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状况综述

（一）关于通才教育或通识教育研究

关于通才教育的研究，从教育学角度出发的较为多见。这些研究或以国别、地区为研究范围，或选择特定大学为研究个案，或作综合性论述。以国别及地区通才教育为研究范围的论著包括美国著名教育家赫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陈锡恩的《美国大学课程的改造》，杨颉的《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研究——日本通识教育的历史与模式》、黄俊杰的《大学通识教育探索——中国台湾经验》等。⁽²⁵⁾赫钦斯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中所存在的专门化、职业化问题，提出了教育的目的是增进人类思维的观点，认为大学所要解决的是思辨的问题。陈锡恩论述了20世纪20、30年代美国大学针对训练专家与训练公民不能兼顾的问题，在组织、课程和教学法上所进行的各种改革。杨颉论述了战后50年间日本大学通识教育的实施进程，并考察了国家政策、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以及教育制度对通识教育的影响。黄俊杰论述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台湾地区大学通识教育实施进程，并就通识教育的理念以及大学与产业界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这些研究主要从国家或地区层面来对通才教育的理论和实施进程进行探讨和论述，揭示了宏观层面不同国家或地区通才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不同状况。

以大学为个案展开的研究包括黎学平的《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发展研究》（涉及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朱燕飞的《麻省理工学院通识教育研究》，王海燕的《芝加哥大学通识教育研究》，李蕾的《普林斯顿大学通识教育研究》，陈向明等的《大学通识教育模式的探索：以北京大学元培计划为例》，李曼丽、林小英的《后工业时代的通识教育实践——以北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为例》等。⁽²⁶⁾这些研究主要以某一所或两所大学为例，就其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施进程进行探讨和论述，有些研究如陈著和李著，还论述了通识教育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揭示了微观层面不同大学通识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不同面相。

涉及通识教育综合性讨论的有李曼丽的《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张寿松的《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论稿》等。⁽²⁷⁾李曼丽对通识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状分别进行了阐述与讨论。张寿松对通识教育课程的类型、理念、目标、内容与实施等方面进行梳理和总结。另外从教育学某一角度研究通才教育或通识教育的论文为数众多，约有千余篇。这些研究比较注重理论阐述和制度分析，尤其注重对课程设置的分析，主要不足在于没有为通才教育所涉及的最重要对象——人（包括教师和学生）留下言说空间，滤去了研究对象的丰富信息。

从历史学角度研究通识教育的著作稍有欠缺，主要有李曼丽的《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及陈向明等的《大学通识教育模式的探索：以北京大学元培计划为例》，两著都是以少量篇幅对中国通才教育的历史作了概述性的回顾。⁽²⁸⁾另外，张雪蓉的《以美国模式为趋向：中国大学变革研究（1915—1927）——国立东南大学为个案》从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的角度提及了东南大学的通才教育。⁽²⁹⁾在这些研究中，历史学角度的通才教育并非其研究的重点，一般只是背景式的概述或简略叙述，尤其对于人格培养方面更是惜墨如金。

（二）关于清华大学通才教育的研究

关于清华大学通才教育，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至今尚未得见。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物的通才教育思想，其中对梅贻琦的研究为数较多，如黄延复的《梅贻琦与清华大学》《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吴洪成的《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苏云峰的《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等，都对梅贻琦的通才教育思想进行了阐述。⁽³⁰⁾另外，探讨梅贻琦通才教育思想的论文约有10余篇。智效民的《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则以梅贻琦、冯友兰、潘光旦三者的言论为材料，来阐述清华大学的通才教育。⁽³¹⁾

已有的研究还有一部分以学系为中心进行探讨，主要有孙宏云的《中国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对清华政治学系的通才教育课程设置略有提及；⁽³²⁾朱潇潇的《专科化时代的通才之辨——1920—1940年代史学转型中的张荫麟》对清华历史学系学术上的中西会通取向做了分析；⁽³³⁾肖玮萍的《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研究》对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模式、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课外活动、师资队伍等方面进行了论述。⁽³⁴⁾

此外，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写的《清华大学校史稿》及苏云峰的《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在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方面提及清华大学的通才教育。⁽³⁵⁾美国学者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提及西南联大的通才教育问题。⁽³⁶⁾徐葆耕的《释古与清华学派》以论文集的形式，阐述了清华学术取向上的古今、中西及文理会通。⁽³⁷⁾以上研究为本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总体上来说，这些研究戓者因通才教育并非其研究的重点，或者因体裁所限，均未进行深入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