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空间格局：生态文明战略实现的载体形式
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旨在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理念，践行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根本目标。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以一定的空间秩序为基础，没有空间效率，绿色生产效率难以保障；没有空间正义，生态正义无法实现。因此，考察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历程，必须对空间的概念、方法和运行要求有全面而准确的认识。
（一）建设生态文明蕴含的空间概念和方法
任何事物的演化秩序都内含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其中时间向度是指事物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发展态势；空间向度是指由事物本身所占据的上下左右等位置、场所以及事物本身的大小、样态等立体化态势。时间和空间不是简单的运动的几何参量，而是“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基本秩序，是衡量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关键向量。空间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存在形式，既是人类认识自然的前提，也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结果。空间具有丰富多样的形态，是生命的尺度，并直接影响人类社会的运行情况和发展走向。“空间结构可以拆解成为节点、网络、表面和流动等”[1]，承载着资源、能源、商品、文化形式、温度等意义体系，形成复合生态系统的框架结构。空间结构具有动态流变的性质，影响空间功能的具体呈现。在以往的生态实践中，空间经常被当作静止的背景或容器处理，人们改造自然的行为似乎是单向的施与受的关系。随着现代交通和通信事业的快速发展，空间的尺度和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空间格局的动态性和革命性作用也愈益凸显。“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2]空间、自然和社会不是主观臆想的逻辑组合，在元理论层次上具有统一性。任何一种实践活动都是对以往空间格局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对空间格局的重塑产生重要影响。人与自然是有机整体，我们应当根据社会的力量来衡量改造环境的结果，并发挥社会的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在劳动机制的作用下，人口、能源、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等要素按照不同的位置、数量、排列、分布关系构成“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不同层次结构，形成具有复杂关联的共生系统。不同的空间结构转化为不同的功能属性，满足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不同需求。按照功能结构差异，可以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空间格局分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等类别；按照空间尺度的差异，可以划分为国土空间、区域空间和城乡空间及其内部空间等层次；按照地理环境和地理条件的区别，可以划分为陆地空间、海洋空间、大气空间等场域。不同的空间层次、空间类别、空间结构相互影响、相互制衡，构成“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格局。复合生态系统的空间向度是优化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客观依据，而构建生态文明空间格局仰仗于对复合生态系统空间向度的科学认识与把握。“不能忽视空间场所及基础设施除了直接地被政治和市场所建构之外，还独立地完成对资本的地理纬度上的配置”[3]。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提高人类活动的自觉性和能动性，统筹把握各种构成要素的运行机制，尤其是关键要素的空间关系，依据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优化方向确定空间结构模式和空间开发利用与保护方案，消除建设生态文明的外在必然性约束，进而实现人类栖居于大地的梦想。综上，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根本条件，以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共荣为最终价值旨归，以国土空间为载体，在自然地理范畴方面的统筹规划，在人口、能源、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空间配置和组合，在“三生空间”方面的比例关系和分布结构，在生态环境承载力、开发程度和潜力等方面的评估与规划。因此，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不仅要遵循自然环境的空间运行规律，还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总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必须立足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共同演进的宏观视野，着眼于人与人（社会）、人与自然等不同层次结构的耦合关系，全面把握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为实现代际和代内公平正义提供整体性的规划和部署。
（二）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话语出场
空间格局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生性结构，长期以来主要以隐性在场的形式发挥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强化海洋生态空间保护、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等概念在党的施政纲领上频繁出现，构成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概念群。构建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一种新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理路和解决方式，是对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继承与发展，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实践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成果。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是一个复合性概念，融合了文明形式、社会形态、生态科学等多重规定，涉及“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多层次关系。为了明晰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能指与所指，必须廓清相关概念的区别与联系，认清生态危机的本质，完善建设生态文明的思路和举措。
环境保护是指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给资源、环境留下休养生息的空间。20世纪7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逐步使用“环境保护”的概念来表述对生态问题的关切。当然，最初的环境保护之所以能够得到普遍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西方生态环保运动的影响，其宗旨、精神、目标、任务等内容并不清晰。在概念层面，环境保护意在恢复自然界的原初状态，隐喻人类作为历史主体的优越性。在实践层面，环境保护更侧重事后治理，缺乏前瞻性的谋划和全局性的部署。显然，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构成内容，虽然不能代表完整的生态文明形态，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具体途径和必要环节。对照来看，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内涵更广泛、层次更深远，包括体现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绿色空间产品、技术体系、战略工程和自然环境，有利于节约自然和保护环境的评估制度、开发保护制度、用途管制制度、补偿制度和追责制度以及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思想观念等三个层面的内容。“生态文明不是关于秩序的药方，而是关于不同的社会安排的药方，关于这些社会之间及其与生物圈之间的精密复杂网络的安排的药方。”[4]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是在文明的高度上对环境保护的空间统筹和部署，是对人与自然共生性关系的更高层次统筹。
可持续发展是指在处理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关系问题时，要统筹兼顾当代人与子孙后代的关系。[5]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意在优化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现在和未来的统一。从本质上看，可持续发展强调代际公平，既要维持人类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也要维护自然系统的可持续性。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要求规范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统筹城乡、区域以及国家发展，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社会之间共生性秩序的合理化建构，诉求的是空间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公平正义以及和谐宜居的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空间格局都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但是关注维度有所差异。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战略的提出，立足于民族国家、区域发展的物质边界，聚焦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局势，积极适应工业化、城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围绕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绿色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海洋生态环境的开发和保护、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等时代命题和重大考验展开，致力于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6]。它以国土空间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考量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立体性关系，有利于全面认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多层次结构，进而形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立体性框架。
总之，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是一个整体性的理论和实践架构形式，需要在更高层次、更广泛的角度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三）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必然逻辑
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战略的提出，汲取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致力于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有利于开拓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径。
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是在总结空间格局演进历程的基础上，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其中，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要素；生产关系是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可见，以劳动实践为基础，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至少涉及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社会等方面的矛盾，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内含“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矛盾结构。根据“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功能性质，可以将其划分为生产、生活、生态等三方面内容，其中生产是满足人类需要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生活是指吃穿住用行、人类自身的生产以及精神交往等活动；生态则是肉体组织、生命活动、自然基础、生态环境等内容。随着实践活动的推进，人们逐步形成了生产、生活、生态秩序的历时性要求，即“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此相适应，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发展目标是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在国土空间范畴的共时性要求，也是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必须要解决的核心任务。优化空间格局，即在统筹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基础上，合理控制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发展规模和分布结构。具体来说，通过合理规划、压缩生产空间的规模，减少生产空间对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挤占，同时依据经济基础、地理条件、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的优化配置，实施一体化与多元化的双重战略，不断提高生产空间的集聚效应；要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进行生活空间配置，为劳动主体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竭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反过来也会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无限活力；通过严格控制生态空间红线，促进生态空间的自我更新、自我修复，保障生态系统运行的平衡性、稳定性和持续性，为生产发展、生活进步创造先决条件。总之，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走向，要求我们必须合理规划空间内容，控制和协调空间开发强度，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全面实现，进而维系人类社会的持续性。
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既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也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之处。“社会主义的核心目标在本质上远远超出了提高劳动力的物质地位的诉求。它坚决地要求解放劳动力，并准许他们寻求普遍的、超越狭隘的物质性的目标。这就是要遵循自然界，而不是将其视为惰性物质（inert matter），分享它的生命。”[7]鉴于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意指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与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制度条件下，秉持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思维方法，以差异、共生共荣的理念面对和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从野蛮走向开化，文明的开端从人与自然的分裂开始。从敬畏自然、征服自然到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共生共荣，人与自然从统一走向对立，从对立走向协调，在反思中向前推进。随着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空间格局重塑的重要性日益显性化，其价值追求逐渐被人类所认同。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与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最终价值追求是一致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高级的社会形态，不仅体现在发达的生产力、丰富的物质产品，而且体现在“生产的承担者同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8]。在任何时代，在一切社会形式、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人类都要和自然界相竞争，并在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中呈现新的表现形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将逐步消除异化劳动产生的土壤，推崇和践行诚信友爱、自由平等、民主和谐的价值体系。尤其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对自然界的规律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能够自觉地约束自身的行为，将在最切合人类本质、最有利于自然持续繁荣的条件下进行物质变换。共产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致力于超越并取代资本主义，理应更有效地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人类创造和谐美丽的空间格局。但是，复合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性不是社会主义的应然状态，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与马克思的最初设想不同，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在不发达或半发达国家确立，而这些国家不具备解决生态问题的经济优势，更无法摆脱资本主义世界及其活动的外在压力。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生态文明空间格局创造了可能性，但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绝对胜利。[9]以空间格局的重塑为重要着力点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关系人类福祉、关系人类发展命运的重大命题，而命题本身的复杂性、尖锐性、广泛性决定了实践历程的曲折性。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要共同面对工业化、城市化迅速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冲突关系，不仅要超越资本主义逻辑的入侵和渗透，而且要超越自身发展的内外局限。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彻底摒弃重占有的发展模式，扫除威胁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政治意图、经济体制、管理结构和价值观念。要从人类全局出发，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着手，在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发展制度方面进行全面革新。总之，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承接了生态文明的一般性释义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要求人类主动规制人与自然的关系，积极调控生产、生活方式，增强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是发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优势，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状态的根本措施之一。空间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空间是有限的，空间范畴具有相对边界，空间资源具有相对阈值。正是因为空间的有限性而激发了空间竞争，产生了空间冲突。空间是无限的，空间的无限性寓于有限性之中，“我们从有限中找出和确定无限，从暂时中找出和确定永久”[10]。空间的无限性是在坚持空间有限性的基础上，通过人类实践活动的提升和拓展而创造的新的余地和空间。地球的表面空间、气候、生物以及人类本身因为人的活动发生了无限的变化。[11]随着世界领土开发完毕，空间格局的重塑也从外延型转变为内涵型。受国土环境、风俗习惯、历史条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出发点主要停留在时间序列，典型代表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尽管建设生态文明的时间维度战略也包含了空间向度的若干因素，但是对空间向度内在运行规律的认识存在盲区，对空间结构、空间资源等问题的关注力度明显不够，尤其是缺乏总体性的空间规划和部署。具体来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和中国都比较重视自然地理因素的作用，之后，逐步加强了对城市“三生空间”的规划部署，并相继启动了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战略，但是对生态环境、能源资源等空间约束性因素照顾不足也是他们共同存在的问题。随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因为空间布局缺位而产生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区域发展失衡、城镇化畸形、国土空间开发无序等问题的普遍化，极大地影响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成效。自十五大以来，党中央逐渐加强了对国土资源开发和整治的系统部署，在概念表述与实践目标上都更加明确了环境保护的意识。在“十一五”规划中，我国明确提出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概念和部署，体现了对空间、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明确将优化空间格局列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既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认识的深化，也突出了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紧迫性和现实性。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全面表达了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部署，系统阐释了优化国土空间秩序，构建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时代主题。2017年，党的十九大强调“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12]，进一步明确了优化空间格局的新境界和新目标。构建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人长期生态实践经验的深刻反思，是依据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发展状态作出的伟大决策，也是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任务的现实回应。
总之，以空间格局重塑为根本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