上冒功并加官晋爵、领取厚赏，一边向上级虚构契丹人的“劣迹”，挑唆民族关系，使得契丹人与朝廷反目，转而投靠回纥汗国。而安禄山却通过这种卑劣的方式，加上结交权臣奸相和玄宗宠幸的杨贵妃，很快成为掌管范阳、平卢、河东三个方镇、拥兵二十万的大军阀。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初，为了消除北患，安禄山精心准备后，派大军对契丹发动攻击并大获全胜。当年冬季，安禄山以奉诏讨伐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

契丹人只能继续投奔北方的回纥和东边的靺鞨。但是，在数世纪的民族融合中，居住在营州、幽州和河北北部的契丹人、库莫奚人已基本完全汉化，光安禄山的方镇行政机构及其反叛大军中，就有为数众多的契丹籍官员和士兵。因为契丹人擅骑射，所以安禄山在起兵前一年（754年），一次提升2500名契丹人、库莫奚人任将军和中郎将。成德（又名镇冀或恒冀，住所在今中国河北省正定县）方镇拥有汉人近400万，但曾有近40年时间，先后由一个库莫奚家族和一个契丹家族担任节度使；管理今河北省南部、山东省北部的魏博（住所在今中国河北省大名县）方镇节度使，则有数年时间由一位库莫奚籍节度使管辖。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唐朝大军中，契丹人、库莫奚人的身影随处可见，这不仅因为唐朝本身就是多民族帝国，军队是由多民族组成的，更说明契丹与各民族融合的深度。不仅如此，为平定安史之乱立下卓越功勋、稳住了唐朝颓势、结束百姓民不聊生状态的著名将领之一的李光弼，就是出身营州的传统契丹人家族。

契丹人经过唐朝的几次重大打击，不得不依附于回纥汗国，既没有能力在朝廷于中亚失利后趁火打劫，更不可能与近在咫尺的安禄山为敌，他们忙于处理第一次部落联盟结束后内部政局不稳的局面。但是，契丹也不能抗拒中原的诱惑，他们就像一个发育中的孩童，每一次出现都出乎意料，每一次与中原交往都有崭新的收获。于是，他们依然沿着祖先的足迹，沿着大唐官道，一次次前往朝廷朝贡，仅8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契丹人派往长安的朝贡使团就多达几十个，近一千人次。

对于这个小民族的来使，唐朝皇室坚持着中国自古以来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民族关系处理原则，每每薄贡厚馈、殷勤款待，令契丹人与中原王朝的心更近了。不过有所不同的是，朝廷已经不再给予其首领赐姓、和亲、加官、封爵等形式的赏赐了。因为一来契丹已是唐朝友好藩属回纥汗国的属部，二来契丹历来的时平时叛让朝廷心有余悸。

总的说来，契丹人在唐中期的战略环境，相对而言有利于其恢复和发展，比如唐朝在处理西部边陲的危机时，则完全没考虑契丹族。契丹当时毕竟是小族，还不足以引起大患。但是微观环境难尽如人意，主要是安禄山军阀体系对契丹横征暴敛，发展前期将契丹人作为工具，任意处置；在成为节度使后，又毫不留情地对契丹人进行逐杀。

好在安禄山没有把契丹人放在眼里，他的宏伟目标是灭亡唐朝的统治，自己做中原的帝王，于是其主力部队纷纷杀向中原。再者，由于安史之乱不符合广大人民求太平生活的根本愿望，因而在各族人民团结努力下，经过七年零两个月，唐朝终于平定了安史之乱。契丹人在此间的双方军队对垒中，培训、锻炼了大量的本民族军事和民政干部。

安史之乱虽然被平息了，但是唐帝国付出的代价是惨痛且无法弥补的，中央政权的衰微，导致不得不依托方镇和民族军队，依靠后者就不得不下放更多的权力。于是方镇日益成为“国中之国”，而中央政府渐形同虚设，在方镇内，节度使的权力之大完全是“小皇帝”。战乱不仅使唐朝收复中亚疆域的雄心成为泡影，而且为平叛不得不从西北、西南本已实力大损的军队中抽调至内地“勤王”，导致边陲兵备空虚，并且形成恶性循环。结果就是安西四镇和河西走廊尽入吐蕃之手，唐朝对边陲各民族的管控也从此基本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