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与水文:秋水堂自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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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国的文学生产

我们对蜀国文化生态的了解大多来自《三国志·蜀志》。史学家陈寿是蜀人,他尽其所能展示蜀国最佳的一面。在十位学士的合传中,陈寿列入了许慈和胡潜。许、胡二人经常因为仪礼问题争吵甚至互殴,这在当时就已成为笑柄。西晋史学家孙盛(约302―373)评论道:“蜀少人士,故慈、潜等并见载述。”[12]

“蜀少人士”之叹在其他地方也能看到。东晋史学家习凿齿(?―384)批评诸葛亮杀马谡(190―228):“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将以成业,不亦难乎?” [13]诸葛亮听说他素来敬仰的徐庶(?―约230)和石涛在魏担任不甚重要的职位,曾感叹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14]

当时蜀国之地盘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四川,人民各族杂居,如果作为一个州省来说它做得相当不错,但与魏、吴相比,蜀毋庸置疑地被地域的狭小与各方面资源的缺乏所限制,面对强大敌人的进攻而自保不睱,这不能说没有影响到蜀国对各种文化事业的注重。蜀地文学曾经有过繁荣:汉朝两位出色的辞赋家司马相如与扬雄都是蜀人。文学兴盛的局面到了东汉似乎有所减弱,但正如法墨所言,当时也绝不是没有学术与思想活动。[15]很多蜀地学者为儒家经典撰写注疏、创作哲学论著,学问渊博的学者谯周(约200―270)还曾写过有关上古史的论述。但如果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蜀国的文学创作即诗赋,情况就没有学术方面那么乐观了。

查看《隋书 · 经籍志》集部,我们只看到诸葛亮、郤正(?―278)、许靖、夏侯霸(约180―约250)四位蜀国作家,他们的别集现在都已佚失。[16]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位作家都是北方人,而不是蜀国本地人。

诸葛亮是琅琊(今山东)宦族的后裔。郤正的祖父郤俭曾任益州刺史,在东汉末年的动乱中为叛军所杀,郤正的父亲留在蜀地,因此郤正在蜀出生。许靖是汝南(今河南)显赫家族之后代。夏侯霸则是一个与曹氏有姻亲关系的魏国将军,在249年司马氏政变杀害辅政将军曹爽之后,归降于蜀。

我们不知道许靖、夏侯二人的别集内容,但诸葛亮的文章似乎主要是政治或军事等方面实用性很强的公文。诸葛亮文集为陈寿亲自编纂,274年呈给皇帝。陈寿上呈文集的奏疏今天还在,奏疏后附有文集各卷目录。各卷题目体例不一,有些是根据文类与内容而编,如《兵要》、《与孙权书》等,有些则以重要事件为题,如《南征》、《北出》等。值得一提的是,时人认为诸葛亮的文章缺少文采,陈寿在奏章中为之辩护:

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17]

陈寿认为诸葛亮的文章因其“公诚之心”而应得到珍惜与重视。诸葛亮的一篇奏表后来被选入《文选》,也就是著名的《出师表》。但陈寿的辩护词却提醒我们,诸葛亮在当时并不以文采著称。文学品味与评判的标准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迁。

同为北人的郤正,是上述四人中唯一一位对“文章”(或者说美文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感到强烈兴趣的人。蜀国书籍难得:学士许慈、胡潜不肯通借书籍;李权曾试图向秦宓借《战国策》,秦宓却以《战国策》不是李权应该读的书为由而拒绝。[18]据史传记载,郤正热衷于搜寻“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班[固]、傅[毅]、张[衡]、蔡[邕]之俦遗文篇赋”。他自己据说著有 “诗赋论约百篇”,其《三国志》本传收入了一篇设主客问答的《释讥》文,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作品传世。[19]

我们现在只看得到一首诗相传是蜀地本土人士秦宓所作,那就是一千多年后才首次出现在传世文献里的五言诗《远游》,文本来源很不可靠。[20]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说:蜀国文学罕有流传,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蜀地美文创作贫乏的结果。但如果检视一下吴的情况,这种想法就不能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