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理论的发展脉络
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地探索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态问题空间向度的认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和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时内含空间向度的思考，为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理论的孕育和萌发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依据。
1.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态问题空间向度的早期认识
在《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简称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释了空间之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初步认识。
第一，空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存在形式之一。马克思一贯反对抽象地阐述空间问题。他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如果我们逐步抽掉构成某座房屋个性的一切，抽掉构成这座房屋的材料和这座房屋特有的形式，结果只剩下一个物体；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结果就只有空间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去，最后我们就只有纯粹的量这个逻辑范畴了”[2]。换言之，空间是整个世界质的规定性，空间向度具有自然、社会双重意义，脱离自然、社会的空间只能存在于主观幻想之中。此外，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从阐释原子与虚空的辩证关系着手，肯定了伊壁鸠鲁关于原子偏斜运动思想的合理性，同时揭开了空间本身的不确定性、无限性等具体特征。由于空间的不确定性和无限性，又进一步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第二，感性活动是空间秩序的建构基础。以往的很多学者主要以客体或直观的形式理解空间，而马克思认为社会实践是空间建构的决定性环节，感性活动是社会实践的最初表述形式。人类社会的空间分布结构受自然界限制，但是人类可以根据自然基础、自然条件主动建构适应自身发展的空间结构。不仅人类的感觉器官是在感性活动中生成的，而且人的五官感觉也是感性活动的客观结果。[3]肉体感官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过程也是主体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在感性活动中，人体以中枢神经系统为指挥中心，通过四肢、五官、皮肤等接触客观世界，形成空间感觉、空间经验，并建构空间活动范围。
第三，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空间结构异化的根源。强制性的社会分工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使财产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并推动了世界人口向城市聚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支配下，工人阶级在生产空间里经常连续地保持或者站立、或者弯曲的姿势，导致身体空间出现变形。工厂内部的空气大多很差，潮湿、通风性不良、温度过高，尘埃、碎屑、油污布满空间。同样，工人阶级的饮食、住宅、卫生等条件也是非常糟糕的，因此，工人阶级患病的概率高得惊人。由于工资少得可怜，他们多半食用土豆、低价面包等廉价食品，饥饿甚至饿死的现象时常发生。生产空间严重挤占生活空间，工人阶级的精神空间无处安放，只能在肮脏的酒馆里买醉。城市空间内部形成明显的分水岭，工人阶级大都居住在贫民窟内，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4]资产阶级的居住区则是富丽堂皇，而且尽量保持清洁。
总之，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思想还带有明显的黑格尔或者费尔巴哈的痕迹，但是他们的生态思想中已经包含了空间维度的思考，并提出了很多前瞻性的观点。
2.马克思和恩格斯中晚期关于生态问题空间向度的认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论住宅问题》《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同时也蕴含了空间之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
第一，自然空间是社会空间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突出论述了自然空间对德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影响，“国家的地理位置不利，距离已经成为世界贸易要道的大西洋太远”[5]。地理空间的劣势影响了德国的社会发展，导致德法战争中德国的失利。草木繁茂的热带不是资本产生的沃土，自然地理和自然产品的差异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6]自然空间的非连续性成就了社会空间的差异性，不同民族、国家、区域由于自然空间上的非连续性形成了发展道路上的多样性。所以，马克思晚年才有“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第二，劳动是促进自然空间向社会空间转化的根本动力。劳动作为人类最重要的存在方式，既是身体自然力的支出过程，也是对外在自然力的驾驭过程。“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7]。劳动将物质世界改造成适宜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形式。“塑造”即改造，空间是“形”的基本表现，“暂时性”和“易逝性”是时间的基本形式，也指向空间的历史性。劳动不断改变自然界的空间结构，塑造自然界的不同形象。被改变形象的自然界作为对象化的劳动，与活劳动一起成为新的空间结构的源泉。劳动的历史过程也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劳动是理解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关系的钥匙所在。
第三，资本主义空间逻辑的生态后果。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结构的形成和本质。传统的空间隔阂逐渐被打破，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念、生产方式逐步向全世界传递，并推动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与生产空间的世界性建构，形成农村从属于城市，发展中国家从属于发达国家的不平衡格局。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强制性的社会分工为基础，人类竭尽全力对自然掠夺和索取。“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8]空间的失衡与断裂使得土壤的营养物质不能有效返回土地，却反过来造成浪费和污染。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空间逻辑的生态后果，科学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解的制度性要求和主体力量，为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科学建构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生态问题空间向度的认识
历史在积淀中前进。以普列汉诺夫、列宁、布哈林等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理论的形成作出很多有价值的探索。
1.自然地理空间的基础地位
苏联学者以自然地理空间为重点，论述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机制。
普列汉诺夫在《唯物主义史论丛》《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等著作中，初步论及自然地理空间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决定社会有机体发展的真实原因：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导致其他社会关系的变化；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决定着政治、社会、精神、心理等方面的生活。其中，自然地理环境作为一种可变的质量，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自然地理空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满足人类需要的自然产品的性质，构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是社会有机体的内在结构。[9]布哈林也论及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的差异对生产的重要影响，“在山区你不可能搞好农业；在沙漠里不能经营林业”[10]。而且，布哈林还指出海洋的特殊性，海洋既是进行渔猎活动、交通活动的生产场所，也是生产、生活的天然屏障。另外，瓦维洛夫提出了“遗传变异中的同源系定律”和“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理论”，而且在他的领导下“绘制出全球农业起源中心和植物遗传物质库区的地图”[11]。瓦维洛夫的理论为探索植物育种和栽培奠定了理论基础。
总之，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看到自然地理空间（生态空间）对生产、生活的制约作用，对于全面认识人与自然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尤其在时间逻辑主导的历史条件下更显难能可贵。
2.生产空间多样化和集约化的必然趋势
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和论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已经意识到生产力布局、生产技术等生产空间问题的重要性，并触及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机制的部分空间形态。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是以生产空间的布局调整为重要条件，从工场场址、消费市场的选择到交通网络的配置都是以生产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在苏联工业化迅速发展的阶段，因为燃料危机的频繁发生，列宁提出要注重规划燃料的区域分配，同时要节约燃料的使用。另外，他在评论考茨基的著作的过程中，表达了对生产规模的看法。在工业生产中，虽然大生产具有优越性，但是不能就此认为其具有普适性。[12]农业生产对自然地理环境的依赖性更强，关系更加复杂多样。小规模生产在很多领域具有竞争力，因此要推行生产规模和经营方式的多样化。另外，苏联领导人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科学管理在生产集约化发展中的作用。列宁曾高度赞扬拉姆塞发明的提取煤气的方法，并指出这种技术改良为电力的远距离运输奠定了基础，为生产扩大了劳动对象，为生活减少了开支。以1929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契机，苏联曾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人员、先进技术设备以及发展资金，进而推动了生产条件的优化。
总之，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话语中多采用地理位置、工业分布、住宅等术语代替“空间”术语，然而，话语体系的选择不能遮蔽空间维度的丰富内涵。
3.空间结构的平衡性
布哈林等学者以平衡性思维为基础，初步论证了生产、生活与自然环境的平衡性结构。
布哈林认为，世界经过数亿年的演化，周而复始形成今天的平衡结构。整个地球是人类的“工作坊”，为生产、生活提供场所、对象。自然界是生产、生活的培养基，生产、生活本身源自于自然界。人类通过生产实践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通过科学技术适应自然界的变化，维持发展的延续性。人类需要不断从自然界汲取物质能量并以此维持人类社会的有序结构，“从自然界汲取（并吸收）的能量愈多，就愈能适应自然界”[13]。要维持自身发展的延续性，必须推动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不断被打破，又不断地恢复。新的平衡并不是在原有基础上的重复，社会再生产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窄，社会的生活基础越来越小。可见，布哈林的平衡理论与现代系统思想、熵理论不谋而合。
总之，虽然布哈林没有明确使用“系统论”、“熵理论”等现代理论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其以动态平衡理论为基础思考空间结构问题已经体现了现代精神的重要旨归。
4.空间格局的协同性和复合性
列宁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采取开放性的态度，但这一科学政策为其继任者放弃，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生态问题逐渐显性化、普遍化，空间格局才重新引起学界重视。
维尔纳茨基验证了空间视阈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协同性。20世纪20年代，维尔纳茨基提出生物圈的概念。生物圈是生命体的活动空间，由大气层、水域、岩石圈等部分组成。人类通过技术、智慧使生物圈发生化学变化，推动生物圈进入智力圈时代。维尔纳茨基等苏联学者秉承复杂性、系统性、非线性的思维，思考人与自然界的协同性关系。这种协同性理论理所当然覆盖人与自然关系的空间格局，而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超前的。“应维尔纳茨基和矿物学家 E.A.弗尔斯曼（E.A.Fersman）的要求，1920年列宁在南乌拉尔建立了苏联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14]。除此之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的基础上，苏联学者奥莱格·亚尼茨基科学界定了“生态城市”的概念。他认为，生态城市以经济、社会、生态等基础结构和空间组织为基础，是城市与社会的统一体，既是生物体，也是供养人和自然的环境，具有整体性与和谐性。[15]生态城市是“三生空间”协调发展的典范，亚尼茨基的思想至今影响深远。
总之，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和学术界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和谐发展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但是这些理论并没有引起当权者的足够重视，造成历史遗憾。
（三）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生态问题空间向度的认识
新马克思主义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或者批判了资本主义空间重塑的生态后果，或者探索了解决生态问题的空间制约因素，不仅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和形式，而且表达了很多关于空间格局的前沿性看法。
1.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问题空间向度的认识
在很多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中，空间问题主要是以隐性线索存在的，当然也有学者直接论及生态问题的空间制约因素。
其一，物质代谢裂缝理论中关于空间表征的叙述。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生态裂缝：资本主义与地球的战争》等著作中诠释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并以此为基础重点批判了资本主义体系下城乡分离的生态后果以及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态体制在国际层面的扩散。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自然界扮演“水龙头”和“排污池”两种角色，相应的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的物质代谢裂缝体现在两个方面：资源的枯竭与污染的累积。根据自然规律和生态法则，资源和环境具有有限性，要维持新陈代谢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必须遵守返还的原则。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城乡分离和国际社会的不平衡结构，使得土地的营养成分不能有效回归土地，必然导致地力的耗竭。另一方面，人类将大量新的合成的化学品而不是经过长期进化的物品引入环境之中[16]，必将造成生态环境的排异反映。另外，福斯特明确提出：“为了理解资产阶级所有制这种竞争制度的本质，必须首先了解这种竞争代表了城乡分离的一个高级阶段，也必须了解竞争者通过世界市场进行竞争因而能够利用有利的地质、地理和水文条件。”[17]他从历史地质学、历史地理学的视角进行分析，旨在说明时间和进化观念的革命性，以及作为发现演替秩序中的人的重要意义。“硝石和鸟粪的诅咒”也许已经被遗忘，而“石油的诅咒”却正在进行。在福斯特的新陈代谢理论中，并没有专门的、重点的烘托空间格局的重要意义，但是关于地质条件和自然地理环境属于生产条件的认识，以及城乡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远距离运输的生态后果的论证，都囊括了空间维度的思考。
其二，不平衡及联合发展理论中关于空间表征的叙述。奥康纳明确阐释了空间之于自然条件的内在构成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出现第二重矛盾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从经济的维度对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的自我摧残性的利用和使用”[18]。也就是说，自然条件内含空间的规定性，资本对自然条件的摧残也包括对空间的摧残。而且，他还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和联合发展所造成的生态后果。不平衡发展是政治、经济等内容在空间上分布的不平衡状况，其产生与土壤、森林、矿产、气候等自然资源在全球的分布状况相关联，反过来也会对自然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不平衡发展会衍生空间的局限性与“地理位置上的惰性”[19]，不仅加速了矿产、森林等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土壤肥力的破坏，而且由于废弃物的空间集中导致危险性污染物的生成。远不止此，工业资本在所有权及控制力方面的集中化倾向，加速了欠发达国家的自然条件恶化，产生严重的生态后果。
2.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空间逻辑的生态批判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将人、自然、空间置于一个整体性的理论框架之中，为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启了新的视角。
第一，“人—自然—空间”的辩证统一性。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者论证了“人—自然—空间”元叙事形式的合法性，拓宽了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新视阈。唯物辩证法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根本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中，哈维系统地论证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原理及其应用。尽管其有保留地承认了世界的辩证性存在，但是也据此揭示了人、自然、空间的复杂性网络结构。索亚提出“时间—空间—存在”的辩证统一性，主张进行总体性的社会批判。所谓辩证性的存在，不仅是过程性的存在，也是一种系统性的存在；是一种部分性存在，也是一种整体性存在；是一种特殊性存在，也是一种普遍性存在；是一种偶然性存在，也是一种必然性存在。时空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存在形式，其中时间是一种过程性的秩序，空间是一种共时性的秩序。“时空、位置和环境都嵌在实质性过程之中，不可能脱离过程包含的时空多样性来考察过程的属性”[20]。只有运用总体性方法才能正确理解人、自然、空间之间的关系，进而认识环境问题的本质。
第二，空间规模重塑激发了生态危机。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规模的调整呈现规模化与破碎化并存的态势。资本主义的空间重塑活动极大地改变了山川、河流以及人们的居住状况，对生态环境产生根本性影响。身体是微观的空间规模范畴，全球化是宏观的空间规模范畴。从身体空间到全球系统的破碎化，使得生态问题更难以控制。身体空间本身是矛盾体，凝聚了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矛盾、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矛盾，堪称万物的尺度。在资本主义生产空间内，根据技巧、权威、智力和体力等因子将劳动力的“集体身体”分化成许多等级，“以这样的方式使可变资本的范畴在内部具有异质性”[21]。通过身体空间的分化，将任务打散到生产空间之中，以时间的空间化消除空间障碍，保障资本快速运动，典型案例为福特制。另外，信息革命、交通设施、通信设施尤其是金融体制的调整，为空间的破碎化创造了有利条件。资本周转、资本循环全面加速，由此带来了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实践活动的即刻性变化。“市场充斥着各种形象，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塑造短暂性”[22]。这种暂时性、一次性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通过过度消费、即时性消费制造虚假繁荣，同时以能源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为巨大代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其自身创造的资源、环境的稀缺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资本主义空间规模的调整，消除了旧有的空间矛盾，却又创造了新的空间矛盾，并引发更严重的生态问题。
第三，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推动了生态危机的全球扩散。不平等交换、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也是资本家获得利润的重要途径。由于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以资源、环境掠夺为必要条件，因此必然使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资本开辟了世界历史，建构了不平衡性的世界体系，并将这种框架体系延续下来。在全球化时代，不平等交换采取了更隐蔽的形式，形成了不平衡性的发展结构。不平衡发展包括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不平衡关系，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关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经济、知识和技术的优势，掌控空间调整的主导权。“运输和交通、人类定居和占用的特定空间，全部都在对于空间（身体的、土地的、住房的等）的权利的某种合法体制之下被合法化了”[23]。不平衡的空间结构为资本循环的顺利进行和资本周转效率的不断提高创造了条件。在这种不平衡的空间结构的支配和影响下，财富、自然资源不断由落后国家和地区向富裕国家和地区转移，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能源资源成为铺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繁荣的牺牲品。发展中国家、落后地区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并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危机。
总之，新马克思主义者初步论证了空间作为自然条件的内在规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空间格局的生态后果，为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提供了启发性思路。
（四）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生态问题空间向度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人从具体实际出发，在研究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目标诉求和政策部署。
1.关于构建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战略定位
从空间布局的自然基础到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协同性和一致性，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探讨了构建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战略地位。
（1）生产空间布局必须以生态环境为基础
大力发展生产力对于巩固新生的政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紧迫而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非常重视生产空间建设，较早地而又比较全面地论证了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区域布局等生产空间问题。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批评了苏联东欧国家的产业布局失衡问题，指出必须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保障原料、资金的稳定供应。在工业布局方面，他提出要平衡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方面，他指出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准确地概括了中国的人口资源分布格局。改革开放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非均衡发展战略。他指出，农业生产空间布局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重要手段，要根据具体区域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实行受欢迎的机械化。除了实行机械化的组织形式外，还要坚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24]。在区域发展方面，他提出“两个大局”的指导思想。[25]其中，之所以要求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是考虑到沿海地区的经济基础以及天然的区位因素。20世纪90年代，为了更好地处理东部和西部的关系，江泽民同志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21世纪初期，为了更好地践行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胡锦涛同志提出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伟大战略。2011年，李克强同志在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要把生产力空间布局与生态环保要求结合起来”[26]。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对生产空间布局以及生产空间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和论证。
总之，经过历代领导人的不懈探索，我们对生产空间布局的重要性和统筹原则具备了比较全面的认识。生产空间是空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空间中贯彻尊重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原则符合构建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根本要求，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发展具有引领效应。
（2）突出构建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优先性和紧迫性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对空间格局的认识主要体现在农业政策、植树造林、人口发展、工业布局等具体要素方面。随着生态环境工作的循序推进，党对构建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20世纪90年代中期，江泽民同志在参加亚非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合作会议以及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会议上多次强调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和共同性，这也间接肯定了构建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国际性。胡锦涛同志在汲取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将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升到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高度，这在认知层面提高了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战略地位。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27]。而且，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空间格局必须尊重自然界的前提性和基础性地位，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主要参考性指标，强调生态效益的重要性。
总之，从最初的植树造林、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战略到生态文明的提出，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战略地位有了更明确、更清晰的认识。
2.明确提出了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全局性部署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以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协调发展为核心，明确提出了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全局性要求。
（1）明确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根本要求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28]，科学统筹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总要求、总方向，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步入新时代。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本体论、价值论的层面突出了复合生态系统空间秩序的共享性、统一性、整体性、联动性，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全面升级。201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不仅明确了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进一步优化的目标，而且从积极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推进绿色城镇化、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加强海洋资源科学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全面部署。[29]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在实践活动中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方法。总之，中国共产党对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具备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2）形成统筹海陆空立体化空间格局的指导思想
随着生态问题的国际化、普遍化、复杂化，陆地空间已经不足以容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生态需要，大气空间、海洋空间的战略地位逐步上升。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捕捉到了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新变化、新方向，提出要“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总布局之中”[30]，通过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其再生产能力。同时，针对雾霾、温室效应等空气质量、气候政治问题，提出要“建立京津冀、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31]，并进一步完善防护林建设、水环境治理、清洁能源使用等领域的合作机制。这说明，党和政府不仅对国土概念的认识更加清晰，而且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平面化向立体化的转变，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进入到海陆空统筹发展的新阶段。
总之，此前人们在论述空间格局问题时，主要围绕“三生空间”中某个具体要素展开，在具体表述上大多使用替代性（近义词、同义词）术语。十八大以来，党对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理解和表述更全面、更准确、更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