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中国创新时代背景

1.1 当下中国创新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情况

历史背景

中国处于被遗忘的历史背景中

据经济史学家研究，13—19世纪，中国经济处于人均水平无显著提高的状态，尽管中国在经济总量上位居全球第一。

但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与印度同时错失整个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人均GDP也持续下降。根据熊彼特的观点，正是由于缺乏创新，经济发展才呈现出下降的势头。

10—13世纪的宋朝是中国封建时代科技发展最快的时期，思想受束缚因素较少。宋朝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教育与科技创新最繁荣的时代，当时中国的GDP位居世界第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有着包容的社会氛围，为近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科技强国，法国紧随其后，进入科技强国之列。19世纪中期，技术创新依赖科技理论知识，科学与技术互相促进，德国、美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也进入世界科技强国行列。

20世纪以来，科学理论和技术创新加速发展，形成了科技产业制度之间创新的互动发展机制，以及世界科技强国新格局，带动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今，是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变革，科技爆发的全新时期，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

对比中国与欧洲的人均GDP，中国在改革开放前近2 000年的时间里，人均GDP只是略有增加——经济增长水平勉强超过人口增长水平。

1840年以后，中国的人均GDP水平继续下降，主要是因为创新不足。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他把经济分为“增长”与“发展”两种情况。如果是由人口和资本增长带动的经济增长，则不能称作发展。“因为它没有在质上产生新的现象，而只有同一种适应的过程，像在自然数据中的变化一样。”“我们所指的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同我们在循环流转或走向均衡的趋势中可能观察到的完全不同。它是流转渠道中自发和间断的变化，是对均衡的干扰，它永远在改变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我们的发展理论只不过是对这种现象和伴随它的过程的论述。”所以，“我们所说的发展，是指执行新的组合。”这就是说，发展是经济循环流转过程的中断，也就是实现了的创新，创新是发展的本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历史积累、自然灾害等原因，在建国初期和1966—1976年出现了经济倒退的现象。1985—2015年的30年间，中国GDP的年均增速达到了9.4%，其中，1992—1994年的GDP年均增速超过了13%。但2015年，中国GDP增速下滑至6.9%，不及年初设定的目标7%，是自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17年，中国GDP增速为6.9%，2018年的GDP增速为6.6%，2019年的GDP增速回落至6.1%。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期渐渐进入平稳发展期，未来几年内仍可能继续面临下行的压力。

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显示，世界前五大经济体分别为：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英国。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速在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中仍处于首位。2019年，德国GDP实际增长了0.6%，为34359.90亿欧元。

2000年，美国的GDP突破10万亿美元后，增速维持在2%~3%；2014年，中国的GDP突破10万亿美元后，GDP增速仍处于中高速增长水平。

最近几年，中国、印度、蒙古与越南的经济增速领跑全球。

印度GDP在2014—2018年创下了平均7.7%的增长神话，更在2018年第二季度达到了创纪录的8.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已经相继认可，印度在2017年的GDP总量超越法国，印度已成功晋级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越南近几年的进步迅猛，2019年的GDP增速甚至达到了7.02%。

中国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改革开放已超过40年，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当下中国的生产力依旧未达到现代化国家的水平，人均GDP水平还低于发达国家。

截至2020年3月18日，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数为75亿8 520万人。中国排名世界第一；印度排名世界第二，人口数量达到13亿5 405万人。人口总数排名世界第三至第十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孟加拉国、俄罗斯、墨西哥。其中，中国与印度人口总数相加约占全球人口总量的36%。

仅从恩格尔系数上看，中国在数值上已经进入富裕国家行列。2019年，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2%，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为27.6%，农村为30.3%。实际上，中国的低恩格尔系数与发达国家的低恩格尔系数完全不同。中国市场上的食品价格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农村存在食品自给自足的状况。

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虽仍在不断上升，但距离高收入、低恩格尔系数的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有较大的差距。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排名世界第68位，为9 769美元。排名第一的卢森堡的人均GDP几乎是中国的10倍。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保持上涨态势，按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0 276美元，仍然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在基础设施人均资本存量上，中国只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20%~30%。中国在交通、能源、通信等方面的密度和人均水平仍然偏低，公路密度约是世界均值的70%，铁路密度约是世界均值的60%，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仅高于巴西、俄罗斯。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经济类基建质量得分为77.9（百分制），在141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8位，低于日本（93.2分，第5名）、美国（87.9分，第13名）等发达国家。

2019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60.6%，比上年提高1.02%，城镇化率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2018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8.3137亿人，城镇化率为59.58%，2019年，城市人口略有增长。

1949—1978年，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0.64%增加到17.92%，平均每年提高不到0.3%。改革开放的40多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快速增长，成为中国发展的一大奇迹。

1978—2019年，全国人口数量增长了1.45倍，而城市人口数量增长了4.91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数量的比重由17.9%增加到60.6%，平均每年提高1.06个百分点。

除南部非洲外，大部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人口比重已经超过了70%（发达国家甚至超过了80%），而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人口比重还不到60%，南部非洲和南亚地区的城市人口比重甚至低于40%。

城镇化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格局，使中国的重化工业、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等行业飞速发展。目前，中国60.6%的城镇化率稍高于54.8%的世界平均水平，但明显低于高收入经济体81.5%和中高收入经济体65.5%的水平。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的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57个，这种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

同时，城镇化进程过快也导致了一系列不协调的问题，比如有些人口数量多的城市，城镇化水平却不高。按人口数量排序，中国内地人口数量最多的16个城市依次为：重庆、上海、北京、成都、天津、广州、深圳、石家庄、武汉、哈尔滨、苏州、临沂、保定、郑州、邯郸、潍坊。统计显示，中国人口超过800万的30个城市中，除4个直辖市外，其余26个城市都位于华北平原、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但周口、南阳和邯郸都属于经济欠发达、人口净流出的区域，这些城市的户籍人口均超过了1 000万。这是因为地级市下辖了大量的县和县级市。

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6以上，人均GDP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镇化水平不高且发展不协调，中国仍旧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经济向前发展存在痛点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大进步。1952—2018年，中国人均GDP从119元提高到64 600元，实际增长约543倍。2019年，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0 000美元，但仍低于2018年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居民人均收入水平（11 100.88美元）。2018年，瑞士的人均收入达到了83 580美元，位居世界第一，挪威、卢森堡、美国、卡塔尔、丹麦、爱尔兰、新加坡、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均排在前列。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使用外资第二大国、对外投资第二大国，但中国GDP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的阶段。换挡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许多困难。

“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新兴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会面临的难题之一。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开发、科学技术落后、贫富差距悬殊等方面。如果一个达到中低收入标准的国家超过28年未达到中高收入标准，即可认为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达到中高收入标准的国家在14年之内还未达到高收入标准，则可认为其落入中高收入陷阱。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8年，中国人均GDP约为3 471美元，已正式成为中高等收入国家；201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9 769美元。如果2021年前，中国人均GDP无法跨过10 064美元的门槛，则可认为中国落入中高收入陷阱。2019年，中国人均GDP终于突破10 000美元，中国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2000年左右，俄罗斯、巴西、墨西哥等国的人均GDP开始高速增长，在10年左右的时间翻了三四倍，在2008—2010年，人均GDP纷纷达到10 000美元；然而，接下来的近10年时间，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却再没有大的波动。

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屈指可数，中国处在关键时刻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几个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

1950年至今，新出现的52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已有35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这35个国家中，有13个拉美国家，11个中东、北非国家，6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3个亚洲国家，2个欧洲国家。其中，一些国家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相当长的时间，如秘鲁、哥伦比亚和南非已在“中等收入陷阱”受困长达60年，委内瑞拉在“中高收入陷阱”中受困也已超过60年。

国际上公认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而就规模较大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日本的人均GDP在1972年时接近3 000美元，到1984年时突破1万美元；韩国的人均GDP在1987年时超过3 000美元，1995年时达到了11 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迈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全国人口数量为1.2亿，韩国仅为4 500万。中国的总人口数量多，与日本、韩国相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更大。

在52个新兴国家中，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并且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无法长期依赖自然资源和人口资源投入获得产出。日本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新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国际权威研究机构汤森路透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企业前100排名，日本上榜企业为40家，数量超过美国（35家），居全球第一。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实现了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升级，完成了由“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再到“文化立国”的转变。

中国经济增长期望被外界不断“下调”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人均GDP超过约12 616美元就属于高收入国家。在全球近200个经济体中，人均GDP超过10 000美元的是少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2019年GDP增速为6.1%，预计2020年GDP增速有一定压力。

在不断下调的经济发展预期之下，未来5年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时刻。

经济高速增长面临边际效应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工业带动经济的发展，有较为明显的投资拉动特征。1978—2015年，GDP年均增长9.65%。从生产要素投入贡献的角度分析，1978—2015年，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年均增长11.5%，实际资本存量年均增长11.7%；就业人数从46 299万（调整后劳动力数据）增加到77 451万，年均增长1.4%，表现出生产要素投入快速增长的特征。测算显示，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67%，劳动力总量增长的贡献率为8.71%，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42.62%。

虽然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70%以上依赖全要素生产率仍有较大差距，但依然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

2019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24.08万亿元，与2018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8.39万亿元）相比略有上升。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33 089.22亿元，专项债务限额107 685.08亿元。加上中央政府债务余额16.8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初步核算数数据（99.09万亿元）计算，政府的负债率（债务余额 /GDP）在38.5%左右，低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发布的负债率60%的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标准参考值，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地区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

然而，以资本拉动GDP增长的可行性不断下降，资本投资推动的收益已有所下降。按ICOR（增量资本产出率）衡量，中国的GDP产出所需成本不断增高。1990—2010年，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为3.4，即3.4单位的投资可以产出1单位的GDP。2010年之后，增量资本产出率上升到了5.4，这表明，目前中国产出每单位GDP所需的资本增加了60%。2010年前后，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人口红利开始减少，劳动力工资，特别是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快速上升，这使得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力开始下降。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2010—2015年，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平均为5.4，低于发展中经济体的水平（6.1），世界平均水平（8.5），更低于发达经济体的水平（12.1）。但依靠资本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优势不断减少，与发展中经济体不断持平。我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容忽视，但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对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较小，且呈现递减趋势。

按此趋势发展，到2030年，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将比其他金砖国家目前的水平高出17%，接近美国、韩国等发达经济体当前的数值。相比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的情况，中国的投资更大、资本密集度更高。

未来中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将面临多重制约。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已经上升到了历史高位，投资和资本高增长导致供给端增量资本的产出边际减少。资本投入与劳动力投入对GDP的推动放缓，除了依赖创新，还需快速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