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诗言志”与“季札观乐”

《诗经》《尚书》《国语》《左传》等上古文献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学观念。其中《诗经》中有较多关于诗歌抒情言志功能的叙述。如《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⁵⁾《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⁶⁾《小雅·白华》：“啸歌伤怀，念彼硕人。”⁽⁷⁾《诗经》中的这些作品，不但以诗歌来抒写自己的情感以及对人生、社会的态度，而且还直接叙述了诗歌的功能与作用。其中既有一己或忧或喜的情感，也有对社会的感触。同时，还有对诗歌风格自身的描述和赞叹。如《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⁸⁾再如《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⁹⁾

被朱自清称为中国诗论“开山的纲领”⁽¹⁰⁾的“诗言志”，则见载于《今文尚书·尧典》：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¹¹⁾

一般认为，《尧典》是由周代史官根据传闻编著，且经春秋战国时人的补订而成。古代诗乐相联，舜命夔以诗乐教其子，以养其良好的性情。该书简明地述及了诗歌乐曲的特征，从舜的叙述来看，“诗”最为重要，乃诗歌乐曲的根本，具有言志的功能。而“歌”“声”“律”则是诗的徐徐咏唱，或调和歌声。何谓“志”？朱自清先生指出，“志”已经指“怀抱”了。⁽¹²⁾孔颖达训释《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的“六志”时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¹³⁾孔颖达的疏解在先秦作品中也得到了印证，庄忌《哀时命》中说：“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属诗。”⁽¹⁴⁾可见，“志”与“情”具有互文的作用，“缘情”与“言志”具有一体的性质。从《尧典》虞舜所言来看，诗乐是一体的，“永言”“依永”之声律，也具有一己的特征，带有明显的“情”的烙印。这在《诗经》尤其是《国风》中也得到了印证。诚如朱熹所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¹⁵⁾除《尧典》之外，先秦文献中还有一些类似的记载，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文子告叔向说“诗以言志”⁽¹⁶⁾，《庄子·天下》篇亦云“诗以道志”⁽¹⁷⁾，等等。

随着诗歌数量的增多，诗歌所言之志也具有了丰富的内容。这样，原本体现一己之志的诗，亦可以为他人所利用，借诗以明志。引他人之诗以明志的方法，使得诗歌增加了更多的社会功能，乃至于成为诸侯国贵族、卿大夫之间交际的工具。赋诗交流，成了身份的象征、喻志的手段。《国语》《左传》等文献中屡有这样的记载，《汉书·艺文志》则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¹⁸⁾诗歌的这一功能虽然其后有所弱化，但称《诗》、引《诗》以喻志说理，还是被广泛地沿用了。如宋明理学家论说天道人性，也往往引《诗》以言，一句“於穆不已”成了理学家们讨论生生不息之意的经典表述。这一方面与《诗经》被列为儒家经典有关，同时也因为诗歌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特殊的地位。其实，这也是“诗言志”在非诗领域的延展，经典诗歌为言说者提供了明志、喻志的方便途径。这里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问题：诗歌的作者与情境都不同，且引述者往往仅摘取片段，借诗喻志往往与原作悖离甚远。春秋时期人们并不讳言这样的差异。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中，卢蒲癸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¹⁹⁾《左传》等文献中亦屡有这样的记载。尽管如此，这种引诗喻志的传统扩大了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提高了诗歌这一文学样式的地位。同时，也深化了人们对诗歌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作为“诗言志”的一种别样表现，是《诗经》对中国文化史产生影响的独特方式之一，应得到文学思想史的适当关注。

诗歌是作者言志的方法，接受者则可以通过诗歌了解作者的情感和意愿，为政者可以借诗了解民情。这样，诗歌原本的抒情言志功能，成了为政者了解民情，以便治政的有效手段。据《礼制·王制》记载：“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²⁰⁾《汉书·艺文志》云：“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²¹⁾而据《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这种持木铎采诗的传统远古即已形成：

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暱以相辅佐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道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²²⁾

“史为书，瞽为诗”，“诗”与“书”并提，目的都在于“补察其政”。采辑与编著诗歌的目的不在于文学，而在于有助于治世。这对于提升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关于借诗歌以见民风在历史文献中得到了印证，《左传》中季札观乐的记载可见其梗概。季札在观乐时做出的诸多评说，对儒家文艺思想具有一定的先导之功。

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公子季札奉吴王“通嗣君”之命，历聘中原诸国。季札在鲁国观乐时充分论及了诗乐的中和之美，如他称《周南》《召南》“勤而不怨”，《邶》《庸》《卫》“忧而不困”，《豳》“乐而不淫”，《魏》“大而婉，险而易行”，《小雅》“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大雅》“曲而有直体”。对《颂》的评价更为全面具体，其中既有关于情感表达的“度”的含义，如“忧而不困”，“乐而不淫”，“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等；亦有艺术手法的适中，如“曲而有直体”等；更多的则是态度、性情的中节和美，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等等⁽²³⁾。这对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孜求中和的审美理想和“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具有显著的影响。

季札在观乐时已论及了诗乐的知政功能。如观二《南》时曰：“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观《邶》《鄘》《卫》时曰：“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观《王》时曰：“其周之东乎？”观《郑》曰：“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观《齐》曰：“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观《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观《魏》曰：“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观《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观《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观《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观《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²⁴⁾可见，季札的文艺观是致用的文艺观。通过诗乐以见政德厚薄、风俗兴衰，这是季札观乐的主要目的。诚如刘勰所云：“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精之至也。”⁽²⁵⁾同时，儒家诗学尤重诗歌的社会功能，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中的“观”，郑玄解释为“观风俗之盛衰”，朱熹释之为“考见得失。”⁽²⁶⁾季札观乐而知政，实开孔子诗可以观的先河。

季札观乐，对后人论《诗经》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如《毛诗序》所谓：“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²⁷⁾这与季札观乐时所发出的关乎兴废的认识是一致的。《毛诗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²⁸⁾这显然是从季札闻《周南》《召南》所叹“美哉！始基之矣”⁽²⁹⁾而来。而《毛诗·江有汜》的序文云：“《江有汜》，美媵也。勤而无怨，嫡能悔过也。”⁽³⁰⁾显然是从季札闻《二南》而叹“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³¹⁾得到启示。同样，《毛诗·淇奥》序文云：“《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³²⁾也是得季札所谓“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³³⁾之意而发。可见，季札观乐堪称后世《诗》学的滥觞，影响了中国古代诗学的发展史。虽然孔子是儒家的至圣先师，但是儒家的文艺思想因子在季札观乐中得到了显现，季札在儒家文艺思想史上的作用理应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