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态与衍变
——浅谈花鸟画的承继与演化

谢西岑

花鸟画自隋唐经两宋至清末，经历了发展、繁荣、鼎盛与衰落的过程。艺术语言的演化，题材的拓展，笔法的蜕变延绵数千载。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绘事之妙，各领风骚。花鸟画臻于光华灿烂之境，彰显出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与山水画、人物画并驾齐驱，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花鸟画的初期发展

中国花鸟画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在一万多年前的岩画和四五千年前的彩陶上，已有各式的花叶、鸟兽、虫鱼等纹样。商周时期，青铜器、玉石雕刻出现龙凤玉蝉等更为复杂的图腾。天水放马滩出土的战国末期木版画《老虎被缚图》，是已知最早的独幅花鸟画。谢赫《古画品论》记载的东晋画家刘胤祖是第一位花鸟画家。据《宣和画谱》所录，最早画蔬果题材的画家是南北朝时陈国的顾野王，他7岁能读五经，9岁写《日赋》，文采可观，博通经史，擅长丹青，所作草虫画很有名。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随着艺术思想的不断丰富，花鸟画日趋成熟并独立成科，与人物画、山水画共同构成了传统绘学体系，一些大画家也随之诞生，如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米芾《画史》曾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无名氏画《折枝梨花》，一种新的构图形式初步形成，说明花鸟画典型的“折枝”构图在那个年代已出现。唐代画家们注重观察事物和写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追求“妙得其真”的艺术风尚，形成不同流派，出现了专擅花鸟画的名家，其中，唐代的边鸾最为著名。他善画花鸟与草木，精蜂蝶之妙未之有，尤擅画折枝花卉。其下笔轻利，用色鲜明，穷羽毛之变态，夺花卉之芳妍，把花鸟画提升到一个新的艺术高度。

五代是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以黄筌、徐熙为代表的两大流派拓展了花鸟画的表现方式，形成两种不同的绘画风格，即工笔和写意画法，成为后世争相效仿的经典。宫廷画家黄筌深得统治阶层的喜爱，曾以画“六鹤殿”知名。其所画之物惟妙惟肖，赋色浓丽，形象丰满，手法细致工整，颇有“富贵”之趣。江南处士徐熙则落墨为格，画风淡穆萧疏，略施丹粉而神气迥出。其一生以高雅自任而不肯出仕，善画花果禽鸟，手法质朴简练，下笔成珍，挥毫可范，生意跃然纸上，脱去格律而自成一派，创立了水墨淡彩，摆脱了当时画院柔腻绮丽之风。“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分别代表宫廷画院之风与文人士大夫追求的品位与雅趣。

谢赫六法论中提到评画标准，绘画须“随类赋彩”，然唐以后中国画经历了色彩观念的变革，发挥墨法功能，在表现技艺上也有了提升。这一时期，水墨观念的兴起为宋元水墨花鸟的发展与革新积淀了基础与经验。同时，画家们对于花鸟画的取材更加丰富，渐渐扩展到描写鹅、雁、鱼、虾、蜂、蝶、园蔬、蒲藻、药苗等。画坛呈现出精致雍容的皇家之气，与淡泊名利的野逸之趣相互交融。

二、花鸟画的繁荣与兴盛

花鸟画历经长期的艺术淬炼与人文化育，已形成了一套精工勾勒、重彩渲染的艺术“程式”。到了北宋，卓有成就者要数黄居寀，即黄筌季子。其精于勾勒，用笔劲挺工稳，色彩华丽，物态逼真妙得，与黄家体制一脉相承。除黄氏父子以外，有名的黄派画家还有夏侯延祜、陶裔、李符等人。之后，工笔花鸟大家当推赵昌，他精于写生，擅画花果，多作折枝花，兼工草虫与没骨花鸟，撷诸家之萃，自成一派，有徐熙、黄筌遗风。至宋神宗、哲宗时，崇尚工笔讲究形似的黄家画风渐渐衰败，以崔白为代表的新派花鸟画一改百余年墨守成规的花鸟习气，成为北宋画坛的革新主将。其所绘花鸟画作精妙绝伦，勾线更为轻盈，笔墨清淡疏秀，功力深厚，极具生气，与黄居寀严谨刻板的画风相比，显得更为意趣勃发，沁人心脾。

当时涌现了诸多花鸟画大家，如高怀宝、高怀节兄弟，所画翎毛类及草虫蔬果讲究法度，非常精巧细致。院体画在“写实” “工整”的基础上发展至“格法”的高度。在北宋的画坛中，文人士大夫的绘画热情空前高涨，其待遇和受重视程度可谓是空前绝后，宣和画院在宋徽宗赵佶的倡导下十分兴盛。除了宫廷画家和民间职业画家，许多文人学士开始进行绘画创作和探讨，并各成体系。这些“士夫画”即后来的“文人画”，文同、苏轼、米芾等人更在实践和理论上为其广为张目，使文人画成为一股有相当影响的艺术思潮，从院体画中分化出来。

南宋院画与北宋相比，花鸟画更为兴盛。无论是庞大的画家阵容还是数目可观的作品，都显示了那个时代的繁荣。据厉鹗《南宋院画录》载，南宋画院画家九十六人中，专工或兼长花鸟的画家超过一半。两宋写实之风登峰造极，不仅促成文人画的产生和发展，在创作题材上也有了长足的开拓，出现了水墨梅、竹、松、兰等内容。这些作品清逸脱俗，不专形似，崇尚“象外传神”之境，深得淡雅隽永之妙，追求以素为绚的审美趣味。文人画思想的加入，为花鸟画注入新的内容。

三、“墨花墨禽”的艺术语言

元代以后，中国绘画逐渐脱离了“绘画性”，转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抒写性”。此时，花鸟画进入了鼎盛时期。以文人画家为创作主体的“墨花墨禽”，在继承前人工笔写实技法的基础上，吸纳宋元文人写意山水画的营养与精华。同时，注重客观自然的描绘，抒情言志，熔铸人文情怀，强调笔墨变化，为花鸟传神，营造“墨花飞舞，似五彩照眼”之境。一些作品全图无一抹色彩，但意寓深远；着墨不多，却有一种朴素、高雅的视觉美感。“墨花墨禽”独有的艺术特质拓宽了绘画语言和表现范畴，给后人留下诸多启示。

元代花鸟画处于中国花鸟画发展史的变革期。以水墨为主的元代花鸟画标志着院体画摒弃了五彩斑斓的设色画风，转向文人画的时代主流，且以诗、书、画艺术融会贯通，促成了意说、墨戏、追求古意与逸气的新风尚。这一阶段，最著名的花鸟画家、“吴兴八俊”之一的钱选，才情横溢，擅长着色花鸟，在院画基础上吸取扬无咎一派水墨花卉的技法，兼具院体的工整细致与文人画的潇洒清逸之韵，开创了花鸟画的新面貌。钱选提倡绘画中的“士气”，作品中大多题有诗文和跋语，运用笔墨表达自己的主观情绪，结合诗意来充实画面内容。从画作《秋瓜图》中可看出，其折枝瓜果画法在写生基础上经过了艺术的提炼，精致而不艳丽，细腻而不纤巧，追求一种清润淡雅的画格，突出画面的意境情趣，是诗、书、画三者结合，融会贯通的中国传统绘画的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钱选在开创元代的画风上起了先驱引领的作用。元代花鸟画和题诗的“合璧”丰富了中国花鸟画艺术，对后世中国画技法和画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绘画史上意义非凡。

四、写意花鸟“青藤白阳”

明代花鸟画在继承元代画家遗风的基础上亦有自己的特色。明初兴起的写意花鸟画和“兼工带写”主要为形神兼备的小写意表现手法，如林良的代表作《秋林聚禽图》及吕纪的《残荷鹰鹭图》，笔致潇洒，墨色酣畅，画风苍逸，超脱尘俗，让人耳目一新。

到明代中期，花鸟画在写意技法上越发璀璨。沈周是明中期“吴门四家”中影响最大的画家，在文人画领域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花鸟画一改宋、元时期的精细工致，走向素淡雅逸，成为明代写意花鸟画的滥觞。沈周笔精墨妙，内藏筋骨，擅用水墨淡色，晚年性情开朗，笔墨粗简豪放，气势雄浑。他也作没骨设色花卉，传世蔬果画有《枇杷图》《墨菜辛夷图》等。画作多用淡墨及很薄的颜色画成，或者用水墨泼染的画法，墨气渝然，极富韵味。

花鸟画大家徐渭的泼墨写意与陈淳的“勾花点叶式”水墨写意是明代花鸟画两大典范。白阳山人陈淳以生宣纸作画，使写意水墨韵味产生了别开新境的艺术效果，开创了写意花鸟画的新格局，为后人立下了标杆。青藤居士徐渭画风奇肆狂放，笔简意赅，善用泼墨，奔放淋漓，独树一帜，笔法精湛，驱墨如云。后人将二者合誉为“青藤白阳”。徐渭不求形似重神韵，追求“舍形而悦影”，用笔变化多端，流畅自然，简逸传神，浑然天成，曾有美学家将徐渭称为“中国的凡·高”。《图绘宝鉴续纂》评价云： “又能画山水人物，以及花果鱼蟹，虽点勾三二笔，自与凡俗不同。”尤其是以草书入画，笔在意先，积破相融。墨色沉稳苍趣，意神丰卓，气象万千。与元代画家的逸笔相比，更有一种野拙的生机。徐渭把水墨花卉大写意推向巅峰，席卷艺林，形成“青藤画派”。《墨葡萄图》是其风格的代表作，该画纯以水墨表现，藤条纷披错落，葡萄晶莹鲜活，形象生动。用笔似草书之飞动，墨色酣畅，淋漓恣纵，极有个性。落款字势欹斜跌宕，令人遐思其不平凡的经历。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书与画在作品中相得益彰，启发想象。

五、八大山人与扬州八怪

清代花鸟画风格多样，尤以恽寿平为代表的常州画派影响最大。清人秦祖永称：“南田翁天资超妙，落墨独具灵巧秀逸之趣，为当代第一，学之正不易也。”恽寿平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吸收诸家名迹，强调师法造化，善于用水撞色和粉笔带脂点染的没骨技法，自成一体，独步当代。其画风清雅秀润，逸笔点缀，水色流动，笔墨精妙，给花鸟画坛注入了新的生机，赢得了众多的追随者，成就了艺术丰碑。另外，八大山人和石涛也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画家，他们在笔墨、造型、章法、立意上别出心裁。八大山人描绘的“伤心鸟”与“瞪眼鱼”，形态怪诞，神态乖张，以简练夸张的笔墨生动表达了玩世不恭的心态，体现了其孤傲苍凉的情感。而石涛是一位诗文并修、书画双绝的画家，他的花鸟画脱尽窠臼，笔墨清腴，挥洒自如，寓豪放于潇洒之中，其45岁在南京所作《蕉菊竹石图》，疏秀明洁，用笔纵肆，以墨色的浓淡变化来表现梅竹的身姿神韵，颇具“青藤白阳”遗风。

受八大山人和石涛直接影响的扬州八怪，即金农、黄慎、郑燮、李鱓、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聘等一批富有创造精神的画家，以群体性的绘画风格特征将写意花鸟再次推向高峰。他们不拘一格，大胆创新，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艺术珍品，特别是画竹五十余年的郑板桥，其以诗画映照的人文情怀是一代文人的楷模。八大山人、扬州八怪成为徐渭写意花鸟后又一批里程碑式花鸟画名家，见证了花鸟画在写生实践中对“写意”艺术成就的演化及重要内涵。他们笔墨变化多姿，迟缓结合，使转有度，物象纵逸，疏密相照，相映生辉；所体现的绘画风格墨韵畅远、放笔豪迈，挥写胸中禅逸之趣。花鸟画发展至清代中期以后，画坛一派陈陈相因，丢掉了写生的中国画传统，呈现千篇一律的公式化，逐渐走向衰落，这种现象至清末最为严重。

六、海派绘画面貌

清代晚期，写意花鸟画出现了海上画派的赵之谦、任熊、任伯年等闻名遐迩的画家。赵之谦实际上没有居住在上海，但他开拓性的以金石入画（金石派）的风格对“海派”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任伯年的绘画吸取西洋水彩画法，色墨淋漓，简逸灵秀，雅俗共赏。其焦墨勾骨，赋色肥厚，兼工带写，丰富了中国画的内涵，备受推崇。特别是他将中国吉祥物融入中国花鸟画中的画法，给写实的花鸟画增添了吉祥寓意。

吴昌硕是中国近现代画坛上声誉卓著的画家，也是“后海派”领袖之一，在绘画、书法、篆刻上都是旗帜性人物，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他推陈出新，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独创，使得晚清的写意花鸟画呈现出创时代的艺术新风。吴昌硕的大写意花鸟画布局精妙，设色浓丽，气韵灵动，墨色酣畅，富于变化；石鼓笔意雄浑深厚，造型简练概括，风格鲜明，古朴质实，使画面呈现出一种浓郁的金石气息。

此外，齐白石有深厚的传统绘画功力，专长花鸟，笔墨雄浑滋润，色彩浓艳明快。其画工虫一丝不苟，形神毕肖，天趣横生。他的画吸收了民间绘画艺术营养，画风鲜活奇纵，朴素自然，善于把阔笔写意花卉与工虫巧妙结合，将人文意境与民间意趣熔为一炉，深受后人景仰。如果说吴昌硕的花鸟画徜徉着“苍茫古厚，清逸酣畅”的画意，给人以厚朴的美感，那么齐白石的作品便使人在愉悦之余，深深地感受到艺术家天真烂漫的乡土情怀。

当代艺术语境之下，新的探索促生了许多意境深远的作品，花鸟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创新与发展。20世纪以来，中国花鸟画经历了形式、语言和文化观念的演变。花鸟画不再是狭义的绘画符号或艺术元素，它承载着东方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其绘画样式在时代的文化交融中向着多元的艺术境域转变。这种转变实质是基于中国文脉的沉淀，而不是毫无根基的文化“嫁接”或艺术“改良”。当代花鸟画吸收姊妹艺术的精华，技法表现力进一步加强，加上材质和工具方面的丰富，其笔墨内涵与审美价值已进入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花鸟画借鉴世界优秀文化，兼容并蓄，释放活力，凸显出新的时代意义，经历蜕变后的花鸟画必将更加多姿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