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
“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1]
——试论鲁迅自觉学习马列著作的革命精神
鲁迅，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人，也有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在他的人生道路上，特别值得称颂的是，在斗争实践中，有着自觉学习马列著作的革命精神。他曾深有体会地说：“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许多以前认为很纠缠不清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看，就明白了。”[2]
一
鲁迅早在20世纪初在日本留学期间，就通过阅读《新民丛报》和《民报》，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02年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日本创办了《新民丛报》（半月刊），在该刊的一些文章中多次提到马克思的为人和主张。比如《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就曾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作过介绍，说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鼻祖”，马克思主义是“为将来世界最高尚美妙之主义”。[3]鲁迅当时不仅订阅了《新民丛报》，而且用以赠友并精心珍藏。
《民报》是同盟会于1905年11月在日本东京创刊的机关刊物（月刊），比之于《新民丛报》有更强的革命性。在第二号和第三号上，连载了丁蛰伸（朱执信）的《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一文。此文除在“绪言”部分简略介绍马克思的学说以外，还专节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事迹，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大致内容，节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部分。由于时代和作者思想的局限，这篇文章对马克思及其代表著作的介绍和解释不免有片面甚至错误之处，可它是中国第一次比较详细地向读者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文章，也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次节译。当时，鲁迅同《民报》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个刊物从第七号起，由章太炎主编，他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和反清革命的杰出理论家，又是鲁迅的老师。鲁迅在早年敬佩章太炎的学问，更敬佩他的反清的革命精神。他在《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他“爱看这《民报》”，为的是学习章太炎那种“所向披靡令人神往”的斗争精神。可见，鲁迅受《民报》的思想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无数史实说明，鲁迅在辛亥革命之前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受到了它的积极影响，但也仅仅是“影响”而已。当时他所参加的毕竟是旧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他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接受的思想武器，大多是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的。但是，他在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唯物史观的思想因素毕竟在不断地增长，这为他以后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当时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等报刊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和文章日益增多。1918年，鲁迅亲自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与李大钊结成“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5]。他当时的许多著作都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可见他与《新青年》关系之密切。自然，《新青年》对他的思想影响也就十分巨大。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是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在这个“专号”上，同时发表了鲁迅的小说《药》和四篇《随感录》，而其中的两篇《随感录》是与十月革命有关的，《“来了”》一文曾两次提到列宁的名字。此后，这个刊物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宣传”和“俄罗斯研究”专栏，译载马列原著。从1920年到1921年间，《新青年》上先后发表了列宁的《民族自决》《过渡时代的经济》《无产阶级政治》《伟大的创举》等著作摘译。此外，《每周评论》、改组后的《晨报副刊》（后改名为《晨报副镌》）也都致力于马列主义的宣传。鲁迅与这两个刊物同样有着良好关系。上述一切，都促进了鲁迅对马列主义的学习。
1920年5月（一说4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同年6月，陈望道写信并赠送这本经典著作给鲁迅。鲁迅如获至宝，称赞说：“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望道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6]鲁迅当即给陈望道回了信，并回赠了他自己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一书作为答谢。其实，鲁迅早在1918、1919年所写的《我之节烈观》《随感录五十六“来了”》《随感录五十九“圣武”》等文中就曾表现出了社会主义的思想萌芽。他清醒地认识到：“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7]号召人们“抬起头”来，迎接这“新世纪的曙光”。[8]他热情赞扬苏联人民为了“所信的主义”——自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亦即反动派所说的“过激主义”——怎样“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9]这种热情欢迎新社会的诞生和大力赞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思想，是同他称颂陈望道同志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的思想相一致的。
二
1925年至1926年，中国革命处于一个严重的转折关头，也是鲁迅思想有着重大发展的时期。这期间，南方的工农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可是，作为北洋军阀统治的巢穴——北平，却是一片黑暗。压迫愈烈，反抗愈强，正是在这里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不断发展，“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不仅使青年学生认清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也使鲁迅得到了实际的锻炼，表现了他的革命坚定性。在“女师大风潮”中，他坚定地站在女师大学生一边，写了《忽然想到（七）》《“碰壁”之后》《流言和谎话》《女校长的男女的梦》《寡妇主义》等文，支持她们同杨荫榆之类作坚决斗争。为支持女师大学生向反动派作斗争，他曾一再替学生代拟呈教育部文，说明女师大学潮真相，揭露杨荫榆的种种阴谋。他还亲自拟稿并同女师大其他六名教员一起，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驳斥杨荫榆的无耻谰言，支持学生的斗争。正因为这样，教育总长章士钊呈请段祺瑞罢免了他的教育部佥事的职务，妄图以此迫使鲁迅退出战斗。鲁迅针锋相对，坚决斗争，终于在平政院控告章士钊获胜，重新恢复了教育部佥事职务。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鲁迅更是义愤填膺，怒火万丈，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浩然正气。他当天就写出了《无花的蔷薇之二》这篇战斗檄文，在文末，他把段祺瑞军阀政府屠杀学生的“3月18日”注明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愤怒之情溢于言表。鲁迅参加了刘和珍、杨德群的追悼会和殡葬抬棺示威游行。他的正义行动遭到反动当局的严密注意，1926年3月26日《京报》透露：鲁迅已被列入通缉名单中。可是，鲁迅并没有被吓倒，他把这件事写成《大衍发微》一文，刊登在《京报副刊》上，而且表现出更旺盛的战斗意志，相继写下了《“死地”》《可惨与可笑》《纪念刘和珍君》《空谈》等文，猛烈抨击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的罪行，热情赞扬“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10]的大无畏精神。与此同时，他又从“血写的事实”中吸取教训，谆谆告诫青年：像这种“‘枪林弹雨’中的请愿”，“应该切切记住，从此罢休！”这次流血事件，“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那就是“壕堑战”。他指出：“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11]这些论述，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体现了鲁迅革命的坚定性和对敌斗争的策略性。
鲁迅详尽地介绍了围绕“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中斗争的情况，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生动运用。因为正是在这一两年里，鲁迅进一步学习了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藏书使我们了解到，鲁迅生前一直珍藏着三本（第62期、第78期和第79期）当年中共北方区委员会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周刊。其中1925年12月30日出版的该刊第62期上，曾刊登了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左派的幼稚病》（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反对流俗》三篇文章片断。从1925年12月起到1926年4月止，鲁迅应国民新报社社长邓飞黄之约，与张凤举轮流编辑《国民新报副刊》乙刊。这份报纸是国民党左派在北京出版的，创刊于1925年12月5日，有甲、乙两种副刊：乙刊为文学艺术，甲刊为其他社会科学。正是在鲁迅从事乙刊的编辑工作期间，从1925年12月25日至1926年3月15日，甲刊上先后七次译载了列宁《国家与革命》的初版序言、第一章的一至四节、第二章的一至二节（未完）。鲁迅不仅认真阅读，而且读后还把它剪下加以珍藏。上述《政治生活》周刊和《国民新报副刊》甲刊所载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国家学说的伟大著作，为鲁迅进一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他正是运用列宁关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写下了一篇又一篇战斗檄文。他于1925年12月29日所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就是最明显的一例。1925年12月25日和27日《国民新报副刊》甲刊先后刊载了《国家与革命》第一章“阶级社会和国家”的第一节“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第二节“特殊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的一部分，文中反复强调“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按：重点号是原有的，下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侩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论家们看来（而且往往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依据！），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以及“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强力工具”等基本观点。[12]而这些基本观点明显地体现在鲁迅的杂文中。他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杂文中提出了“打落水狗”的著名论点，强调“倘是咬人的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鲁迅指出：“‘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俗话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丰富的历史经验使鲁迅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就是“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才使得“它们繁殖起来”。鲁迅还以秋瑾女士和王金发的先后被害为例，说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13]当然，鲁迅当时对“民国”换汤不换药的阶级实质还缺乏明确认识，但是他对问题的分析却是符合列宁的观点的，他所指出的“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而招致的恶果，正是对于小资产阶级政治家们认为“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这种观点的有力批判。
总之，《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杂文，表现了鲜明的阶级斗争观点，也闪耀着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光辉，标志着鲁迅世界观的部分质变。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鲁迅何以能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中表现得那样英勇和顽强。
三
我们探讨鲁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就不能不回顾他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14]鲁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15]这见多识广的经历，给他以实际的教育，通过比较、对照，他逐步认识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党的力量。他和李大钊等人早就有所接触，李大钊给他以积极影响。此外，女师大的刘亚雄、《苏俄的文艺论战》的译者任国桢、通过“未名社”与鲁迅结识的赵赤坪等，都是当时的地下党员。他们都从不同方面给鲁迅以鼓舞和教育。鲁迅到厦门之后，曾与厦大党支部书记罗扬才有较多的接触。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中共两广区区委书记陈延年曾多次派中大学生、中共广东区学委副书记毕磊，中大学生、中共中大总支书记徐文雅等人赠送给鲁迅一些党团内部刊物，如《少年先锋》《做什么？》《向导》《人民周刊》等，这些刊物经常刊登一些马列经典著作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鲁迅的思想有着极大的启发。当时在广东的共产党员应修人等同志，也同鲁迅有过交往。可见，鲁迅与我党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特别是他与毕磊等青年党员有着更多的交往，彼此间凝聚着深厚的友情。毕磊等人牺牲之后，鲁迅写了《怎么写（夜记之一）》来纪念毕磊等人，称赞他们是“真的共产党”。[16]党的组织对鲁迅关怀、爱护，鼓励他勇敢战斗，而鲁迅对党也倍加信任，积极支持。比如社会科学研究会是中共中大总支所领导的团体，鲁迅便热情加以支持，不仅前去演说，而且还在经济上给以帮助。
党的教育，马列主义的思想武装，使鲁迅自觉地运用阶级斗争学说观察和分析事物，所以一到广州就能透过“很革命，赤化了”的表面现象，看清此地隐藏着反革命政治危机的实质，从而得出了此地“‘红中带白’，有点可怕”[17]的结论。在革命的旋涡中，他的阶级斗争观点，暴力革命思想以及“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都有了重大发展。过去，鲁迅“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18]可是到了广州之后，他却有明显的变化。当时，各派青年利用鲁迅寄希望于青年的革命热情，怀着不同的动机在积极接触鲁迅。国民党右派也组织了一个“左派青年团”，其后台是国民党的青年部长甘乃光。这个“左派青年团”还纠合一伙共产党的叛徒，组织所谓“革命文学社”，办了一个刊物叫《这样做》，同我们党所办的革命刊物《做什么？》唱对台戏。“左派青年团”的人自然也找鲁迅、送刊物，因为是青年，一开始鲁迅也同样热情接待，可经过观察、思索，特别是对比两种刊物，对比两派青年的各自言行，很快就看出“左派青年团”的反动实质，对他们断然采取冷淡态度。1927年4月8日，鲁迅在黄埔军校作过一次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在阐述“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的同时，也热情地歌颂了暴力革命，指出：“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19]更为可贵的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两天，鲁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写下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20]这篇充满革命辩证法的著名文章。那时，北伐战争正在胜利发展，沪宁先后被克复，可以说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正是在人们“庆祝、讴歌”胜利的欢快时刻，鲁迅从《少年先锋》第8期刊登的列宁语录中得到了启示，意识到了“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当时正处于革命的高潮、失败的前夜。文中转引了列宁的大段语录：“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21]他以列宁的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结合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批判了“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的骄傲自满情绪，适度告诫人们不要因为“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而“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使敌对分子投机革命。再次强调对“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的主张，号召人们“永远进击”，将革命进行到底。两天之后的血的现实，有力地验证了鲁迅的科学分析，如他后来所说：“其实是我所指摘，现在都已由事实来证明的了，我那时不过说得略早几天而已。”[22]这种“略早几天”的科学预见，正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功运用。这篇文章的写作应该看做是鲁迅思想中新因素的加速积累，他的世界观的转变正处于一种“积聚状态——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关节点”。正因为他有这样坚实的思想基础，大革命的风涛才促进了他的世界观的急速转变，使他从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一文中曾经指出：“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23]。同样，鲁迅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并不等于说就已经成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了，还有其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鲁迅之所以伟大，正表现在他并没有停步不前，而是在斗争实践中更自觉地坚持马列著作的学习、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鲁迅有一句名言：“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24]正因为如此，他把马列著作的学习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一系列生动的事实告诉我们，鲁迅越到晚年，对马列著作的学习也就越自觉、越有成效。他光辉的一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今天，我们纪念鲁迅，就要以他为榜样，结合新时期的历史任务，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党的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四化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 收入《鲁迅与中外文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
[2] 转引自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第38页。
[3] 本文有些史料转引自陈金淦《鲁迅前期学习马克思主义资料选编》，不再一一加注。
[4]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第1360页。
[5] 鲁迅：《〈守常全集〉题记》，《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第402页。
[6] 据中国新闻社记者采写的《“我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访陈望道教授》，载于1973年9月17日《中国新闻》第6904期。
[7] 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第253页。
[8] 鲁迅：《随感录五十九“圣武”》，《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第425页。
[9] 鲁迅：《随感录五十九“圣武”》，《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第425页。
[10]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197页。
[11] 鲁迅：《空谈》，《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203、204页。
[12]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175、176、178页。
[13]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第353、355、356页。
[14]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第260页。
[15] 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第347页。
[16] 鲁迅：《在酒楼上（夜记之二）》，《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第24页。
[17] 徐彬如：《回忆鲁迅1927年在广州的情况》，《鲁迅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第38页。
[18] 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第5页。
[19]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313、318页。
[20] 本篇发表于1927年5月15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第11号，是从未收集的一篇佚文。1975年由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从馆藏报纸中发现。
[21] 此处引文根据人民出版社1971年9月出版的斯大林《论列宁》一书。
[22] 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第5页。
[23] 毛泽东：《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497页。
[24]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4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