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1999年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和缅甸四国在昆明举办地区经济合作论坛并签署了《昆明倡议》以来，四国致力于研究如何推进孟中印缅次区域合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与四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和次区域合作经济前景相比，仍然面临合作层次低、推进速度慢、投资规模小等问题。在四国的共同努力下，2013年推进次区域合作出现了转折。首先，2013年2月孟中印缅汽车拉力赛成功举行，见证了孟中印缅地区互联互通建设的可行性；其次，2013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印度，双方签署的《中印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同意与其他各方协商，成立联合工作组，研究加强该地区互联互通，促进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并倡议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再次，2013年10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访问中国，双方发表的《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未来发展愿景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已就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倡议分别成立工作组，并将同孟、缅保持沟通协商。终于，2013年12月18～19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四方联合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中国昆明举行，就建设前景、优先合作领域、合作机制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标志着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开始从共识走向实践。

虽然孟中印缅次区域合作已经从“二轨”层面上升到“一轨”层面，但“升轨”近两年以来我们发现，“有效推进意义重大”的共识更加清晰，但真正落实困难重重，深陷“雷声大雨点小”的窘境，导致建设进程依然没有明显的变化。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覆盖地区的面积达16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4亿人，区域内国家的贸易总额却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但是，该地区巨大的发展潜力被普遍看好，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以开放合作释放经济潜能的共识。当前印度、孟加拉国和缅甸均与中国存在贸易逆差，以2014年为例，中印双边货物贸易额为716亿美元，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449.6亿美元；中孟双边贸易额为125.5亿美元，孟加拉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110亿美元；中缅双边贸易额为90.5亿美元，缅甸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10亿美元。要扩大双边、多边贸易额并解决贸易逆差，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降低贸易成本和提升印孟缅三国商品出口能力。特别是中印经济合作潜力巨大，中国在制造业、电力与电信设备和工程承包领域拥有先进的技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有较强实力和丰富经验，双方合作有助于解决印度制造业滞后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问题。印度在信息产业、软件外包、制药和文化产业等方面相对发达，在这些领域具有面向中国投资的竞争优势。双方如果能为各自具有比较优势和相互具有市场需求的产品进行分工合作，探索贸易便利化的合理制度安排，则不仅有助于缩小印度对华贸易逆差，还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升两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目前两国虽然拥有漫长边界线但地理环境复杂严酷，没有直通的铁路和公路，导致长期以来贸易主要依赖成本高昂的海运。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昆明、曼德勒、达卡、加尔各答等沿线主要城市为依托，以铁路、公路、航空、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纽带，通过联合开发开放边境地区与共同建设产业园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推动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有效地减少运输成本、贸易成本和交易成本，并通过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次区域合作经济带，增加产品附加值和提升商品出口能力，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政府相继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意图通过与周边国家在经济上合作、文化上融合、安全上相互依存促进各国发展目标的实现。孟中印缅四国是印度洋沿岸的重要国家，也是连通“一带”和“一路”的主要区域，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形成经济一体化网络，是全球化大趋势下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成员国一致认可，经济走廊建设不仅能通过互联互通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促进南亚、东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区域性合作机制的联网，而且也是通过合作获取经济利益的有效手段，以及通过合作减少冲突的有力途径。

相比孟加拉国和缅甸，中国和印度是合作机制中的两个大国，中印双边合作进程缓慢无疑也是制约孟中印缅次区域合作的关键因素。其中，政治互信缺失和安全因素考量是新德里态度不积极和行动缺乏主动性的主要原因。应在大量增进中印政府间和民间交往的同时，加强两国知识精英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减少猜忌和不信任造成的“自我威胁”。

1947年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而独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自此，两国面临如何解决众多人口温饱问题的发展困境。自1978年和1991年中印两国分别进行市场化改革以来，正是得益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政策，两国经济发展迅速，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进入21世纪以来，两国几乎又同样面临新的发展困境，那就是，如何在解决过去经济持续增长累积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中前行。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两个典型代表和世界第一、第二人口大国，中印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位居世界第二位和第十位，但两国的人均GDP还很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4年中国人均GDP为7589美元，印度为1626美元，分别排在世界第77位和140位。中国目前有7000万贫困人口，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标准，中国还有两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与中国相比，印度的贫困问题则更加严重。因此，中印两国面临的一个共同而迫切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加速经济发展来增加就业、摆脱贫困和改善民生。当然，中印25亿的人口基数，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市场需求潜力。换句话说，两国在享受了前期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红利之后，特别是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和相继发生欧洲债务危机之后，在世界经济普遍进入深度调整期的背景下，如何能一边消解经济增长中的疑难杂症，一边促进增长。解决好这个问题，唯一的途径是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边境开放涉及双边和多边关系，开放的着力点是如何实现互利共赢，这是开放和合作得以持续的基础。同时，两国比邻而居，“紧邻效应”意味着合作潜力巨大。可以肯定，尽管中印之间存在分歧和争端，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印两国的政策着力点将是本国经济发展，主要目标依然是维持改革开放的成果和解决发展中面临的困境，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以便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毕竟政治和军事实力都有赖于经济实力，这也是知名学者大卫·兰普顿定义的“以内导外”战略。

中印两国同为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节点国家，经济结构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加大西南地区向周边开放的力度和印度开放东北部地区只是时间问题，是大势所趋。印度开放东北部，首先需要解决通道建设问题，这是东北部摆脱封闭落后局面的出路，也是印度潜在的经济增长点。多年来，印度东北部地区极力主张开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连接中国云南与印度东北部的“史迪威公路”，但新德里一直对此置若罔闻。尽管2013年四国成功举行了汽车拉力赛，有力佐证了从陆地联通中国西南和印度东北部的可行性，但新德里对孟中印缅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印度东北部与中国西南相互开放始终持有戒心，这成为推进孟中印缅次区域合作的最大障碍。究其原因，中印之间除了历史遗留问题带来的分歧和矛盾，更有同为新兴大国的中印崛起之后的战略竞争带来的合作困境。

无论如何，中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两国经济都经历了持续的高增长，如果两国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搁置争议，继续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率，可以预计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印将有可能双双重回18世纪经济发展的历史巅峰。然而，两国要实现这个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中印两国目前都正处于历史转折的分界点上，要么集中精力通过有效的改革减少贫困并缩小贫富差距，继续在全球化浪潮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获益并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要么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以“威胁”为借口进行军事扩张和实施强硬的对外政策而相互抗衡。显然，后一种选择会给中印两国、印度洋地区、亚洲乃至整个世界带来无法预估的损失和难以抵消的负面影响。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十六大以来的最近10年，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名由第6位上升至第2位，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4.4%提高到12%左右，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30%左右，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当之无愧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带来的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为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共同发展与繁荣做出了贡献。中国在提高自身综合实力的同时，也与印度共同推进了中国-东盟（10+1）、东盟与中日韩（10+3）、东亚峰会、金砖国家等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维护了周边稳定。当然，在这十年当中，整个世界的经济与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相比过去，今天的美国开始出现相对衰落的趋势，今天的欧洲开始走下坡路，而今天的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开始崛起，这意味着今天的亚洲正逐渐走向繁荣。目前亚洲占全球经济的总量大约为25%，再过20年将有可能超过50%。

从根本上来说，中印两个正在崛起中的最大邻国保持和平共处，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多年来，尽管“中国威胁论”肆意弥漫，干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中国其实一直在为和平而努力。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国家战略的核心。冲突和对抗解决不了问题，战争更解决不了问题，和平与发展才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只有亚洲国家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整个世界力量的平衡，从而才能通过创造新的全球秩序促进亚洲的繁荣与稳定。中印两国应该抓住历史机遇，通过沿边开发与开放，以交通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促进跨境经济合作，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释放两国之间巨大的经济潜力和发展活力。因此，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从中印两国学者视角，研究如何从互联互通、机制建设、贸易投资、能源互动、次区域外交等方面切实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

朱翠萍 斯瓦兰·辛格

201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