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滇池地区作为行政中心的历史影响

从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立益州郡治所于滇池县（今晋宁县晋城镇），到三国初期行政中心转移滇东（今曲靖）地区的300多年时间里，滇池地区由于处于云南区域统治的核心位置，受到了中原王朝的高度重视与积极经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作为益州郡（云南）行政中心所在的滇池地区，这一时期对本地区区域经济的整合、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以此为基点进一步开拓西南边疆“化生为熟”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对滇池地区经济的促进

行政中心在滇池地区确立以后，中央王朝为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基础也在不断地对滇池地区进行积极的经营，并在此基础上对滇池地区的区域经济进行了初步的整合。方铁先生的《西南通史》认为：“设置郡县后西南夷受内地汉文化影响较大的区域，仍仅限于滇池、洱海等农业基础较好的地区，而且主要是在郡治和要县的所在地。”[26]作为行政中心所在地的滇池地区则显得尤为明显。由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滇池地区迎来了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众多的太守郡吏和汉族移民在300多年的时间里为滇池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如：文齐任益州郡太守时，“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率厉兵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27]。这是滇池地区见于记载的最早水利工程。可想而知，这一具有灌溉水田2000余顷的大型蓄水工程对滇池地区农业的发展必将产生重要影响。我们根据汉武帝时推行的赵过代田法，用人力犁田，1人最多耕种30亩的标准来算，在滇池地区垦田2000余顷所需人力至少应不下万余。[28]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滇池地区应是汉族移民的重点。又如东汉元和中（公元84～86年），“蜀郡王追为［益州郡］太守，政化尤异，……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29]。开云南兴学校之先河，移风易俗。又有灵帝时，景毅为益州郡太守，初到郡时米斛值万钱，经过他的治理，“少年间，米至数十云”[30]。这是仅见于史书记载治理滇池地区表率的官吏。另外，在初步开发西南夷地区的同时，封建统治者也颇为重视对官吏的选用，像文齐、王追这样未见史载的良吏在滇池地区应不在少数。在众多优秀官吏的治理下，滇池地区遂成为云南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滇池周围地区“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俗豪忕，居官者皆富及累世”[31]。这也充分显现了滇池地区物产的富足，经济的发展。

此外，在汉族官吏和移民的影响下，滇池地区的交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同时刺激了奴隶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向封建领主制的经济转化。西汉中晚期是奴隶制快速发展并达到鼎盛时期，这从近几十年来晋宁出土的滇王墓葬文物中可以得到证明。从晋宁石寨山贮贝器纳贡的场面到贮贝纺织的场面，再到众多青铜器外形的制作方面，无不展现了奴隶制的兴盛及青铜制作手工技术的进步。[32]还有在一个贮贝器上，刻画着许多人，他们排成行列，替奴隶主把大量的粮食放入仓库中，这是奴隶制大生产在农业方面的一个例证。[33]这一时期奴隶主们还受到了纳贡和商品交换的刺激，开设了许多使用奴隶进行生产的手工工场，制造了大量各式各样的器物。其中有生产工具（铜犁、斧、锛）、生活用品（贮贝器）、武器（戈、剑、矛）以及各种各样的装饰品，其中金属品加工场中的分工之细密、工序之繁多已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平。从晋宁出土的成千件殉葬物品中来看，若非奴隶制生产的充分发展，奴隶主们是不可能得到的，更何况殉葬品仅是奴隶主获得的极少一部分。[34]东汉时期，由于铁器和牛耕在滇池地区的广泛推广和应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在汉族移民的直接影响下取得了较大进步，进而促进了生产制度的变革，激化了奴隶与奴隶主之间存在已久的尖锐矛盾，导致了奴隶主贵族势力的衰落，同时以夷化大姓为主导的封建领主制崛起。刘雪河的《论两汉时期滇人的封建化问题》一文认为，西汉时期滇池地区由于受（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生产力已获得巨大进步，生产关系已发生重大变革，东汉时期滇池地区已在西南夷地区率先完成封建化进程。[35]虽然这一结论仍有待商榷，但从益州郡设置以后，受到内地官吏及汉族移民带来的先进技术及封建化的影响，生产力得到一定提高，区域经济得到初步整合并获得快速发展确是不争的事实。

二 滇池地区生产技术的进步和文化繁荣

行政中心在滇池地区的确立，加速了滇池地区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由于郡县的设置，统治阶级出于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也不断派遣大批的官吏和兵士驻守在郡县治所及附近的平坝地区。还有政府为了减轻从内地向西南夷转粟运输的负担，不断地迁移内地民众到西南夷地区进行屯田戍守，以期实现自给自足。《史记·平准书》载：“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36]方国瑜先生在其《汉晋时期云南的移民》一文中认为，汉晋时期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基本有3种类型：一是为巩固封建统治屯田戍守而来的汉人；二是因战争流散不归的汉人；三是由于封建统治造成灾难被迫而来的汉人。无论哪种类型的汉人都对云南地区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37]由于移民迁移的地区大都是在统治者驻兵保护的郡县治所及附近平坝地区，尤其是统治者在边疆的核心地区，因此滇池地区成为这一时期经济、技术和文化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李昆声先生在《云南考古学论集》中指出：滇池地区于汉武帝元封二年设置益州郡后，大大加速了中原文化在滇池地区的传播。西汉中晚期，滇池地区墓葬中出现了中原文化和地方文化（滇文化）共存的现象，如铜镜和五铢钱这样一些典型的汉式器物在滇族墓葬中的不断出现。东汉初、中期，中原文化在滇池地区已占主导地位，滇文化和中原文化糅合为一体。[38]尤其显著的是，这一时期铁器和牛耕在益州郡的广泛使用，对滇池地区农业的开发及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汪宁生先生在《云南考古》一书中根据出土的青铜器分析也认为：“滇”人文化遗存可粗略地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从战国时期到西汉初年，晚期从汉武帝时期到西汉末年。[39]两个时期比较之后我们可以看出，从汉武帝设益州郡于西南夷之地后，滇池地区的青铜器无论是从种类、样式、制作风格以及青铜器物上的纹饰、使用范围和制作技术，都比早期青铜器有重大进步。后期与前期相比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种类的更加多样、纹饰的复杂繁多、制作技术和风格的中原化影响。汪宁生先生的《“滇”人文化遗存——云南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和向铁器时代的过渡》一文认为，由于受到中原汉文化技术的影响，西汉中后期青铜文化在滇池地区获得了高度发展，并在西汉末年呈现出向铁器过渡的趋势。[40]

总之，这一时期云南行政中心在滇池地区的确立，造就了滇池地区灿烂的古代奴隶制社会文化、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金技术、精美绝伦的造型艺术和纹饰图案、原始宗教祭祀的繁缛礼仪以及长脊短檐的建筑模式等“滇”文化的辉煌。[41]

三 开拓西南边疆“化生为熟”影响深远

行政中心在滇池地区确立以后，对两汉王朝进一步开拓西南边疆“化生为熟”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史记·大宛列传》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汉武帝开始复事西南夷的初衷是由于听了张骞从大夏回来后的报告：“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42]张骞自大夏回来后，建议汉武帝打通经西南夷至身毒（今印度）道，得到汉武帝的认可，可见汉武帝对西南夷的经营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和随意性。但尽管这样，也丝毫不会减弱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客观历史意义。汉武帝为了寻得大夏和大宛等国的奇物，曾数次派遣使臣四出“西南夷”，寻求通向身毒的道路，使臣虽然受到滇西昆明族部落的阻挡而归于失败，却把在滇国所见到的富饶情况报告给了汉武帝，这就更加坚定了汉武帝借助滇国进一步开发西南夷的决心。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降服滇国后，西汉王朝为进一步打通蜀身毒道，曾于元封二年和六年在滇国的协助下，两次对昆明用兵，并最终打败了滇国以西的昆明人，把其地划为益州郡管辖。[43]随着对滇西巂和昆明用兵的胜利，汉武帝时期又建博南山道，渡澜沧江，在今云南永平和保山一带置巂唐与不韦二县。公元1世纪初，东汉王朝在西汉以巴蜀（今四川、重庆）为基地、以益州郡为前哨对西南夷地区经营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向益州郡的西部和西南部边境发展。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贤栗等遂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巂太守郑鸿降，求内属”[44]。东汉王朝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在益州郡西部的巂唐县设益州郡西部都尉，镇慰哀牢人和楪榆蛮夷[45]，以加强对益州郡西部及西南部边疆的经营。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治今保山西南）、博南（治今永平）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46]。其益州郡西部都尉所属6县，为巂唐、比苏（治今云龙）、不韦（治今保山）、楪榆（治今大理以北）、邪龙（治今巍山）和云南（治今祥云东南）。永昌郡治（今保山一带）统辖范围“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47]，把西汉时期益州郡西部及西南部界外的今德宏州、保山地区南部、临沧地区、普洱地区以及西双版纳州都全部纳入了版图之内。永昌郡的设置，完成了今天云南西部和西南部边疆的统一，还使蜀身毒道经过的今缅甸东北部地区纳入了封建王朝管辖的范围。两汉王朝上述对永昌郡设置前一系列的开发与经营，无疑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益州郡境内物力及人力协助基础上的。益州郡的行政中心在滇池地区，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西汉王朝经营滇西永昌郡的前哨，对永昌郡的设置及西南边疆的开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古代早期地理交通条件较为滞后的云南，滇池地区是云南拥有较为开阔坝区和良好自然地理条件为数不多的地区之一。从《史记》的记载中我们还可以推测到，早在先秦时期，经过云南的蜀身毒道（民间开发的古道）就已存在。据曲靖文史资料第1辑《曲靖古代历史概说》载，早在公元前4世纪，云南与内地民间交往的道路“蜀身毒道”就以蜀为中心，经夜郎至曲靖，向西由昆明、哀牢、掸至身毒。[48]秦朝时常頞主持修通了至滇东的“五尺道”，西汉时期汉武帝又分派唐蒙与司马相如开通了“西南夷道”。由此，滇池地区便形成了较云南其他地区更为便利的早期交通格局。从近几十年来的地下考古发掘和《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滇池地区是早期云南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西汉武帝时期正值国力强盛、积极进取边疆之时，加上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和探求异域奇物的爱好，经营西南边疆遂也成为他的目标之一。上述众多有利条件聚集滇池地区，无疑为滇池地区取得首个云南行政中心的地位赢得了先声夺人的优势。又如孙大江在其《秦汉时期滇东北的经济开发》一文中所言：“益州郡经济的发展使益州不仅成为整个云南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且成为东汉交通天竺、掸邦的重要贸易地区；僰道一直是川南地区的一个经济、文化、政治中心。所以，僰道朱提益州一线的贸易亦是相当活跃。”[49]基本上对上述影响“云南行政中心确立在滇池地区并持续300余年”的某些因素也表达了类似的认识。

益州郡的行政中心在滇池确立以后，两汉政府便把其视为进一步经营西南边疆的前沿阵地，不断地派遣官吏和士兵治理、屯田及戍守于此；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移民迁徙于此。伴随着内地拥有先进技术文化的汉族移民进入交通便利的郡县治所平坝地区以来，滇池地区便迎来了经济文化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另外，在进一步开拓西南边疆、经营滇西、设置永昌郡方面，滇池地区都发挥了作为两汉王朝经营西南夷前哨的作用。如：益州郡辖域下的滇国曾两次协助西汉王朝用兵滇西地区的昆明人，打通蜀身毒道，而后益州郡还多次派兵镇压哀牢人的反抗，并对滇西6县设置益州郡西部都尉进行治理直到永昌郡的设立等。总之，行政中心在滇池地区的确立为内地汉族进入“西南夷”地区架起了一座便利的桥梁，密切了汉族与云南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内地先进的技术文化也相继传入云南，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两汉王朝以巴蜀（今四川、重庆）为基地、以滇池地区为前哨对滇西和滇西南的进一步经营，为永昌郡的设置，完成今天中国西南边疆的统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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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南二》卷114，中华书局贺次君、施和金点校，2005，第5061页。

[2] 秦汉时期，称今天四川西南、贵州、云南境内的各少数民族为“西南夷”。当时，“西南夷”地区的历史事件往往相互联系，并不以今天的云南政区为界，但显然云南是构成西南夷地区的主体部分（《尤中文集》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17页）。

[3] 自公元前206年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就一直面临着来自北方匈奴的威胁，经过六七十年时间的“休养生息”（特别是文景之治以来数十年的积蓄），公元前140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时，为有效地联合西域诸国夹击匈奴，便于公元前138年（建元三年）派张骞出使西域，历经十余载，历尽艰险，及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出使大夏等西域诸国归来的张骞上言，将在大夏时曾见到过的蜀布、邛竹杖的情况如实报告给了汉武帝，并分析认为自蜀郡经西南夷至身毒（今印度）再到大夏（今阿富汗一带）一定存在一条民间商道，且通过这条商道通往大夏、西域显然比常受匈奴阻碍的西北羌中道安全得多。而大夏等国“多奇物”且“慕中国”，但患匈奴阻隔其道而不能与中国交通。武帝闻之，以为然，便派遣使臣王然于等四道并出西南夷，寻求通向身毒的道路。虽然派出的使臣受到滇西昆明等部落的阻挡而失败，但使者归来时却把在滇国所见到的富饶情况，向汉武帝进行了回报，这就更加坚定了汉武帝开发复事西南夷的决心。汉武帝首次经营“西南夷”始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朝派唐蒙出使南越，喻令其归附汉朝。后因唐蒙、司马相如数年修西南夷道，耗费巨大，还引发道路附近一些落后部落的反抗，适时为了集中力量专事北方的匈奴，再加上朝廷内部御史大夫公孙弘、徐乐、严安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经略西南夷是“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鉴于此，汉武帝只好在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暂罢西南夷。及至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听了张骞出使西域归来的报告后，才最终下定决心复事（再次经略）西南夷，持续性、大规模地拉开了经营西南夷的序幕。

[4] 喻为“疆壤益廓”，即“疆域”日“益”广阔之意。（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南二》卷114，中华书局贺次君、施和金点校，2005，第5060页。

[5] 战国西汉时期云南最重要的方国。

[6] （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卷116，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第2993页。

[7] （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卷116，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第2997页。

[8] 方铁主编《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第25页。

[9] （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卷116，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第2991页。

[10] 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1辑，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第1页。

[11] （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卷116，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第2997页。

[12]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第216页。

[13]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82～105页。

[14] 黎小龙：《战国秦汉西南边疆思想的区域性特征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

[15] （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卷3，巴蜀书社刘琳校注本，1984，第225页；黎小龙：《战国秦汉西南边疆思想的区域性特征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

[16] （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卷116，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第2993页。

[17] 五尺道是由秦国官方修筑的通往西南夷（今滇东北）地区的第一条通道，因地势险峻，开凿困难，宽度仅五尺，只能过人、畜而不能通车，因此被称作“五尺道”。

[18] “南夷道”：此道自今宜宾通北盘江。唐蒙建议通夜郎是为了从牂牁江水路到番禹（今广州）以击南越，但自今贵州贞丰白层以上的牂牁江上游不能行船，故须从僰道修路经南广（今四川高县、筠连及云南镇雄一带）、平夷（今贵州毕节一带）、汉阳（今贵州威宁、水城一带），再与牂牁江水道连接。高荣：《汉代西南边疆的经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

[19] 此道由今成都至西昌。

[20] （汉）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卷30，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第1420～1421页。

[21] （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卷116，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第2991页。

[22] 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23] 方铁：《边疆民族史探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第404页。

[24] 欧鹍渤：《滇云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76页。

[25] 方铁：《秦汉蜀晋南朝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开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26] 方铁主编《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第97页。

[27]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86，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第2846页。

[28] 刘小兵：《滇文化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第109页。

[29]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86，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第2847页。

[30]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86，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第2847页。

[31]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86，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第2846页。

[32] 汪宁生：《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56～60页。

[33] 《尤中文集》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54页。

[34] 《尤中文集》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54～55页。

[35] 刘雪河：《论两汉时期滇人的封建化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1期。

[36] （汉）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卷30，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第1421页。

[37] 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1辑，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第258～270页。

[38] 李昆声：《云南考古学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182～183页。

[39] 汪宁生：《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67页。

[40] 汪宁生：《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41] 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刘小兵：《滇文化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42] （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卷123，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第3166页。

[43] 方铁：《边疆民族史探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第210页。

[44]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86，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第2848～2849页。

[45] （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卷4，巴蜀书社刘琳校注本，1984，第431页。

[46]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86，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第2849页。

[47] （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卷4，巴蜀书社刘琳校注本，1984，第428页。

[48] 曲靖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曲靖文史资料第一辑》，2001，第8页。

[49] 孙大江：《秦汉时期滇东北的经济开发》，《云南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