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明清易代之后的清初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从政治层面看，这一时期存在着刚建立的清政权与旧势力、明遗民等多种力量的复杂关系；而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也是一个学术转型期，明季理学的空疏流弊已经发展到极端，开始转向注重实证考据的乾嘉学风。
昆山徐氏，是清王朝建立伊始的一个重要家族，影响巨大，与清政权、明遗民、江南旧势力以及学术界都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徐开法生子四人，长乾学，次秉义，次元文，次亮采（庶出）。其中徐乾学，康熙九年（1670）一甲第三名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徐秉义，康熙十二年（1673）一甲第三名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徐元文，顺治十六年（1659）一甲第一名进士，官至刑部、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兄弟三人皆鼎甲出身，且同为朝廷院部大臣，门生故吏众多，号为“昆山三徐”。特别是徐乾学与徐元文，在朝期间深受康熙皇帝倚重，与纳兰明珠、高士奇等满汉高官亦颇多纠结。
著名大儒、明遗民顾炎武为徐氏兄弟舅父，二者关系自不一般。另一位大儒黄宗羲也曾到徐乾学的藏书楼传是楼抄检资料，并为作《传是楼藏书记》。徐元文、徐乾学总裁《明史》馆时，都曾举荐黄宗羲参加，黄氏虽未亲至，但其子黄百家、高足万斯同都入馆参编。
徐乾学性喜交游，当时知名学者、藏书家多与之交善，他又着意延揽人才，门客众多，他的幕府成为清代第一个重要幕府。陆元辅、姜宸英、黄虞稷、顾祖禹、冯宗仪、胡渭、徐善、唐孙华、阎若璩、黄仪、朱彝尊、邵长蘅、万斯同、黄百家、裘琏、陶元淳、王原、刘献庭、张云章、查慎行、杨文言、吴翊、何焯、吴暻等等，皆尝客徐乾学家，或参与其所主持的《明史》、《大清一统志》等史局。曹溶、钱曾、王士禛、秦松龄、汪琬、韩菼、纳兰成德等名士也都与徐乾学过从甚密。
在清初学术史上，徐乾学也占有重要地位。他曾总裁《明史》、《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各馆，并奉命纂辑《鉴古辑览》、《古文渊鉴》等大型图书，“凡国家有大编述，乾学为之发凡起例，以总其成”[1]。特别是他领修《明史》、《大清一统志》两编，统筹布局，起例发凡，并亲自参编，为这两部重要史籍的修纂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后来的续纂与成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奉敕编纂之外，徐乾学的个人著述也很丰富，并且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编撰有《读礼通考》、《五礼备考》、《资治通鉴后编》、《传是楼书目》、《憺园文集》、《遂园禊饮集》等著作三十余种，涵盖经史集三部。其中，《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影响尤巨，皆为后来《四库全书》所收录。
可见，徐乾学不论是在清初的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既是朝廷名臣，也是一位重要学者和文献家。身居显要，交游广泛，学术活动丰富，是研究清初政治与学术都不可避开的重要人物。
历史由人的活动组成，而各个时期的大人物对于所处时代的历史面貌，影响尤为巨大。所以通过对重要人物的个案研究来考察其所属时代的历史，是一个可取而又重要的方法。而这些人物的诗文集，既是作者个人活动与思想的记录，又由于他们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也成为保存当时史实的重要资料。故正史之外，这些重要人物的文集成为了解一个时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它不仅可作为正史的补充，同时对于正史及其他史料由于各种原因所造成的偏颇甚至误记具有纠正作用。徐乾学的诗文集——《憺园文集》亦不例外。兹略举几例以说明：
窦克勤（1653—1708），字敏修，号静庵，又号艮斋、遁斋，柘城人。《清史稿》有传，称：“康熙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丁母忧归，服除，授检讨。”[2]实《清史稿》所称窦克勤中进士年有误，而其母卒、丁母忧时间亦顺带使人产生误解。此误《憺园文集》卷三十所收徐乾学为窦克勤母李氏所撰《窦太孺人墓志铭》可证。窦克勤母李氏卒，徐乾学为撰《窦太孺人墓志铭》，称：“孺人五十有四，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己酉卒于京师。……克勤将扶柩还里，衰麻哭踊，执其父封公之状，介同年生王原以请志墓之文于余。余于昨岁礼闱得克勤……”[3]徐乾学主考礼部会试只有一次，即康熙二十七年（1688）。其称“余于昨岁礼闱得克勤”，昨岁即指康熙二十七年，前云“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己酉卒于京师”亦可证。又称“介同年生王原以请志墓之文于余”，王原即为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此又一证。故据此《墓志铭》可知，窦克勤康熙二十七年成进士，康熙二十八年（1689）母李氏卒，克勤丁母忧归，徐乾学为撰《窦太孺人墓志铭》。另考窦氏同年进士汤右曾所撰《征侍郎翰林院检讨静庵窦公墓志铭》，称：“予与公同举进士……戊辰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4]进一步确证了窦克勤中进士年为康熙二十七年。
徐元文（1634—1691），徐乾学三弟，顺治十六年（1659）状元，官至大学士。他于康熙十九年（1680）迁左都御史，康熙二十二年（1683）因事降三级调用。但此二十二年有不同说法，韩菼所撰《徐元文行状》与《清代职官年表》及《清史稿》、《清史列传》的本传均称是康熙二十二年，而《清史稿》与《清史列传》的《徐乾学传》中则均作康熙二十三年（1684）。故二者必有一误。《憺园文集》卷七有《癸亥除夕》一诗，诗中有云：“兰台初报萧生黜（立斋初罢柏台任），蓬径深藏仲蔚居（果亭家居）。”立斋为徐元文号，罢柏台任即指徐元文罢左都御史一事，而癸亥年是康熙二十二年，故此事乃在二十二年，《清史稿》与《清史列传》的《徐乾学传》中的时间是错误的。
又，康熙十一年（1672）徐乾学与德清蔡启僔同主顺天乡试。因副榜遗取汉军卷，徐乾学遭劾致降一级调用。在此期间，他曾有一次回昆山探视母疾的经历。关于这次回家的时间，史料多作康熙十二年（1673），亦有称十一年者。王重民《〈千顷堂书目〉考》中云：“乾学是康熙九年的进士，十一年主考顺天乡试，纳兰成德在他门下中了举人。可是有人告他‘取副榜不及汉军者’，因此降级归家。在康熙十一年的年尾他回家以后，就计划汇刊这部大经解。”[5]称徐乾学是在“康熙十一年的年尾”回的昆山。《憺园文集》卷二至九共八卷所收是徐乾学所作诗，集中各诗的编排基本是以撰写时间的先后为序的。徐乾学南还之前有几首赠别诗，特别是在南归途中撰有《南归途中作》五首（卷六），这些诗皆编排在《喜仲弟彦和及第同三弟作》（卷五）之后。而徐乾学二弟秉义（字彦和）及第是在康熙十二年春，则乾学南归当在此之后。又《憺园文集》卷三十三《先妣顾太夫人行述》有云：“癸丑岁，吾母偶得黄肿疾，属家人勿使不孝兄弟知，两月而愈。乾学时方候补，闻之驰归，吾母健饭如常矣。”明言母得疾是在癸丑岁，即康熙十二年，而其驰归必不当在之前的十一年。又考《憺园文集》卷二十《田间全集序》，云：“岁壬子冬，（钱澄之）忽来都下，馆于座师龚端毅公家，因与订交，欢甚。明年，余将出京，与叶讱庵、张素存诸公邀之共游西山萧寺。”壬子为康熙十一年，知徐乾学于康熙十一年冬仍在京都，而“明年，余将出京”，可知他离京是在康熙十二年。此外，《南归途中作》中有“十月天犹暖”“霜叶未全落”等句，可知乾学南归的准确时间是在康熙十二年十月。
保存史料、考索行踪之外，《憺园文集》对于考察作者的交游、著述、思想及学术活动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徐乾学本人也说：“诗虽所以吟咏性情，然亦可以考其人之里居氏族，与其生平遭际之盛衰，君臣交游之离合。”[6]如此，由点及面，《憺园文集》可以成为窥探清初社会面貌、政治生活以及学风特点的一个重要途径。
对于徐乾学的专门研究，学术界尚涉足不多。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收有《健庵学案》，对于徐乾学之学术思想作了概述。台湾陈惠美所著《徐乾学及其藏书刻书》则主要针对其藏书刻书，论其作为文献家的一面。香港大学崔文翰的论文《官史编修：徐乾学的领导与贡献》则从徐乾学领局修史的角度作了专门探讨。其他所见相关论文多限于徐乾学的传是楼藏书，或其所刻《通志堂经解》，皆非系统研究。而专门针对徐氏诗文集《憺园文集》的研究则尚未见。《徐乾学〈憺园文集〉研究》尝试弥补这一方面研究的不足，试图通过对《憺园文集》的梳理分析，发掘归纳其中所包含的关于徐乾学生平履历、交游往来、藏书刻书、编纂著述等史料，以及其他相关清人传记、著作目录等资料，或可为进一步系统研究徐乾学及清初政治、学术等课题提供一定的线索。
[1].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0页。
[2].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窦克勤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3].徐乾学：《憺园文集》卷三十《窦太孺人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昆山徐氏冠山堂刻本，齐鲁书社1994—1997年版。本书《憺园文集》不作标注者皆指此版本。
[4].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108册，第597—5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