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魏晋：中国文学思想的发展期

第一节　曹丕、曹植

曹丕（187—226），字子桓，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之子。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217）立为魏太子。二十五年（220）曹操卒，袭位为魏王、丞相，同年代汉自立。在位七年，谥文帝。曹丕爱好文学，所写的乐府诗形式多样，《燕歌行》二首在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建安后期，曹丕、曹植兄弟与陈琳、王粲等人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按席”，“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¹⁾。后人辑有《魏文帝集》。他的爱好与创作，促进了建安文坛的繁荣。文学观念主要见于《典论·论文》以及一些书信之中。

《典论》是曹丕精心结撰之作，据《三国志·魏志·文帝传》裴松之注引胡冲《吴历》云：“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²⁾《魏志》载：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曾“以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及太学，可见曹丕对这部书的珍视。但全书已佚，现存的完整篇章仅其中的《论文》与《自叙》。

《典论·论文》虽然篇幅不足千字，但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此前虽然也有文学专论，但都是对具体作品或文体的论述，如《诗大序》《离骚序》《楚辞章句序》，等等。《典论·论文》则是一篇综论文学价值、特征以及不同的文体、作家的论文，具有重要的影响。

首先，文学的价值：“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从尚用的角度论述了文学的价值和作用，他将文章（曹丕所说的文章指诗赋、散文等）与事功等同，将文学的作用和意义提到了前人从未企及的高度。就整个社会和国家而言，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就个人的人生价值而言：“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³⁾曹丕在《与王朗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⁴⁾值得注意的是，在儒家文献被奉为经典的时代，尊经论学，以实现人生价值是古代儒士们常见的人生进路，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生利益之争，文学常常不被人们重视。但曹丕则不然，他将诗赋与自己所撰的《典论》并提，都是可以“全其寿”的因素。曹丕将最切己的人生寿夭乃至何以“不朽”的方法与文学实践结合起来，足见曹丕对文学价值的认同之高。作为一国之君的曹丕，他的认识对于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自不待言。

其次，文学的特质之一：“文以气为主”。在《典论·论文》中，曹丕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论断，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⁵⁾“气”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范畴，如《管子·心术下》云：“气者，身之充也。”⁽⁶⁾《孟子》也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⁷⁾《荀子·修身》则提出了“治气养心”说：“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⁸⁾荀子将气与人的性情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说明性情与气具有内在联系。汉魏时期元气论盛行，元气是一种本体性范畴。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曹丕将气运用于文学理论之中。曹丕所论的文中之气具有什么涵义呢？此之气与人，亦即作者有关，这从其“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中得到了证明。他在《典论·论文》中另有两处论及“气”：“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⁹⁾这两处论气都是指人所秉有的气。虽然“齐气”是指齐地民风所具的舒缓之气，但也是通过作家徐干体现出来的。除此，在《又与吴质书》中，曹丕还说过：“公干（刘祯）有逸气，但未遒耳。”⁽¹⁰⁾是指刘祯体现出的性情与风格。由此可见，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主要是指受作者性情影响的体现于作品中的整体风格。气之清浊，是指作家才性的不同类型，“清”大约是指俊逸超迈的才性，“浊”似指凝重沉郁的个性。事实上，曹丕在品评作家时，也是秉守着“以气为主”的认识，分判作家不同的才性以及作品中不同的风格。如“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等等。曹丕“文以气为主”的观念深入到了文学作品本体，并将其与作家的个性特征综合起来考察，深化了对作品风格成因的认识。此前的文论在论及作家的个性情感时，强调要“发乎情，止乎礼义”。在论及作品风格时也多以社会因素进行诠释，以外在的规约来解释和限制风格的差异，即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等等。这些认识虽然具有合理的因素，但不能解释同一时期不同作家的风格差异。同时，因为“气”具有流注不拘的特性，因此，文气说实际上也冲决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束缚，并对建安文坛产生了直接影响。刘勰说建安文坛“慷慨以任气”，实乃允评。由此可见，当文学不再背负着过多的政治教化功能，而依循自身的规律发展时，文坛必然会走向缤纷多彩。

再次，文学体裁的区别：“文本同而末异。”魏晋之前的文论不涉及文体的区分和差异。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之后，陆机、挚虞、刘勰详论文体，将中国古代文论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而首论文体的当推曹丕。《典论·论文》中有这样简要的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¹¹⁾

曹丕从本末的关系，将文体分为四类八科，奏议、书论，晋以后人称其为无韵之笔；铭诔、诗赋则是有韵之文。曹丕判分文体虽然尚不十分细密，但肇始之功不可磨灭。曹丕还对不同的文体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分别以一字精要地状其特点：“雅”“理”“实”“丽”。曹丕所论颇具针对性，如铭诔是东汉以后兴起的一种文章样式，诚如宋人胡寅所说：“东汉而后，贤士大夫多由铭诔以传。国朝官至卿监，即附史立传，史之体略而直，志铭之义婉而详。”⁽¹²⁾铭诔多有虚谀之辞。据记载，蔡邕为郭泰撰碑文时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¹³⁾可见谀墓之辞是普遍现象。桓范在《世要论·铭诔》中更是痛斥了汉末公卿牧守“所在宰莅，无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为臣无忠诚之行，而有奸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罔下”。⁽¹⁴⁾但是，对这些本应加诸绳墨的罪人，门生故吏往往“合集财货，刊石纪功，称述勋德”。“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其流弊乃至于“欺曜当时，疑误后世”⁽¹⁵⁾。在此背景之下，曹丕提出“铭诔尚实”，既是文体发展的需要，也是针砭时弊之论。对于“诗赋欲丽”，明人皇甫汸在《解颐新语》中说：“《典论》诗赋欲丽，建安以前之体也；《文赋》缘情绮靡，泰始以后之体也。”⁽¹⁶⁾皇甫氏所言甚是，从《典论》到《文赋》对辞赋的不同论述，可以大致窥见辞赋的发展脉络。值得注意的是，时人尤重辞赋的讽谕劝诫功能，而曹丕则纯粹从审美的角度求“丽”，显示了其论文迥异于儒家正统的新取向。

曹丕认为，文体各具特点，作家也“鲜能备善”，又说：“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而“通才”十分罕见。曹丕所见的“今之文人”，其中卓荦者“王粲长于辞赋”，“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陈琳、阮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¹⁷⁾。“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¹⁸⁾都有一偏之胜。他所称颂的“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的七子，虽然“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¹⁹⁾，但即使这样的卓荦者，也无一是众体备善的通才。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文人秉气清浊有别的文气说的合理性。

最后，文学批评者之戒：“贵远贱今，向声背实”，“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在《典论·论文》与《与吴质书》等著述中，曹丕称扬的都是当代的文人，尤其是以建安七子为主，且都不是众体兼备的通才。据此，他对文学批评时两种不良风气提出了批评。其一，“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曹丕以及魏晋文人在品鉴作家、作品时明显有别于两汉的倾向是弱化了崇古风气。这与魏晋时期文化相对多元，子学有所复兴，经学相对弱化的思想背景有关。据史载：“自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纪纲既衰，儒道尤甚。”⁽²⁰⁾他们在阐论文学观念，评论文学历史时，往往不必宗经复古。这一时期文的自觉表现之一就是作家对自身文学价值的肯认与尊重。曹丕陶醉于与七子们游处的情形之中：“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²¹⁾他看到的是一时才隽怀文抱质，各展风华的现实情景。同时，曹丕将文学视为经国的大业，必然是当代文人经当代之国，而作为“不朽之盛事”，古圣昔贤之作已垂诸历史，不朽之业的逻辑承绪者则是代代文人不断“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的努力。克服常人“贵远贱近，向声前实”之弊，是曹丕对当时文坛发出的忠告，同时，也是文学自觉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二，“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曹丕作《典论·论文》，某种程度上是因这种文人旧习而发。他认为文人才性各有偏胜，以气论文都与矫除这一旧习有关。他还分析了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一方面，“人善于自见”，即俚语所说“家有弊帚，享之千金”，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另一方面，又“闇于自见，谓己为贤”，亦即不能看到自己的缺点，结果是“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认识到才性有别，“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审己以度人”，这样才能“免于斯累乃作论文”⁽²²⁾。这既是他的自警，也是对文学批评家提出的箴言。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之弟。封陈王，谥思，世称陈思王。曹植才思敏捷，文学成就为“三曹”之冠，是建安、曹魏时期著名的作家。后人编有《曹子建集》。

曹植的文学成就卓异，被称为“建安之杰”，其文学观既有与曹丕相通之处，亦有独得之见，在《与杨德祖书》中表现得最为集中。

首先，创作与批评互动的重要性。曹植与曹丕相似，认为人非全才，鲜有备善。他举例说：“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虚不成反为狗者也。”作者往往“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自视甚高，而看不到自己的弱点。他又说：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云：“卿何所疑难乎？文之佳丽，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²³⁾

曹植在《与吴季重书》中亦云：“夫文章之难，非独今也，古之君子，犹亦病诸。”⁽²⁴⁾因此，作品需要改进是正常的。他的态度是，“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虚心纳言。他以丁敬礼（丁廙，字敬礼）为例，说明了作家具有诚挚的态度，才能使批评者言者无忌。同时，他认为批评者的素质直接影响批评的效果，“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批评了“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曹植注重批评者的文学修养固然不无道理，但批评与创作各有自身的特点，胶执于批评家的创作成就必然会限制批评的自由。曹植此论似有偏颇，与其称颂丁敬礼之言为“达言”也有乖舛。曹植还有一些关于创作与批评关系的论述，他在《与杨祖德书》中说：

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呰五伯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刘季绪）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叹息乎！人各有所好尚，兰茝荪蕙之芳，众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²⁵⁾

如同作家“能之者偏也”一样，从批评者的角度而言，虽然也有“众人之所好”，“众人所共乐”，但对于各种文体、各种风格批评者的喜好也略有不同，因此，作家对此也需要有选择与思考的过程。同样，作者也有不同的审美情趣，创作风格，他说：“世之作者，或好烦文博采，深沈其旨者；或好离言辨白，分毫析厘者。所习不同，所务各异，言势殊也。”⁽²⁶⁾批评家也应认识到作家的特点，谨慎准确地提出批评。他自己就是这样力行的：“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敢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²⁷⁾曹植从诸方面分析了创作与批评的关系，将批评之于创作的意义论述得更加全面公允。

其次，对辞赋等文学价值的认识。与曹丕稍有不同，曹植对文学价值的认识似乎没有曹丕高，他在《与杨德祖书》中说：

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史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同好，此要之白首，岂可以今日论乎！⁽²⁸⁾

曹植要实现的人生价值首先在于“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而不仅仅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建文学之业，只是“志未果”的无奈选择。对此，鲁迅有这样的评述：“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²⁹⁾鲁迅结合曹植的经历对《与杨德祖书》进行了合乎情理的解读。当然，“辞赋小道”观念形成的确切原因仍有值得讨论的余地，这首先需要了解这封信写于何时。《与杨德祖书》中云：“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曹植生于初平二年（191），建安二十一年（216）时二十五岁，当时太子之位尚未确立，曹植深受曹操的宠爱。因此，“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既是曹植对其心腹杨修的真心表白和对其实现理想有所助益的期冀，同时，也是向曹操表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以翰墨为功绩”，而是志存高远，有经世治国理想的有为之士。总之，以辞章翰墨为胜场的曹植竟有“辞赋小道”一说，似含有复杂的政治因素，这从曹植的文学实践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当其“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而难遂时，还是“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薤露行》）。文学是伴其一生的事业。因此，了解曹植的文学观，尚需结合其生平、创作实践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如，在《与杨德祖书》中，曹植从观政的角度，肯定了民间文学的价值，云：“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曹氏父子正是从乐府诗中获取了丰富的营养，为建安文坛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最后，“洋洋皓皓”，“雅好慷慨”的审美理想。曹植的诗文既有风骨又是藻彩，受到了历代学者的推崇。他主张作品要“文义相扶”（《答明帝诏表》），质文相洽，体现时代精神。曹植曾选编自己的作品为《前录》，在其序文中云：

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泛乎洋洋，光乎，与《雅》《颂》争流可也。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³⁰⁾

曹植认为，好的作品当具有如高山般的庄严，云彩般郁勃的气象。内容如秋蓬般素朴纯粹，辞采如春葩般绚丽多姿。气象宏大，洁白明亮。其审美理想在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曹植自谓“雅好慷慨”。这既是曹植个人的审美取向，也是建安文坛的时代特征。其后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论建安文学时即引此为特质，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³¹⁾此之“慷慨”，即曹植所昭示的俨若高山的风骨，“泛乎洋洋，光乎皓皓”的气象。明人胡应麟称赞曹植的诗歌“词藻宏富，而气骨苍然”⁽³²⁾，即指其作品中体现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审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