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考德是個難題
東漢中後期的中國彷彿進入了一個道德社會。比如，青州出了一個大孝子，此人名叫趙宣，父母死後，他在父母墓隧中守喪，一守就是二十多年。事跡傳出，連當時的大名士、新上任的太守陳蕃都慕名前來拜訪。沒想到一聊起來卻發現，這個趙宣居然在“守喪”期間接連生下了五個孩子。陳蕃大怒，斥其“誑時惑眾，誣污鬼神”，當場將其拿下治罪，趙宣守墓也成為天下笑談。又有一個會稽人許武，自己被舉為孝廉後，為使兩個弟弟也成名入仕，便處心積慮設下一計。他先是提出分家，並獨佔了“肥田廣宅奴婢強者”，兩個弟弟“所得並悉劣少”。於是人們紛紛指責許武貪婪而稱讚其弟謙讓，他的兩個弟弟也因此收獲美名雙雙被舉。之後，許武大會親朋，泣訴初衷，並稱如今目的已經達到，願將家產全部送還弟弟。讓人大跌眼鏡的是，此人玩弄輿論於股掌，反而還博得了更高名聲。
漢代標榜以孝立國（除劉邦、劉秀二人外，其他皇帝的諡號均帶孝字），特別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以道德教化為主旨的儒家學說迅速成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更重要的是，漢代在選人用人上實行的是察舉制，這項制度始終高舉一面旗幟，即德行為先、孝悌最重。也就是說，要想當官，首先必須道德好、品行高。在這個背景下，德行自然也就成為了最炙手可熱的追逐品。
重視德行當然是一件好事，然而好事卻未必容易辦好。由於德行這東西看不見摸不着，所以在當時只好將德行與時評聯繫起來，即默認名聲響著，則德行自高。這或許就是“月旦評”產生的重要原因，但這帶來了兩個問題。一是重德輕能。由於過分偏重德行，導致才能因素逐漸被忽視。這在國家動盪、需要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非常時期尤為致命。有感於此，東漢末期，曹操先後頒佈《求賢令》《敕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舉賢勿拘品行令》等法令，其主導思想就是“惟才是舉”，甚至乾脆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亦當舉為所用。二是飾偽求名。許多人為求官入仕，挖空心思作秀成名，甚至弄虛作假沽名釣譽，比如前述趙宣、許武等。東漢桓靈之際社會上流傳着一首民謠：“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表明在大面積作假的情況下，以道德為導向的察舉制實際上已經不能起到選賢任能的作用了。
中國人歷來重視德。從西周開始，統治者便已將政治合法性建立在了“以德配天”上，強調“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就是說，即使身為君主，也必須首先擁有德性，才配得上上天的眷顧與庇護，否則就會有新的有德者取而代之。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將德放在了最高位置。《左傳》中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居“三不朽”之首。孟子提出“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如不“尊德樂道”，則“不足與有為也”，同樣將德作為國家治理的最重要因素。
不過，一說到德的重要性，也有人以歷史上許多“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等“成大事者不拘小節”的“反面典型”來反駁。事實上，早在春秋時期，這個問題就已被提了出來。當時子路、子貢對管仲的政治人品提出了質疑，孔子對此卻給予了寬容而高度的評價：“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而這也確實會令人困惑：到底應當如何看待選人用人中德的因素？
貞觀六年（632年），唐太宗與魏徵之間有過一段關於德的對話。唐太宗說：“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魏徵回答：“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知其善然後用之。天下未定，則惟求其才不考其行；太平之時，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魏徵的一番話可以說很好地回答了這一疑問。就是說，亂世以才為重，德可以暫居其次；但承平之時，必須堅持德才兼備方可信用。
也因此，歷代有識之士都將“德”放在了選人識人的重要位置。比如，成書於戰國、託言姜子牙所作的《六韜》就提出“八徵”法：“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此外，《呂氏春秋》的“八觀”“六驗”，諸葛亮《心書》的識人七法，劉劭《人物志》的“八觀”“五視”“七謬”，其中諸如“居視其所安，達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窮視其所為，貧視其所取”等，也都包含了古人在“識德”上的諸多探索。而在古代吏治實踐中，“考德”同樣是官員考核的重要內容。例如唐代對官員考核有“四善二十七最”法，其中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主要就是考德，而“二十七最”主要在於考才，都反映了古人德才並重、不可廢缺的思想理念。
然而，不能不說，細較起來，上面這些“識德”“考德”的方法說起來好聽，實行起來卻相當麻煩和困難，有的甚至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只可頷首微笑不可付之操作。這恐怕也是東漢中後期高倡道德反而出現偽道德大行於世的重要原因，是曹操作為一個大政治家卻乾脆將德置於一邊的緣故—他可能也確實沒有什麼識德的好招數！即使是那些看起來很美的官員考德法，一定程度上也只是制度史而未必是真實史。事實上，古代官員因為考課優異而優先擢升的極少，絕大多數還是依據任職年月、循資排輩得以晉升。
德這個東西較起真來，實在是太玄又太虛。特別是，看一個人的德，既要看大是大非，也要看小事小節，甚至要綜合其一生才能蓋棺論定。無怪乎白居易曾感歎，“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甚至還可以說，後來以科舉制取代察舉制作為選人用人的制度安排，一定程度上也是迴避了考德這個難題。畢竟考試只能考才，德是無法通過考試來體現的。儘管古人對於科舉制也存在諸多爭議，但主要集中在技術層面，即考什麼、如何考，而並非要不要考試本身。因此又可以說，自從科舉制之後，儘管人們口頭上仍無時無刻不在強調道德的重要性，但實際上已經把考德排除在選人的操作範疇之外了。
總之，古代對於官員考德的探索既給了我們借鑒，更提醒我們，考德自古以來就是個難題。考哪些德？怎麼考？對德的嚴格要求與不求全責備之間如何把握？為何《論語》裏尚且有“大德不逾閒，小德出入可也”？如何理解古人說的“不以一眚掩大德”？特別是在現代社會裏，全方位考察官員的德與保護個人隱私之間的界限又在哪裏？私德的不和諧是否必然意味着“官德”的不完整？如何防止在考德的旗號下出現公權對私權的越位？等等，都是令人大傷腦筋的事情。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人往往是複雜的，德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一些官員往往是在掌握了權力之後才腐化變質的，不能因為後來出了問題就怪當初沒有把德考好。考德固然不錯，但並非所有問題特別是治貪治吏都能靠德解決，而一個德字，顯然也難以承受如此沉重的期盼。最後，在重視對官員考德的同時，也許更應該注意加強對權力監督制約的制度建設。如果說考德的出發點是選出一個“好人”，那麼制度建設的出發點則是防止好人“變壞”，只有兩者並重才能實現官員面對誘惑時不願為、不敢為、不能為的理想狀態。
【原載2012年6月11日《學習時報》，發表時題為《考察官德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