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研究
浅谈郭沫若历史剧《屈原》的战斗主题[1]
《屈原》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代表作，也是“五四”以来我国话剧史上的优秀剧目之一。这个剧写于1924年1月，正是抗日战争后期国统区最黑暗的时候。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内加紧反共反人民，疯狂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作家，无数爱国青年、革命志士被逮捕、关押，抗战宣传被禁止，人民失去了言论出版自由；对外妥协投降，执行一条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路线。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敏锐，首当其冲。”[2]郭沫若身处反动统治中心——最黑暗的重庆，感受尤为深刻：自己“完全是生活在一个庞大的集中营里”。茅盾的长篇小说《腐蚀》，就是对当时重庆社会生活的艺术概括，在那里，青年的灵魂被腐蚀，一切爱国志士都受到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严密监视。郭沫若正是在那种文网森严、动辄得咎的恶劣条件下，挥舞起战笔，写出了驰名中外的革命历史剧《屈原》。它通过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一天（实际上是概括了他的一生）的悲惨遭遇，反映了当时在联齐抗秦还是绝齐亲秦问题上，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民与以郑袖为代表的卖国统治集团之间的两条外交路线的斗争。借古讽今，影射现实，从而充分暴露了国统区的黑暗统治，彻底揭露了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罪恶阴谋，有力地表现了反对卖国主义，歌颂爱国主义，反对投降妥协，歌颂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战斗主题。
不言而喻，历史剧是写历史的题材的，但又必须为当前的现实斗争服务。这就是一个史剧家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认识问题。历史剧《屈原》之所以具有强烈的战斗性，首先在于郭沫若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曾说：“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3]“我主要的并不是想写在某些时代有些什么人，而是想写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代应该有怎样合理的发展。”也就是说“我只想把自己所想写的东西写得出，写得活，写得能使读的人、看的人多少得到一些好处”。[4]他认为：“尽管是历史上的题材，如以正确的意识形态来写，便成为新现实。”[5]一句话，就是要“借古抒怀以鉴今”，[6]历史剧《屈原》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郭沫若的历史剧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说它是历史的，是它的内容并不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非但如此，还要求“史剧家对于所处理的题材范围内，必须是研究的权威。关于人物的性格、心理、习惯，时代的风俗、制度、精神，总要尽可能地收集材料，务求其无懈可击。”说它是现实的，是他没有把“现实”二字看得很狭窄，而是认为“现在的事实固然可以称为现实，表现的真实性也正是现实”。[7]“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8]这样便可以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加以合理的想象和虚构，借历史来表示史剧家自己对当时政治的见解。正如他在《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一文中所说：由于当时“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9]所以，《屈原》的战斗主题，具体表现为它的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从屈原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皖南事变中许多革命志士为抗日救国而遭受迫害的情景，关押屈原的东皇太一庙，不正是当时国统区的集中营吗？！从楚怀王的昏庸无能、卖国求荣，人们也会想到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恶勾当。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映照出现实生活的影像。正因为这样，以屈原为代表，包括婵娟、钓者、卫士甲——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群众的力量——在内的进步势力对旧势力的斗争，对当时广大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和团结抗日，必然有着巨大的鼓舞作用。
作者依据“古为今用”和“历史辩证法”的原则，虚构了人物，增添了情节，做到了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历史（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剧本通过婵娟、钓者、卫士甲这三个虚构人物的活动，生动地表现了人民群众为真理而斗争的高尚品质，说明屈原的斗争并非孤立。而最后，正是卫士甲杀死了郑詹尹，焚烧了象征着罪恶囚牢的东皇太一庙，同屈原一起逃往汉北，和那里的人民一道继续与黑暗势力作斗争，预示着未来的光明前途。这就给现实生活中的革命志士、爱国青年指出了一条与人民结合、坚决斗争的正确道路，暗示了解放区的美好前景。这正是作者“以正确的意识形态”，即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写出的“新现实”。历史的车轮总是要滚滚向前的，人民和代表人民的进步力量终归是要胜利的。郭沫若正是通过这些合理的虚构，“发展历史的精神”，寄托自己崇高的革命理想。《屈原》中脍炙人口的《雷电颂》，更是一首鼓舞斗志、激动人心的战斗诗篇。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对《雷电颂》很欣赏。他曾对一位同志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沫若借着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他还把两个主要演员请到红岩村，让他们反复念《雷电颂》给他听，然后对演员说：“注意台词的音节和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充分理解郭沫若的思想感情，要正确表达，这是郭沫若说给国民党反动派听的，也是广大人民的心声，可以预计在剧场中一定会引起观众极大的共鸣。”[10]事实正是这样。每当演员在舞台上通过屈原的口激昂愤怒地朗诵《雷电颂》这战斗的诗篇时，反响是极为强烈的。
……你们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呀，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电，你这宇宙中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你劈吧，劈吧，劈吧！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
光明呀，我景仰你，我要向你拜首，我要向你稽首。我知道，你的本身就是火，你，你这宇宙中的最伟大者呀，火！你在天边，你在跟前，你在我的四面，我知道你就是宇宙的生命，你就是我的生命，你就是我呀！我这熊熊地燃烧着的生命，我这快要使我全身炸裂的怒火，难道就不能迸射出光明了吗？
炸裂呀，我的身体！炸裂呀，宇宙！让那赤条条的火滚动起来，像这风一样，像那海一样，滚动起来，把一切的有形，一切的污秽，烧毁了吧，烧毁了吧！把这包含着一切罪恶的黑暗烧毁了吧！
……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
这声音如雷鸣电闪，震天撼地，给人以无比巨大的精神力量。这里有诗人对旧势力的憎恶与抨击，对新生活的热爱与向往，对光明的渴望与追求，也表达了他为人民的自由解放而奋斗不息的献身精神。“这样反抗愤激的呼声，在那时，已不是戏中屈原的呼声，而是千百万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呼声。所以当这戏在重庆上演时，每一场的屈原《雷电颂》的独白，都为观众的暴风雨似的掌声所淹没，这时观众的情绪已经和戏中屈原的情绪融合为一了。”《雷电颂》成为了当时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它起到了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的巨大政治作用。这里，最生动地表现了郭沫若的笔，始终与中国革命紧密相连；郭沫若的心，和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息息相通。他不愧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屈原》的战斗主题，是通过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剧本不仅成功地塑造了屈原、婵娟、钓者等正面人物形象，也为我们塑造了几个栩栩如生的反面人物形象，他们的言语、行动完全暴露了反动统治阶级的阴险狡诈和丑恶灵魂。遭到诬陷的屈原，路遇南后一伙，怒斥张仪，随后，有这样几句对话：
张仪：我是觉得，文章家总该专门做文章，不好来干预政事的。
南后：是的，一点也不错。文章家一谈政事，总是胡说八道。
楚怀王：是的，我今后要照着这个意见办，我要绝对禁止文章家谈政事！假使有人要谈，我一定要把他抓来关在东皇太一庙里！
在南后一伙看来，敢于揭露他们的阴谋诡计和怒斥他们的罪恶行为的屈原、钓者、婵娟等人统统是“疯子”，而对付这些“疯子”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人们的嘴封住。请看他们的自白：
楚怀王：（向张仪）张丞相，我们楚国的疯子太多了，今天实在冒犯了你。
张仪：（走着）啊，岂敢岂敢，疯子多，是四处皆然的，不过我真佩服我们的南后呢。（向南后）南后，你真是精明呀！尤其是封锁疯子们的嘴，那是最好的办法。
南后：多承你夸奖。
楚怀王：是的啦，封锁住疯子们的嘴，免得他们胡说八道，扰乱人心。……
这真是两段绝妙的对话！史剧家把历史与现实融合得多么巧妙、和谐。这里暴露的是南后一伙，也是国民党蒋介石一伙和他们所豢养的反动政客。正是他们把许多“干预政事”、敢于反抗的革命作家、爱国青年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而加以逮捕或软禁（当时，郭沫若本人就是被软禁在重庆的一位）。他们实行严密的法西斯统治，妄图封住广大人民群众的嘴，进步的文艺书刊几乎达到绝迹的程度。但事与愿违，革命作家通过自己的笔，借用古人的嘴，揭露了敌人的种种丑态，喊出了更为强烈的反抗的呼声。
在几个反面人物形象中，南后郑袖是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她是一个狡诈残忍的女性，是一条化成美女的毒蛇。“于我的幸福安全有妨害的人，我一定要和他斗争，不是牺牲我自己的生命，便是牺牲他的生命。”“我要多多占领阳光，小草小花就让它在我们脚下阴死，我也并不怜悯。”——这就是她的生活信条。她挑唆楚怀王割掉魏美人的鼻子，以及她想要割掉婵娟的舌头和毒死屈原、焚庙灭尸，都是她狡诈残忍的集中表现。她杀人不用刀，在玩弄权术上可以说是内行。南后郑袖的形象，复活了历史上吕后、慈禧太后一流人的精神面貌，也是当时勾结日寇、陷害忠良的汉奸刽子手在舞台上的再现。
至于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宋玉的形象，正是那些国民党反动派御用文人的真实写照。从“帮闲”变成“帮凶”，这就是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许多无耻文人所走的道路。南后、宋玉这一流人物不仅从反面教育着广大读者和观众，也必然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增强同反动统治者斗争的勇气，从而进一步深化了作品的战斗主题。
正因为《屈原》具有鲜明的战斗主题，所以剧本的发表和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赢得了国内外的重视和欢迎。这个戏在当时的重庆、昆明、成都以及其他文化中心城市几乎都上演过。茅盾在第一次文代大会上回顾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时特别强调地指出：皖南事变以后，《屈原》的演出，引起热烈的回响，在当时起了显著的政治作用。当然，也正因为如此，剧本的发表和演出，“从反动方面却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的弹压。”[11]当时，重庆“教育部学术审议会”一方面无耻吹捧为汉奸制造理论根据的毒草剧本《野玫瑰》；一方面却对历史剧《屈原》百般诬蔑。“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潘公展还公然宣称：《野玫瑰》不惟不应禁止，反应提倡（事实上甚至给予褒奖。对此，重庆戏剧界人士曾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撤销奖励，禁止上演），倒是《屈原》剧本“成问题”，胡说什么这时候不应该“鼓吹爆炸”。他们从敌对阶级的立场出发，深知《屈原》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爆炸”作用。这就从反面证明了历史剧《屈原》主题的深刻性和战斗性。
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史剧家。他留给我们的十几部光彩夺目的历史剧，都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光辉典范。因此，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的支持和赞扬。1944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延安曾写信给郭沫若同志，对他在重庆时期所写的史论和史剧给予巨大的关怀和热情的鼓励。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12]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的战斗岁月里，从政治上、生活上、创作上，对郭沫若都关怀备至。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郭沫若每写出新剧本，都要亲自念给周恩来同志听。周恩来同志还仔细阅读认真琢磨，经常提出中肯的意见，供郭沫若修改时参考。对《屈原》这部戏，更是如此。当时在重庆对是否演出《屈原》这部戏，也曾有过争论。有人说剧本不符合历史事实。周恩来同志在广泛听取意见之后指出：是否肯定这部剧不仅是艺术创作问题，更是政治斗争问题。历史剧的创作，只要求在大的方面符合历史真实，至于对某些非主要人物，作者根据自己的看法来评价是允许的。他明确表示赞同郭沫若对写历史剧的正确看法。所以《屈原》的创作与演出成功，也凝结了周总理的心血。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的战斗主题，将永远闪耀着光芒，鼓舞我们奋勇向前。
[1] 原载《语文教学参考》1978年第1期。
[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第655页。
[3] 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第501页。
[4] 郭沫若：《献给现实的蟠桃——为〈虎符〉演出而写》，《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第421页。
[5] 郭沫若：《抗战以来的文艺思潮》，《文学运动史料选》第4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第233页。
[6] 郭沫若：《题画记》，《沫若文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第247页。
[7] 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第502、504页。
[8] 郭沫若：《我怎样写〈棠棣之花〉》，《沫若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第168页。
[9] 郭沫若：《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沫若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第158页。
[10] 参看张颖《雾重庆的文艺斗争——怀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人民文学》1979年第1期。
[11] 郭沫若：《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沫若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第158页。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榜样——深切怀念敬爱的郭沫若同志》，1978年6月27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