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复兴南方丝绸之路的关键

“古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经济贸易的繁荣，更在于其对东西方科技与文化交流的巨大贡献。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丝绸之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不朽功绩，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只要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2]

（一）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

古代的陆上丝绸之路分为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源于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使节张骞去寻求另一个游牧部落大月氏的支持，以共同抗击匈奴。张骞虽然没能争取到大月氏的联盟，但他进行了两次史诗般横贯亚洲内陆的旅行。这条旅游路线自长安出发，沿河西走廊西行，经过武威、张掖、酒泉到达敦煌，在此分为两道：一条是自阳关出发，沿昆仑山北麓西行，经楼兰（今新疆鄯善），过于阗（今新疆和田）、莎车、蒲犁（今新疆塔什库尔干），逾葱岭，至大月氏。再南行，到身毒（今印度）；西行，到安息和地中海东岸，这是南道。另一条自玉门关出发，沿着天山山脉南麓向西行进，经车师前国（今新疆吐鲁番），过焉嗜（今新疆焉嗜）、姑黑（今新疆阿克苏）、疏勒（今新疆喀什），逾葱岭，至大宛，再西北行，到康居、奄蔡；西南行，到大月氏、安息，这是北道。这条大道，后来延伸至地中海罗马帝国。[3]

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了一条贯穿亚欧非、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通道——古丝绸之路，揭开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序幕。其间经历过魏晋南北朝时的动荡岁月，又出现过隋唐盛景和元朝的勃兴。直到明代，一直承担着内地与西域、中国与亚洲、欧洲一些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重任。[4]历史上，中国的丝绸是东西方贸易中最负盛誉的商品。根据史料证明，在公元前300年以前，中国的丝绸不仅已经输出到了古代印度，而且也广为欧洲宫廷中的贵族所喜爱。尽管大多数丝绸产自更遥远的南方，但是多数地图都将古都长安（今天的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全长7000多公里。

另外一条是与今天我们要建设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密切相关的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谈到在大夏（今阿富汗）地区发现有经过身毒（今印度）运来的“蜀布”“邛竹杖”，认为其间必有道路可通。汉武帝遂遣使四出到“西南夷”，寻求道路。[5]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线，也称灵关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今邛崃）、青衣（雅安）、笮都（汉源）、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达永昌（保山），涉澜沧江和怒江，攀高黎贡山抵达古腾越（腾冲），直接进入缅甸的密支那和印度。另一条是东线，因当时路宽五尺，也称为“五尺道”。从僰道（今四川宜宾）出发，经盐津、朱提（昭通）、毕节后，到达汉味县（曲靖）。后人逐渐延伸到古滇池（昆明）、古叶榆（大理），在普棚驿与西线灵关道交会。南方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亚欧非国家特别是中缅印国家加深沟通和获得认同，寻求共同信仰和相互信任的桥梁。千百年来，亚欧大陆孕育了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和希腊五大文明古国，以及东亚儒学、南亚佛教、西亚伊斯兰文明以及以希腊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明。[6]

（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是新南方丝绸之路的关键区域

“古丝绸之路”所塑造的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空前盛况，使多元化的亚欧大陆、不同文明和各种派别的宗教实现了相互包容与和谐共存。同时，也通过中国与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相互传播，促进了中亚、西亚、南亚乃至欧洲国家的发展进程，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与交融中，亚欧地区呈现科技进步、经济繁荣的景象。

当前，中国国家领导人倡导与周边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尽管“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中亚提出的，但并不局限于中亚地区。毕竟从外延来看，古丝绸之路包括南北两条线路，而新陆上丝绸之路则有多条线路纵横交错，呈现网状分布。因此，中印倡议共同建设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则是着力于南海国家和印度洋沿岸国家，将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与欧洲联结起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不仅可以从陆地上把中国西南与缅甸、孟加拉国和印度的东北部连接起来，也可以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结合起来，陆海相连，把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连起来，以欧洲为落脚点，延长到北部非洲，最终形成欧亚大陆畅通与便捷的贸易通道。

（三）复兴南方丝绸之路的战略需求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政府从国内和国际两大战略需求层面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既服务于国内经济转型，也力促形成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一带一路”的基本战略思想是，通过陆上和海上互联互通，将中亚、东南亚和南亚作为中国优先联通与发展的方向，逐渐延伸至中东、欧洲和东非国家，以实施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与经营重点合作项目为突破口，依托“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积淀和人文价值构建合作平台，联动亚欧两大市场，打造利益共同体，形成命运共同体。

1.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繁荣贸易的需要

古丝绸之路，起源于以丝绸为代表的交通贸易，但并不是简单的你来我往的贸易，比贸易更为重要的是，两千多年传承下来的丝路文化，传递了“平等互利、和谐共融、和平发展”的理念，促进了东西方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背景国家在交流与合作基础上共享和平与繁荣，是传播友谊和播撒文明的桥梁。在新形势下，国家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就是要从历史与人文的角度，挖掘古丝绸之路中平等、和谐、和平、合作的价值与理念，通过进一步开放，促进东西方思想的交汇与文明的交融，沿着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经济走廊，与沿线国家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平等交流与互利合作，在合作与交流中进一步促进相互信任与相互包容，努力形成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的良性互动，不仅能够给中国以及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和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而且可以通过相互包容维护地区安全，实现共同发展。

2.助力中国西部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现实需要

面向亚欧开放，是西部开发开放战略中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加大对西部地区开放的力度，也是借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经验，不断扩展新的开放领域和拓展新的开放空间，依靠沿边地区开发开放，加快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优化中国的对外开放结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和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新格局。以亚欧市场为例，2012年中国与亚洲和欧洲国家的贸易总额已经超过2.7万亿美元，其中，与中亚、西亚、南亚国家的贸易额将近4000亿美元。截至2012年底，中国对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已经达到148.6亿美元。今后5年，中国将从亚洲和欧洲进口8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对亚洲和欧洲的直接投资将超过4500亿美元。[7]中国与中亚、南亚和西亚国家在经济上存在互补互利条件，也具有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极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相互需求。但是，存在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相互需求难以转化为合作行为的现实困境。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将有助于构筑中国西部面向西南开放的合作平台，培育具有内陆特点的开放型经济，提升西部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水平和层次，并助推西部与周边国家形成联动的区域开放新格局。

3.实施印度洋战略，确保周边安全的需要

进入21世纪，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也陷入了大国之间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以及动荡的周边安全局势带来的发展困境之中。周边环境越来越复杂，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从地缘政治价值来看，南亚是中东的侧翼，也是世界石油中心的侧翼，在大国全球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南亚次大陆还是连接欧洲、中东和东亚、澳大利亚的枢纽。同时，东南亚拥有极其重要的地缘价值，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要道，来自中东的石油运输船每天都要通过马六甲海峡，直接关乎中国的石油运输安全。从海上安全看，印度洋地区是中国海上航道的“脆弱”区域；从经济利益看，印度洋地区是中国开展经贸合作的“关键”区域；从战略高度看，印度洋地区是中国实施西向开放战略的“核心”区域，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领域的前沿问题和复杂性问题都集中体现在这一地区。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将有利于在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中改善和提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以地缘经济优势改变地缘政治劣势，缓解中国面临的周边安全困境，确保海上运输通道畅通，最大限度地维护经济利益和保障海洋权益与安全。

4.推进区域合作，实现亚洲崛起的需要

当前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虽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增长动力明显不足且面临诸多挑战。目前在亚洲，域内国家存在政治、经济与军事领域的竞争，域外大国也极力扩展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加上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保持谨慎甚至提防态度，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在推进“左右逢源”的平衡战略，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感和危机感在不断上升，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战略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稳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加强次区域合作，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亚洲地区已有的合作机制众多但较为分散且作用有限，中国适时地提出了“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推动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加快推进孟中印缅次区域合作机制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对于营造有利于亚洲崛起的国际环境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