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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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爷爷

苦苦菜

爷爷从劳改队回来的时节,中国正值大灾之年,其时别处时有饿死人的消息传来。我们村没有饿死人,倒是胀死了一个。马英江饿坏了,把家里余剩的面瞒着妻儿老小熬了一锅粥,自己一个人全吃了,就胀死了。

真是恨满世界黄土不能当面吃。

虽是灾年,口粮多少也能分一点的。爷爷到县上去,把家里的精粮换成粗粮,这样就可以使粮食多一点,但也是很不易换到。所谓粗粮,连麸面都算不上,是近于糠的。爷爷锁在柜子里,每日饭前,用一杆小秤称出若干,交给母亲去做饭。母亲的手段是用极有限的面做出尽可能多的饭来,这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除了多加水之外,别无良策。母亲的一个体会是,雪水做出的饭似乎能多出些许来。母亲曾把荞柴捶成碎末,和在面里。把一个有荞衣的枕头也拆过,一枕头荞衣,熬粥时捏一撮撒入去,就这样也能过日子的。

然而饥馑年月,对我们一家补益最大的还是苦苦菜,那时候自然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但也记得爷爷常带着我们一家人,拖一辆破架子车,从很深的山沟里钻过去,到处寻苦苦菜铲回来。然而不叫铲,也不叫割,不叫挖,而是叫“挑”——“挑苦苦菜”,就这么说的。这原因大概在于,确实须自百草之间将苦苦菜挑选出来,这是眼力方面的“挑”;还有一面就是说手感的,苦苦菜的可食部分都在泥土之外,是用不着挖的,当然也无须刀割,铲是可以说的,但苦苦菜叶脆汁浓,需加倍呵护,稍有不慎,就会折叶溢汁。所以一个“挑”字,就显出许多小心和手段来,与“摘花”之说有些相似的。摘花说成揪花,感味自然就很不一样了,但“挑”字比“摘”字更要深妙些,手上的功夫要更娴熟老到,个中有个分寸,下力须知轻重。而且这一份小心翼翼,还得伴以始终,将苦苦菜凭着难以言道的手感“挑”下来后,断不能像草那样握它们,要虚虚地将它们衔在手里,像拿一朵新棉花那样。还不能多拿,三五个苦苦菜拿在手里就算是多了。往背斗袋子里装时,也是虚虚的,不能装得瓷实。不然内中的奶汁就会挤出来,使叶子萎萎的不好吃。真是像侍候花一样侍候着苦苦菜。

当然苦苦菜绝不会只等着我一家去挑。近边的很容易就没有了。要挑到苦苦菜,就得下功夫往深险处走。爷爷曾带着我们在有积雪的山顶上挑过苦苦菜。在极阴森的地方也挑过。地震或洪水千百年来造成一个个深洞幽穴,爷爷把父亲、叔叔还有我用绳子吊下去。那样的地方总是很阴湿,强烈地感到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真切地存在于这里。仅自己的呼吸声就会反过来成为自己的一种恐怖。那样的地方,没苦苦菜就罢了,若有,往往就冠大叶肥,饱含生机。和外面的苦苦菜相比,这种地方的苦苦菜就像是一种特别的品种,被特别地暗暗地培育着。每一朵苦苦菜看起来都像是特选出来的,像某种夸饰和卖派,像一种珍藏物。几乎每一朵苦苦菜都大过了碗口,而且像是吸纳了足量的营养那样,使它们几乎有些承受不了那种碧绿和肥硕了。虽然有一种近似于盗墓的感觉,但挑到如此的苦苦菜,心里除了别的,欢愉和兴奋自然也是非常足的。很容易就挑满一个竹篮,看爷爷从幽暗的深处一直吊到亮光里去,很快空篮子又黑乎乎轻飘飘地下来;还用绳索吊着我和叔叔,挑过悬崖半壁间的苦苦菜,爷爷嘱咐说,尽量往上看,不要看下面。偷眼看一眼下面,真是把魂都吓丢了。

然而即使深险的地方,也并非只有我一家可到。

哪里有苦苦菜,哪里就有人闻讯而至。有时你前脚刚到,还来不及欣喜,后面的人一探一探地就来了。

是呀,天地公物,又不是你一家的苦苦菜。

后来,没办法,就涉猎到人家的庄稼地里去。这可是被很紧的看守着的。你刚探入地里去,就有人晴天响雷似的吼起来,而且还用撩撇子扔干硬的土块袭击你。城里人的庄稼地,和我们队里的毗邻着。十里不同俗,那地里似乎格外地多着苦苦菜,看守庄稼的人人称狗阎王。是喜吃狗肉的一个人。而且毒辣,带着一条狼狗守庄稼,挑苦苦菜的人,落到他手里和他的狗手里,都是很可怕的。这样就几乎没有人去他看守的地里挑苦苦菜了。

爷爷嘱咐我们留在地外边,他只是带了父亲进去挑苦苦菜。狗阎王带着他的狗吼吼喊喊就过来了。我们吓坏了,木呆呆地看着狗阎王到爷爷跟前,和爷爷面对面站在庄稼地里,狗扯着他手里短促的绳索,向着爷爷,龇牙咧嘴地一跃一跃。这样过了片刻,狗阎王就牵着他的狗走了。爷爷重新挑苦苦菜。天地间有着一种断而又续似的寂静与丰富。到后来爷爷对我们提出许多严格的要求后,也带着我们进去挑苦苦菜了。狗阎王远远地看到只要是爷爷,就不再赶过来。而且将狗的脑门拍着,似乎是要求它也安静下来。

苦苦菜,油拌上;

黄花菜,醋拌上;

……

这是我们那时候耳熟能详的一首歌。

黄花菜是什么,至今不知道,但苦苦菜,在那个时候,实在是很少有油拌它们的。

皮匠爷爷

我的爷爷和外爷,都做过皮匠,而且都是以皮匠身份得终天年的。就给我一个莫名而又顽固的感觉,觉得回族老人都是做皮匠的。

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爷爷开始做起皮活来。开始有些偷偷摸摸,暗地里揽一些活,黑夜里挑灯做着。随着政策的日渐好转,也就公然地做起来了。记得爷爷常常在窗前坐着,戴着顶针做针线,嘴唇上总是有一点白线。和母亲的针线活相比,爷爷皮活的针脚是有些大。但皮活就这样的,过于密集的针脚会使针眼串通起来。

刚开始羊皮僵僵的,稍动动就会发咯吱的声音出来,想卷起来更是不可能。就那样一大张僵直地扔着,像得了风湿症的巨手。收拾到后来,这羊皮就洁白如初雪,绵软似宣纸,可以叠得四四方方,也可以卷之为轴,而且你怎么翻弄,都是一点声音也听不到了。爷爷在你身边整理这样的羊皮,除非你看到,凭听是怎么也听不到的。不知道羊皮上那种动辄不耐烦的咯吱声哪里去了。

使羊皮由直僵而至绵软,是凭了硝的好处。记得爷爷在一处墙根里埋了不少硝,趁个好天气,日头晒得大地上亮得刺眼,晒得地上几乎没有一点阴影时,爷爷就挖开墙根,拿出硝来。硝潮潮的,略有着一丝寒意。不敢拿在手里,会立刻使手脱皮的。把硝盐适量地撒入沸水里,等硝化开,水温下去,就把羊皮浸入去泡着,还需用手不停地翻弄,用脚不停地踏踩。爷爷的手臂和小腿因为一次次脱皮,变成了很奇怪的样子,像是把蒸得半熟的羊腿拎出来又冷冻了那样。

硝水浸泡过的羊皮,还得使水淘洗。这是一个非常耗时耗力的工序,需有大量的水。家里吃一桶水都得到十余里之外的县城去拉,自然没这么多水的,于是就运到几十里外的贺堡去洗。贺堡有一条咸水河,长年有水流着。在我们这样的地方,有一条河的村子几乎是绝无仅有。贺堡得天独厚,算是大片旱塬上的一块绿地。盛产韭菜,家家都有果园。我的二姑有幸嫁到这个村子里,这也是我们可以到贺堡的河里洗羊皮的原因。

由于河边就是二姑家的果园,有酸青、花红、杏子等,我和叔叔是很喜欢借洗羊皮之机去贺堡的。

去了先得认认真真心无旁骛地洗羊皮。把有羊皮的木盆铝盆浸到河水里,站在里面不住地踩呀踩,盆在水下面,因此盆里的水时时处于流动状态,被踩踏下来的污物就这样一点点被河水带走了。河水很清,就容易看得它浅起来。实际是连小腿也没过了的。水上面有各种各样细碎繁复却又显得简洁单纯的水纹,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中,但整体看去,却又似静在水面上一动不动,这一种奇妙的动与静使人很容易迷离起来,稍看得久些甚至容易晕眩。我现在甚至觉得这里面寓存有一种道的东西。只要稍加接近并体悟,你就会觉到某种深玄难测。但看这流水及自然而生的水纹,一切都是多么漫不经心。河水整日活泼而又充满意趣地流动着,像是根本不知道什么寂寞与困倦。也许是它们从没有回头和重复的原因吧。粗一搭眼流水实在是平平常常,无可言道,但只要俯下身来细看一会儿,就会发现这里面时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时时险象环生,气象万千,它们很容易注满一个坑儿再从容流去,有石头或什么来拦它们时,它们半点也不慌张,近于深情地绕着它们流过去了。水里面时时处处充满了上下盈缺,迂回进退之致。在那么一些地方,水的流速明显是缓慢了下来,甚至会显出倒流的假象。但没有一滴水因此留下来或返回去,一切眼前的水都流走了,流远了。虽是不深的一条河,只要细细观摩细察,就会看到这里面有着种种情绪和一切状态,真是映照和对应着这大千世界的一面镜子。水里面有着浅水里才有的种种生物,蝌蚪啊青蛙啊小鱼啊,等等,随水流到盆里来,有许多就这样在无意中踩死了。然而踩青蛙的感觉是不好的,会使人周身不适,毛骨悚然。它们当然是不易被踩死,就拿出来扔掉。它们像死了那样随着水流浮漂,忽然地,一只或两只爪子就在水里试探地动起来,很快就不见了。这样踩洗过羊皮的脚,总可以保持干爽,而且是硝的原因吧,也不再有脚汗脚臭的。水底都是各样的卵石,走惯了,脚掌里也练出了功夫。在河岸边酥酥的沙土上行走时,真是很惬意的。这样的洗皮子,看似简单,但时间久了也有些受不了,不要说反复踩踏皮子,即使在迅速流动的水里站久了,人也渐渐会受不了的。这就像一只书包会越背越重那样。而且滚烫的日头在天上,似乎在翻来覆去地看你,看得你心里生烦。这开阔的河面上又不易生一丝风,时间久了,人就像也被这水不断地流走了一些什么,只余下了一个倦怠的空壳。这时候就有些心不在焉了。在水盆里立着,不动脚,打哈欠伸懒腰。二姑夫是一个温厚勤勉的人,时不时会来帮手。有时还带着二姑。我和叔叔于是像得到大赦,一阵风似的到果园里去了。果园里总是有荫凉和小风的。一畦一畦的果园望不到尽头。阳光从树间落下来,一片一片斑驳迷离的阳光似乎在暗合着果树的多少。果园里总是有着一种丰厚的寂静与助人安宁的声响。到这里有如进入另一个世界和时空。汗不再往外流。我们爬上树去,在树杈上骑稳着,嘴边就是好奇的带些惊讶的果子,似乎只需张口便是,连手也无须伸的。骑在果树上是吃不了多少果子的,很快就厌吃了,只是口袋都撑得要裂开来,但还不想下树去,想在这果树上睡一觉是再好没有了。

在我的记忆里,二姑家的村子贺堡是一个近于梦幻般的地方,是一个再也不可及的故乡。

一次爷爷捎了许多羊皮,带着我出发了。时已黄昏,大日头赖在山头上,像是不情愿落也不会落似的。但还没有走到半途,星星就在天上了。如果不带我,爷爷是可以骑车走的。记得那辆旧自行车,不光是两个脚踏没有了,一边的踏杆也没有了。爷爷走得很快,让我拉着羊皮,但这样我也有些跟不上了。这时候一道电光突然从后面直射过来,原来是一辆摩托驶过来了。摩托停下来。我们并不认识,但他却把我捎上了。然后让爷爷骑车行在前面,他在后面好用车灯给爷爷照路。

没想到爷爷的车子骑得那么快,摩托几乎都不能追上。真不知那样一个车子,爷爷是怎么骑的。我永远记得,在前面的一小团浮荡无定的灯光里,爷爷奋力骑车的样子,那个没有脚踏也没有脚踏杆的地方,像个残疾的手臂那样,在一个隐蔽处频频地显出来显出来,爷爷像个赛车手那样俯低在车上,高撅着瘦瘦的屁股,一下一下地用着力。上那一面极陡的大坡时爷爷都没有下车来,也没有减速。那时候爷爷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这件事留给我的印象简直是太深了。

将羊皮洗妥后,还有一连串工序,仅仅铲羊皮就有好几种。有一把铁铲足有扇子大,也是扇形,是牛角那样的柄,爷爷把两个柄卡在腋下铲羊皮,像木匠运用他的推剥那样。叔叔也铲,但叔叔铲过的羊皮,爷爷总还要铲一遍。

1988年,我上固原师专时和同学去须弥山,坐一女生的自行车,半道上车翻到路沟里去了。我缠了一头脸的绷带在宿舍里躺着,爷爷去西安看腿疾,路过来看我,我不想让爷爷看到我这样子,托同学谎称我不在,我在高低床的帘后躺着,听着爷爷和室友说笑。

就在这一年,爷爷为了贷一点款做生意,就把银行行长家的羊皮拿来,代人家淘洗,但是他捎着羊皮从一个叫张湾的村子里往公路上拐时,正好下来一辆大拖拉机,将爷爷带出十几米去。半个小时后,爷爷归真在了县医院,归真在了父亲的怀里。

那个肇事的汉族司机哭得厉害,但他也觉得欣慰,因为他亲耳听到了爷爷的遗言,爷爷让我的家人千万不要为难司机,他说跟司机没有关系,只是他的口唤(前定之意)到了。

赶山

除过皮匠,爷爷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泥水匠。在劳改队十年,爷爷学的就是泥水匠。我们村里老桥的护栏,就是爷爷做的。清真寺里的花园,也是爷爷做的,砖花单纯质朴而又略具神秘,正和爷爷的性格一样。爷爷归真近二十年了,这两样东西还完好地在村子里。

百姓总是没个定业吧,皮匠、泥水匠之外,爷爷还做过不少活计。

有一年,爷爷忽然花十块钱,买了一头毛驴。听说这驴是十块钱时,大家都要笑了。但只要看到它,就会觉得它实在比十块钱值不了多少的。爷爷已经计划好了,就用这老驴,拉一辆架子车进五桥沟去拾牛粪马粪。

每日晨礼下来,爷爷就在星星的飘落里进山去了。从村里到山上,约有三十华里,为了赶速度,爷爷有时也会先到县城,再花二角钱搭乘去西吉的班车。偶尔也会坐上便车,但不多。这样的时候,爷爷就觉得是省下了钱,整整一天情绪都会不错的。但爷爷的情绪从来就不曾特别的恶劣过,正如他从来就没有过分的欢喜过一样。爷爷总是不停地忙碌着,眼睛低下来,很少离开过手里的活计。

日头出来时我才出发。父亲为我套好驴车,扔半袋草料在车里。我就赶着车出发了,车上拉着许多口袋麻袋塑料袋的。我那时候最多有十岁。爷爷说,不要怕,顺了公路直走,就会到的。走过几趟,就一点担心也没有了。

驴车须穿过县城,再由公路到山里去。

那时候城里的一些孩子会欺负我。也倒不是欺负,只是他们要从车后面爬上来,这样就会使车辕挑起来。我就用鞭子抽他们,同时用力鞭驴。老驴勉为其难地跑起来,松松垮垮的像老太太那样。只要出了县城,拐上公路就好了。那时候无柏油路,是石子儿路,且窄,两辆汽车几乎无法并行。路上行人也极少。偶尔走过一个行人,偶尔掠过一个骑车子的,我坐在车上总要把他们看上很久。我们把山里面的人叫南里人。从南里来的人牙齿都黄着,和别处的人很有些不同,他们更像是土做成的,土一样的憨厚且善良。在路上见到陌生的他们,一点不安感也不会有。路两边的电线杆嗡嗡地响着,像一些人在高空或地深处念经。电线上偶尔落一只鸟,受不了寂寥似的,很快就飞走了。要是跳下车去,耳朵贴紧在电线杆上听,声音就会大起来,且很好听,像一根中音的孤弦久久地响着。常见到野兔田鼠一类跑过路面去。田鼠会突然蹲在路中间,提拎了两只前爪,引颈远望,车逼得很近了,它才突然看见了那样,一矬身跑下路面去。

一路上是很寂寞的。

我可以一动不动地坐着,看日头是怎么样一点点高起来。

撒尿也不必下车去的。立在车栏边,一边撒一边看歪歪斜斜的尿迹。但老驴撒尿时却要拿着架势停下来,将后腿叉开些,将尿器垂下来一些,痛快淋漓地撒尿,尿臊味扑鼻而来,很好闻的。撒完尿,将尿器重又收缩上去。它一时还不开步走,非得你喊几声,在它尖耸的屁股上戳上一鞭杆,才摇头摆耳,不大情愿地走起来。按爷爷的嘱咐,我隔一段时间就停住车,把草料袋撑开在老驴前,让它吃几口。它果然也是吃几口便不再吃。

山口的一侧有一处名为小山的村子,曾出过一个叫田五的反清阿訇,关于这个阿訇,乡间有不少传说。他率义军在甘肃靖远的狼山台子与清军激战,寡不敌众,自刭而亡。坟也被清政府刨了,锉骨扬灰。我近年来多次去过这个村子。临山傍水之故,这里时常水汽氤氲。村里约七八百口人,但没有一个是田五阿訇的后代了,甚至再没有一个田姓的人。村里的村民们原属伊斯兰教里的某一教派,然而现在却是另一教派的人常住着,田五阿訇那一教派的人,这村里一个也没有了。向村民问起田五阿訇的事,村民俱显懵懂,说不出个寅卯子丑来,真可谓斩草除根,赶尽杀绝。

走在这条石沙路上时,常常会想起田五阿訇一家。起义失败后,清军把村里数人连绊一处,就是由这条路上押解到数百里外的隆德县杀害了,其中,田五阿訇的母亲、一个哥哥和一个侄女被凌迟处决。自无更多的想法。只是觉得这虽说是一条公路,但实在是太寂寞太冷清了。两边的树有时把半绿的叶子落到路面上来,落到车厢里来。

入山时我总要向那边的小山村里望一望,村子安静得像在下沉和远移。

入了山口,还得走十华里才能看到爷爷。这时候路面就陡起来,两边的山势也愈来愈高,愈来愈险峻,许多大石头在半山腰里凸出来,像一些鬼怪或强人,稍有惊动就会砸下来。也会听到一边的流水声了,全县的人都吃的是从这里流出去的水。

一入山口,就会觉得空气不一样了。愈是深进,愈会觉到空气的新鲜与清冽,像清水化作了看不见的水雾漫山浮游着。虚淡的白云就在半山腰里懒懒地缠绕着,安卧着,怀着一种不明不白的忧伤似的。远远望去,牧羊人在山上像他的鞭影。一片羊群似乎用手掌也能遮住;似乎吹一口气,也能吹远它们似的。一些绿绿的山坡上闲散着吃草的牛马,有时一两个,有时三五个,悠闲地甩动着尾巴,与其说是吃草,倒更像是在久久地嗅着地香。各种野花灼灼地开着,情不自禁地妖娆地晃动着。乌鸦或雄鹰像山里的主人那样,在高险处缓缓地梦游似的飞着,若叫出一声来,徐徐地使整个山里都听到了。蝴蝶蜂子们飞上车来,在驴耳边,在人脸前恋恋地飞一会儿,忽然厌倦了似的,一下子飞开去,飞远了。我知道有些地方的溪水结了冰,便跳下去折几片上来,坐在车上吃着。

这些都不错。而且身在其中的缘故,并不格外觉得好。

最怕的是这时候老驴怠起工来,驻足不走,任你怎么恐吓,怎么打它,它也一块肉筋那样不动了。有几次,竟然带着全副车套,这老驴不管不顾,就在道中间四平八稳地卧下来了,一副我便如此,你奈我何的样子。我真是急得哭也没有眼泪了。鞭杆很容易就打成了两截,千盼万盼能过来一个人,好给我帮帮忙。凡路过者都会帮忙的。这样的时候,先得解去车套,扶驴站起来,再套好再走。几番过后,我也学会了解套重套,但如此磨蹭到爷爷那里时,日头常常就斜在西边的山上了。

我把爷爷拾拢的牛粪往口袋里捡。得捡干干的粪拾,这样易燃不说,还轻,最次也需半干的。拾好后,我和爷爷就把装满的口袋抬到一处去。抬口袋的时候,爷爷总是把他那一小撮山羊胡子由尖儿上含到口里去,紧抿着,像如此更便于用力似的,我就忍不住笑,笑得腿发软,脚下直打滑。爷爷抿紧着胡子示意我不要笑,好好抬。但我总是不能忍住笑。说是抬,实际就我来说,近于扶而已。爷爷有时候便扔下我笑,自己一个人别扭地抱起一口袋粪,蹒跚着抱远去。

到黄昏时,我们把鼓鼓囊囊的粪口袋架在车上。往往能架到半房高。爷爷是很会装车的。每一个口袋都会依据自己的大小形状放到最适宜处。捆是一道硬关,不然路上会不断地打麻烦。这时候爷爷是不允许我笑的,我双脚蹬住车轱辘,使出吃奶的力气给爷爷帮忙。

返回时大多走下坡路,老驴倒是被车的惯力催逼着,无法偷懒,更没办法自行停下来,因此到县城时日头还没有落净。爷爷把粪卖给了李庄一个摆摊卖揪面片的老人。那老人总是油腻腻的。

然后我们就赶着驴车回家了。

在夜影慢慢地布散开来时,老驴像是焕发了青春,走得更快。听得车轮愉快地转动着。

有几次回来得晚,月亮都上来了。爷爷让我坐在车辕上赶车,他坐在车厢里,袖着手,低着头,像是睡着已经很久了。我知道爷爷卖得的钱就装在衣襟下的一个口袋里。看着缓缓移动的月亮,真希望永永远远这样轻快而又满足地走下去。

拱北

爷爷被判十年劳改,投机倒把是一个罪名,另一罪名是擅自偷盗并埋葬反革命教主杨某某的遗体。关于杨教主的事,在《衬衫》篇里已略有述及,兹不复赘。但若要问爷爷一生所为,最满意的是哪一桩,毫无疑问,就是和杨教主有关的这一桩。为这样的事情,莫说十年劳改,就是杀头,爷爷也是心甘情愿不另选择的。

大概正是这后一桩罪名支撑爷爷渡过了十年劳改吧。

爷爷既是一个异常刚强和大气的人,同时又非常脆弱和敏感。按父亲的话说,在平日,手上扎一根刺也是让爷爷很怯的事情,但到关键时刻,什么苦他都是受得了的。爷爷被那辆大拖拉机拖出十几米时,他骑的自行车的车把像一把钝刀那样深深戳入了他的肋下,但爷爷并没有因此显出特别痛苦的样子,他的伤部与他当时脸上的表情完全像是两码事。

但在漫漫无尽的岁月里,那些早已过去的厄运和变故却发酵似的,在敏感的爷爷心里渐起了作用,爷爷能受得了一时一刻的惊雷疾电,摧枯拉朽,却受不了那些余响和痛定思痛。爷爷从劳改队回到家里时,我家的人口几乎殁了一半。他的奶奶、母亲、妻子,他离家的时候都还在世,回家时却一个也找不到了。爷爷当时似乎还显得平静,谁知这原来是更可怕的,慢慢地,爷爷的精神就有些异常了。不知道爷爷内部究竟遭受了怎样的捶打和熬煎,我们常常看到他用躲避与极度沉默的方式平衡着自己,他有时会苦笑着对父亲说,世上万样的病都是能治的,唯有我这一样谁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但还得我个人给我治病。他说,是自个折磨自个,就算是把铁扔在火里头熬炼也没这么难受。爷爷说,套套子太窄了太窄了,就像是一个骆驼困在了麻雀洞里。有时爷爷实在顶不住,就牙关紧咬,铁青着脸疾步走到院子里,拿一把铁锹,在院子里剁几剁,唾几下,然后像是解脱了一个什么似的回屋里去。爷爷所谓的发作,也只如此而已。因此习惯了也并不觉得什么可怕。

我们后来的教主李德贵老人家似乎一直对爷爷情有独钟,屡屡劝爷爷跟他去守拱北。拱北就是历代教主的墓地,是教众渴慕和神往之地,应当说,被教主邀去同守拱北,算是至高的荣誉和享受了。但爷爷却一直没有去。

可以肯定爷爷是想去的,爷爷是一个顿悟性很高,出世心很强的人,他从劳改队回来才48岁,可谓壮年,直到爷爷归真,不知有多少人愿为爷爷做媒,让他再成个家。但爷爷一次次推托了。爷爷是时时刻刻想到拱北上去的,深山老林,风声鸦声,上人墓侧,经卷香炉,就爷爷的性情及念想而言,这真是再适合不过的日子了。爷爷不敢成家,一成家就去不了拱北了。

爷爷之所以想去而未能去,个中原因,作为儿孙的我们自是再清楚不过了。他还不放心我们,他觉得自己的十年劳改有愧于他的儿孙,趁着他还有点余力,他想帮着我们把日子过得更好一点再去拱北。他帮他的儿孙一直帮到最后一息。

爷爷一生最大的心痛和憾事是什么,我们是用不着问的。

他归真后,李德贵教主来送他。教主是不能落泪的,但是他抚摸着爷爷枯瘦的脸,竟哭出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