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七一教授从痰瘀论治心系病证学术思想的形成，虽基于临床实践经验，而其理论依据则根源于古代医家对痰瘀的认识。

痰瘀为津血失于正常输化所形成的病理产物，而津血本属同源，如《灵枢·邪客》说：“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灵枢·痈疽》云：“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而《灵枢·百病始生》所载：“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矣”，以及“汁沫与血相搏，则合并凝聚不得散，而积成矣”，是为痰瘀相关同病最早的雏形认识。“凝血”即是瘀血。“汁沫”就是津液，“津液涩渗”势必停而成痰，痰瘀同病，则可积而成形。

元代朱震亨在《丹溪心法·痰》指出：“痰挟瘀血，遂成窠巢”，首次指明痰与瘀可以兼夹同病，且病情更为深重。明代罗赤诚在《医宗粹言》中进一步解释道：“先因伤血，血逆则气滞，气滞则生痰，痰与血相聚，名曰瘀血夹痰……治宜导痰消血。若素有郁痰所积，后因伤血，故血随蓄滞，与痰相聚，名曰痰夹瘀血……治宜破血消痰。”说明痰瘀两者在病理表现和治疗上还有主、次之异，应予区别对待。

痰瘀同治之方，在我国现存最古医书《五十二病方》内涉及者有10余首，如治癃闭用皂荚和酒，治 疝用僵蚕和醋，治皮肤瘙痒用藜芦和小便等。

《黄帝内经》13方中治酒风的泽泻饮（泽泻、白术、鹿衔草）与治血枯的四乌鲗骨一 茹丸（海螵蛸、茜草、麻雀卵、鲍鱼），治痰治瘀，示人以法。

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治疟母的鳖甲煎丸（鳖甲、射干、黄芩、柴胡、地虱、干姜、大黄、芍药、桂枝、葶苈子、石韦、厚朴、牡丹皮、瞿麦、紫葳、半夏、人参 虫、阿胶、蜂窝、赤蛸、蜣螂、桃仁），治干血痨病的大黄 虫丸（大黄、黄芩、甘草、桃仁、杏仁、芍药、地黄、干漆、虻虫、水蛭、蛴螬 虫）均寓痰瘀同治之意。

此后，如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治疗肺痈的千金苇茎汤（桃仁、苡仁、冬瓜仁、苇茎）；宋代王怀隐等编辑的《太平圣惠方》痰饮篇中，治膈上风热，常觉有痰方（白矾、乳香、白附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载有可治一切痛风走注的活络丹（川乌、草乌、地龙、天南星、乳香、没药）；元代朱丹溪《丹溪心法》有治中风半身不遂方（地黄、芍药、川芎、当归、桃仁、红花、竹沥、姜汁）；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有治瘿瘤的消瘤五海散（海带、海藻、海布、海蛤、海螵蛸、木香、三棱、莪术、桔梗、香附、猪琰子、陈壁土），李时珍《本草纲目》治“痰血凝结”的紫芝丸（五灵脂、半夏、姜汁）；清代程国彭《医学心悟》有治噎膈的启膈散（沙参、丹参、茯苓、川贝母、郁金、砂仁、荷叶、杵头糠），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有治张姓痹证方（当归须、甘地龙、穿山甲、白芥子、川芎、生白蒺藜、酒）等，都以痰瘀合治为立方的主导思想。

从方测证，可见古代医家对痰瘀同病早已有所认识，但尚欠系统；从痰瘀论治心系病证虽有涉猎，但未成体系。李七一教授从痰瘀论治心系病证的学术思想，体现在他多年的临床研究课题及发表的论著之中。他特别指出，治疗痰瘀同病的疾病不要一味见痰治痰、见瘀治瘀，要注意审证求因，结合辨病施治。针对痰瘀产生的根源，求因从本治疗。辨其病性、病位、病势，实者当分寒、热、燥、湿、郁之不同祛其邪，虚者应求气、血、阴、阳之异补其正。同时根据五脏六腑各自的病理特点，疾病发展势态，病机的错综夹杂，施以相应的治法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