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

許迪鏘

打開甘玉貞這部文選的目錄一看，不禁暗吃一驚，心想，這不是搞“復辟”了嗎？這裏面選的文章，許多都是我們那個年代學生在課堂上必讀的範文，這樣子條分縷析的一部古文選讀，在當年就是一部“天書”，可在今天嘛，說不定成了另類讀物了。但說驚，其實有好幾分喜的成分。

甘玉貞是我職業編輯生涯最後一役的領導，為中學中國語文新課程課本打拚。她指揮若定，不時向我們一班編輯解釋新舊課程的分別。在舊課程中，教師教一課書，她說，會“盡教”。也就是說，舉凡與課文有關的，包括作者生平、寫作技巧、篇章情意，以至文學、文化常識，都教，有時還會大講做人道理，亦即所謂“情意帶動”。可在新課程下，只會按教學重點來教，或所謂的能力主導、能力帶動。我深受教誨，謹守課程精神，可舉一個例子，就是朱自清的《背影》。我們當學生時讀《背影》，老師大概主要是講作者怎樣把抽象的父子情化為父親跨過路軌給兒子買橘子的具體情節，然後少不免來一套父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的道理。我知道，有的教師教這課，會講到哭。到了新課程，我們編的教學大綱，有兩個教學重點，一是講敘事手法，敘事分順敘和倒敘，《背影》用的是倒敘。再下來就是講抒情手法，抒情有直接抒情和間接抒情，《背影》兩者都用上了。理論上，在新制下講《背影》，講了敘事和抒情手法便可“收工”，完全不用觸碰到甚麼親情孝義。但你精他不呆，你不能批評新課程只講能力，割裂課文，因為課程大綱裏的九大學習範疇，就包括了“中華文化”、“思維”和“品德情意”，你不講，閣下自理。

問題是，如果考試不考，教師講來幹啥？講了，學生也不放在心上。這是許多現役教師面對的境況和難題，因為在課堂上講的課文，是不會在公開考試卷子上碰到的，以致言者雖諄諄，聽者固藐藐。

轉眼間，我們迎來了中學六年新學制，第一屆中學文憑試也考過了。中國語文科閱讀卷古文閱讀其中一題，考問了儒家和法家管治之道的差異，並要求考生抒發己見。有的老師就認為，“考生對中國文化涉獵不深，難以掌握該類型題目”。可是，一條閱讀理解考問題，需要有多深的中國文化涉獵？況且，中學六年，如果連半點儒、法歧異也沒有涉獵，似乎說不過去。

這裏帶出兩個問題。其一，中國語文科取消指定範文，雖免除學生死背硬記課文和標準答案的流弊，可課堂操作難免變得漫無指歸。能力云云，其實手扳眼見功夫，學生多讀多寫，自能領會，無須學過明喻、暗喻、借喻，才懂得說月兒像檸檬、月兒是檸檬、檸檬出來了。有的同學反映，描寫抒情、說明、議論等文類，與乎種種修辭技巧，在中一至中三其實都學過了，中四至中六的語文課仍是教這一套，有點悶。如甘玉貞所言，這是用教第二語言的方法教母語中文，我覺得無異割裂課文，買櫝（所謂能力）還珠（文章中的深厚情意），用力多而不入（學生進入不了課文以至課外篇章的情境）。

其二，課程綱目廣泛，甚麼九大共通能力，九大學習範疇，擺開陣勢，煞是唬人，但一個語文課堂，哪能面面俱到？實際運作時每易流於空泛。就古代漢語閱讀而言，目的大概在於培訓學生閱讀古代漢語的能力，但同時又要兼及中華文化和中國文學（前幾年會考甚至搬出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然而沒有了指定範文的規範，課本選文各行其是，學生所學，並無準繩，而且與昔日不同，不以古代漢語為重心，學生不易建立自學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面對任何類型題目，其實都有困難。

歸根結柢，所教非所考，學生上課人心渙散，以致學習成效不彰。據說有的老師察覺問題，悄悄的走回頭路，一於以情意帶動篇章教學，考試也考核年中所授課文，這樣，他們說，學生才有“揸拿”。那麼，同學們也要改變學習態度，認真讀好每一課課文，不要以為考試不考便掉以輕心。語文能力建立不難，但對文章能有深層次的理解，還是非下苦功不可。

甘玉貞的這部書，無疑就是扶手杖、照明燈。她的選文，上起《左傳》、《論語》、《孟子》，下迄林覺民、孫文，都是近百年來莘莘學子諷誦不輟的經典，君子小人，忠孝禮義；執着與逍遙，上進與退隱；時空感觸，家國情懷，一一凝聚了千百年來志士仁人的智慧與情感。點滴在心，當我們談到中華民族、文化的精神，始有共通語言，不致了無憑藉。

甘玉貞所選，不止以情意為依歸，也有文章技巧和作者風格的考慮。這裏面有平易近人如《論語》，有飛揚浩瀚如《莊子》；有善辯者如韓非、李斯，有善感者如王羲之、歐陽修；有鏗鏘如韓愈，有溫潤如柳宗元；或清麗如《與宋元思書》、《水經注·江水·三峽》，或雅致如《滿井遊記》，或詭奇如《病梅館記》。尤見心思的是選了《史記》共三篇，但三篇其實各有不同寫法：《屈原列傳》夾敘夾議，其實是太史公借屈大夫杯酒澆自己塊壘；《鴻門會》鋪排層次分明，緊扣人心；《垓下之圍》則慘烈悲壯中，自見慷慨激昂。其他如柳宗元、蘇軾，所選也不止一篇，但各具特色，可見同一作者的多面能手。

葉聖陶最反對逐句講解古文，他認為建立閱讀書籍的習慣，離不開：“需要翻查的，能夠翻查；需要參考的，能夠參考；應當條分縷析的，能夠條分縷析；應當綜觀大意的，能夠綜觀大意；意在言外的，能夠辨得出它的言外之意；義有疏漏的，能夠指得出它的疏漏之處。”（《論國文精讀指導不只是逐句講解》，1941年）甘玉貞此編的註解和賞析，正正在於幫助讀者建立這種種能力。她以編教科書的嚴格精審、條理暢達來寫導賞，但這不是一部“能力主導”的教科書，說幫助讀者建立能力，不是通過教條的陳述，而是借助娓娓道來的知識與經驗分享，若說以甚麼帶動，那就是情意，是作者對所選篇章的誠摯投入，令讀者受到感染，而以同樣的熱情探索古人的精神和心靈世界。

葉聖陶討論中國語文教學，曾提出一個想法，就是中學裏不教文言文，理由是：“大多數中學畢業生只要把現代漢語文學通學好就可以了，往後他們在工作中在進修中都用不着文言文。”（《大力研究語文教學，儘快改進語文教學》，1978年）當然這只是個建議，他認為仍需大家研究。他的想法未嘗沒有道理，也曾聽香港的語文教師說，學生每視讀文言文為畏途，因為一是現在已無需寫文言文，那學來幹啥？二是他們不能把文言文的寫作技巧轉用到現代漢語書寫上。排比（甚至對偶）、反復、頂真等文言文的常見句式，在現代漢語篇章裏也盡多例子，讀現代漢語作品，已可學會必需的修辭。

果真我們已無需讀古文了嗎？我想退一步（或說進一步亦可）來看問題。我們不妨回到《課程指引》，關於課程目標，其中一段提到：“（中國語文課應）培養（學生）品德，加強對社群的責任感；體認中華文化，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這雖未免陳義過高，叫中國語文課太沉重，但官方文件壯志凌雲，也無可厚非。回想當日我們做學生的時候，國文課多讀的古文，都是情理並茂，文藻蔚然的篇章。負責任的老師，每講得聲嘶力竭，令人動容，在我們年輕的心靈中，激起陣陣漣漪，思慕前人之仁厚忠義、磊落灑脫；鏗鏘的字句，在耳際迴盪，聲入心通，至數十年後的今天，殘篇斷句，尚能隨口諷誦。感動之餘，也增加了對中華文化的親切感和好奇心，我和許多朋友一樣，也都是因此而在進修深造的路上，選擇了中國語言和文學這科目。

親近中華文化、培養國家民族感情，典型在夙昔，有甚麼比直接從古人文章中汲取養分更為直接？於此中文課早已任重道遠，何勞如今架床疊屋，新開一科所謂國民教育？我特別高興甘玉貞選了林覺民和中山先生的文章壓卷，尤其是林覺民的《與妻書》，真是至情至聖的大文。古人云，讀《蓼莪》而不哭者不孝，讀《出師表》而不哭者不忠。若嫌忠孝太迂腐，我會說，讀《與妻書》而不哭者（像我一樣在心裏哭也行），不仁不義，兼且無情。林覺民並沒有搬出家國民族大義，而只是說，在“無時無地不可以死”的當日的中國，如果他的死能令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愛其所愛，那他死亦何辭？“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他用的是古文辭，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卻是現代的。豈能說，古人文字與我們現代生活沒有關係？

讀文言文不但是思想和感情的教育，也是一種美感經驗。且不說其中江山如繪，畫圖難足，不去深究文理，單是琅琅誦讀，那聲音直如鐘如鼓，或絲或竹，是一闋闋樂曲，令人神清氣爽，心靜思澄。我們常說完人教育，欠缺了古人詩文這一板塊，又怎算完整？

甘玉貞此編（還有她的韻文導讀）寫作有年，且不時修訂錘煉，金針度人，功德無量。以上所言，雖每針對時下語文課程發而為論，但此編不應只是學生的理想課外讀本，就我所知，不少朋友都是在離開學校以後，偶爾涉獵古代作品，始覺古人文辭之美、意境之高，為昔日在學時所未遑深思細品，遂汲汲有望於從中拓展視野，在古詩文之林多所採擷。則甘玉貞的精心導引，無疑是他們新的指路標，由此以往，有更廣闊更精彩的世界有待他們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