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缘起
毛泽东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由于中国生产力落后，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手工业在工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而个体手工业应当是新中国五种经济成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他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现代工业产品不足，机械生产落后，工农业生产和城乡人民生活资料很大一部分仍需依靠手工业来供应；同时，市场需求提高，产品种类多样化等，也为灵活多变的手工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2]但是，手工业所存在的行业多、生产分散、资金短缺、季节性强、生产不稳定等诸多问题，使其容易发生盲目生产、粗制滥造以及原料短缺等矛盾。因此，国家从1953年开始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希望通过10年到15年的时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使中国稳步地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3]但是，之后的发展速度却快于预期设想，只用了短短的三年时间，就迅速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改造过程中采取的快速合社的方式，虽然完成了对手工业的组织改造工作，但是在处理如资金、技术、设备和劳动力等细节问题上，没有妥善安排，致使手工业在改造之后的发展受到制约。
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过往研究多集中在整体分析、论述方面，对改造期间某个区域或者行业的微观研究还较少涉及，即使有也是简略地描述，对手工业者的心态变化、合作社内部的生产管理情况、与工农业之间的关系等，并没有深入研究。在国家“一化三改造”的背景下，合作社从个体分散经营为主的初级形态发展为集中生产的高级形态，其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变化过程。与此同时，相对于手工业来说，学术界更加重视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手工业本身的性质也影响了对其研究。首先，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农业部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直接影响了当时中共中央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如农业合作化在三大改造中是核心部分。而资本主义工商业则作为国家工业化的潜在基础。手工业合作化更多地被认为是国营工业之前的“过渡性工业”阶段，新中国通过集体化方式将所有制引向社会主义方向，使得这一“短暂过渡”往往被忽视。其次，手工业和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之间关系密切，在区分上有一定难度。例如手工业者中的流动手工业者以从事修补行业为主，随处走动，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利用农闲时间从事副业生产的农民，其经营具有极大的季节性；有些手工业在自产自销时所包含的商品流通职能与商业存在相互交叉的部分；工场手工业一般又是由商业资本或借贷资本的投入而形成的。再次，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相应文件、报刊、口述等资料较为丰富，使得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变得极为便利。
如何客观地重现20世纪50年代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这段历史，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是本书主要的出发点。由于全国各个省份的手工业有其特殊性，如若在全国范围下展开讨论，无论是在资料的收集、准备上，还是对手工业的探讨视角选择上，都存在一定的困难，稍有疏忽，会陷于对手工业的泛泛而论。进入21世纪以来，对区域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已有多名学者进行研究，如易新涛《试论湖北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4]、柳作林《湖北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5]、范友磊《石家庄市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6]、刘胜男《北京城市手工业研究（1949—1966）》[7]、高文选《中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以江浙地区为样本》[8]。笔者选择以浙江省作为研究对象，既可以对手工业进行深入、翔实的研究，同时又能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有新的延伸、拓展。
浙江省手工业种类繁多，地区分布广泛，原料资源丰富。农村小集镇多以就地取材、就地产销的土特产加工生产为主；较大的城镇则以生产建筑器材、生活资料为主，作坊较多；部分沿海城镇手工业还包括渔业及水上运输服务。[9]按行业划分，有为农业服务的铁器、木器、竹器制造等行业，有为工业服务的制革、造纸等行业，有为城乡服务的修补、缝制、食品等行业，也有为出口服务的各种工艺品制造行业。[10]正因为如此，浙江省手工业较其他省份而言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对浙江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本书的研究可以最大限度还原浙江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看似只是简单地将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其实它内部是一个复杂的、非直线的过程。过往的论述多从手工业改造的意义、价值角度来阐释，使研究变得简单化、笼统化。研究者往往从“目的”出发，在事先设好结果的情况下，把过去所发生的事情都引向它，给人一种“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错觉，将所有事件安排在一个时间架构上，很容易发生将前后的关系误认为因果关系的情况，扭曲了历史真正的演变过程。[11]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当代中国史，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历史的研究日益重视，在研究方法、视角等方面日趋多样化，从过去单一的革命史观向外不断拓展，因此，笔者通过将手工业合作化与区域社会变迁相结合，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和运用丰富的档案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将手工业改造的因果关系合乎情理地表述出来，为当代中国史研究提供新的案例和翔实的资料。
其次，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方法。手工业作为社会商品生产的一个重要部门，它的发展变化，标志着社会经济的阶段性演进。但是，不少研究成果，仅局限于就事论事式的概括性研究，忽视了其与整个社会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合作化过程中手工业生产关系的变化，实际上是与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相吻合的，而后者对前者起到了支撑作用，减少了合作化中的阻碍。相对于全国范围而言，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置于浙江省这个区域之中，所带来的好处是数据、资料更加集中，能够以更为细致的定量分析代替以往研究中的定性分析。同时，可以将问题引向更深层次探讨，不再仅限于宏观层面。通过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与其他相关问题——与工农业的关系、生产方式、国家的组织动员、手工业者的心态等相结合。
再次，通过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反思，为浙江省乡镇经济发展模式提供新的思路。合作化以后，游离于城乡之间的手工业者被户籍制度固定下来，中断了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移的渐进过程；而国家工业化和体制束缚又将农业剩余资金转移到工业部门，从而制约了农村自身的工业化进程。农村虽然尝试“兴办工厂”，但是收效甚微，甚至失败。城市现代工业的发展是以农村传统农业来维持的，但是现实却是农村和城市的差距被拉大，严重阻碍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这就迫切要求一个二次工业化的过程。[1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人们从传统的理论模式和“大共同体一体化”的经济体制中得到解脱，走上发展商品化的市场经济道路。在此过程中涌现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典型代表。农村的乡镇集体经济依托密集型的手工劳动生产，通过来料加工、技术转让等形式发展壮大。不同于手工业合作化中单纯依靠机械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乡镇企业主要通过引进技术、提高竞争、培养劳动者技能等途径。因此，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对浙江省乡镇经济的发展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本书希望通过翔实的资料，以新视角、新方法客观、深入地剖析20世纪50年代浙江省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过程，并为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帮助。
二 研究综述
对20世纪50年代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根据研究深度和研究广度，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的初始阶段
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尽管属于当代中国史范畴，但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学者就已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如1955年赵春霖、凌德慧在《手工业合作化问题》中，从组织形式角度，对手工业与农业、商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区分，并考察了改造过程中个体手工业、工场手工业以及农民手工业的特征，认为手工业组织要秉承自愿、互利的原则，由供销生产小组、供销生产社、生产合作社逐步发展起来，要积极发挥领导骨干的作用。[13]从社会分工上看，胡瑞梁、袁代绪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对工业品的需求仍有相当一部分需要依靠手工业生产才能满足，因而要有计划、分门别类地进行各类手工业生产；同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只有生产资料归属集体所有时，通过分工协作，生产力才能迅速发展壮大。[14]寿进文也指出，在手工业合作化过程中，要对手工业的生产技术进行改造，提高社员的文化水平，以及进一步协调好社员之间，手工业合作社与农业、工商业之间的关系。[15]从服务对象上，王爱珠认为，城镇手工业生产要面向农村，了解农民的实际需求，生产质优价廉的农具；同时，积极地对农具进行试制、革新，并开展农具修理业务。[16]
在合作社内部的经营管理上，胡瑞梁认为，合作社和社员之间对利润进行分配的时候，既要照顾社员的收入水平，也要注重合作社的积累。[17]高秉坤认为，处理工资水平问题时，既应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承认各个集体经济单位工资水平有所差别，也要与社会工资水平相适应，处理好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还需平衡资金的生产、消费、流通与分配，这将直接关系到手工业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18]刘殿臣认为，对农村手工业生产的产品的价格应采取“优质优价、分等论价”的原则；产品由商业部门包销的，价格由双方协商；产品自产自销的，可以参照国营牌价，亦可参照同行价格；原材料由国家提供的计划产品，应由商业部门包销；由手工业经营单位自购或部分由国家提供的非计划产品，原则上自产自销为主，但也可以通过集市贸易、自设门市、基层商店进行销售。[19]
此外，还有赵艺文的《我国手工业的发展和改造》[20]、傅石霞的《我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21]、邓洁的《中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总结》[22]、胡瑞梁的《论手工业生产供销合作社——关于一种过渡性的经济形式的初步研究》[23]等著作涉及相关内容。
同时，每个省份也积极整理自身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资料，如《成都、鄂城、武汉手工业调查》[24]、《供销合作社怎样加强和手工业联系》[25]、《北京市手工业合作化调查资料》[26]、《辽宁省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7]、《上海市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几个手工业合作社的典型调查》[28]、《潍坊手工业十年》[29]等，这些资料都论述了其各自省份或城市主要行业的改造情况，内容涉及生产经营、劳动雇佣关系、生产技术、劳动分工等方面，为之后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彭泽益所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30]，利用中外大量的史籍、报刊，按时间、按地区分门别类地集录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百余年间（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时期等重要历史转折节点）近代中国纺织、缫丝、造纸、制茶、冶炼等手工行业的重要史料和手工业发展演变过程，这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经济背景研究提供了参考。
总的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学者已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组织方式、生产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受时代局限性的制约，并不能对手工业改造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只能从某个角度进行初探性的分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的发展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开始逐步复苏，该阶段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其中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专著方面，有《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31]、《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第一卷）[32]、《中国社会经济变迁》[33]、《北京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料》[34]、《苏州手工业史》[35]、《中国手工业简史》[36]、《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37]等。其中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通过晚年对历史事件的回顾，肯定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和意义，同时对过程中的错误和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和认识。[38]
第二，在论文研究成果方面，以总结回顾为主，如朱矩萍在《对手工业改造的多种经济形式所引起的思考》中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一大二公”，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分工劳动是不现实的。[39]顾龙生论述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同时他也指出改造中存在的缺点和偏差，尤其是1955年夏季后，对手工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期内遗留了一些问题。[40]戎文佐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前因后果进行了总结和评价，既肯定手工业合作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情况，并在1958年转厂后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41]
此阶段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反思、总结性的论述，其中部分参与手工业改造的领导人通过回忆、访谈以及自传等形式，将改造过程展示给世人，推动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研究。但是这时的研究缺乏系统、深入的专题性研究，并且对档案资料、地方史料等也未充分运用，致使研究停留在初步发展阶段。
21世纪以来：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
进入21世纪以来，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中，虽然相关论著有所减少，但在研究深度上有所加强，如彭南生的《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42]、陈庆德的《商品经济与中国近代民族经济进程》[43]等。相关论文数量有了较快增长，这些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从行业类型方面来看，李伟、常利兵通过对山西临汾县为民理发社职工档案资料的整理，考察传统手工业中剃头匠社会身份转变的过程，分析了理发业从改造前到集体化时代的发展变化，以及个体与国家间的关系。[44]刘巍、苏荣誉以徽墨业为研究对象，认为徽墨业存在经营分散、生产方式落后、资金短缺等问题，国家对其实行改造是十分必要的，但同时，徽墨作为一种传统手工技艺，需要对其加以保护。[45]叶继红则从新中国成立后苏绣业的发展来看手工业的政策和管理的变化。文章首先论述了苏绣业从加工订货的方式走向合作社生产，进而向刺绣国营工厂过渡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刺绣加工从手工加工向机械化、自动化的转变；同时，作者也指出苏绣业作为一种特殊工艺美术行业，其本身存在着与其他手工业的不同之处。因此，苏绣业在改造过程中所采取的笼统管理、混淆差别的做法，导致了一些传统手工业的衰落。[46]
从手工业改造研究的内容来看，有些学者对手工业主要领导者在改造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研究，如杨小燕在《程子华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文中，论述了程子华在手工业改造中做出的巨大贡献[47]。陈永亮、王宁在《朱德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与发展谋略研究》一文中谈到朱德在组织手工业合作社时，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抑制“左”倾错误有着积极作用。[48]此外，姚建平的《风雨八十年（1912—1992）——白如冰回忆录（选摘）》《逐步实现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季龙回忆录（选摘）》[49]等，也都论述了领导者事后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看法。
同时，一些学者开始将着眼点转向区域性研究，易新涛通过对湖北地区的研究，不仅对个体手工业从手工业生产供销小组逐步发展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过程进行了梳理，而且着重论述了合作化高潮后的调整，如何解决农业社与手工业社、集中经营与分散经营之间的关系，以及社员之间工资分配的问题。[50]柳作林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阐述湖北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在肯定手工业改造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以现代语境审视改造中存在的问题。[51]刘胜男选取北京市为研究对象，以个体私营手工业的消亡和合作组织的兴起、巩固为主线。手工业在被纳入“政府行为”轨迹之中的同时，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也被划分成了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在生产中，这些“人群”不仅在思想上发生巨大转变，在分工合作中产生了新的人际关系。最后，还特别提到了妇女这个群体，面对全新的生活方式，他们用自己的言行，回应对社会的认知、对自身的认知。[52]高维峰从经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北京手工业的生产经营进行了深入研究。[53]
在浙江省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中，巫海燕通过阐述临安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背景、政策及过程，剖析了手工业从生产资料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转变。[54]严宇鸣认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可被视作基层政府对小生产者行政管理的介入行为。在改造前期，因其行业特性，政府主要偏向于用市场化手段来解决手工业存在的诸多问题；但随着中央“高潮”指示的提出，政府就这类合作社组织的管理逻辑转向政治化思维，并重新确立相应管理机制。这一管理机制的政治化转型左右了“合作社”组织的后期演变，并对中国城乡地区小工业企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55]
此外，对手工业改造区域研究的文章还包括：杜士勇的《解放后梧州市手工业的发展历程》[56]，王雷平的《山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评述》[57]，陈立英、杨乃坤的《沈阳市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回顾与思考》[58]，范友磊的《石家庄市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59]，常明明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乡手工业发展》[60]，高文选的《中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以江浙地区为样本》[61]，等等。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成果数量还是质量，都比之前有了明显的提高。选取行业、区域来研究，使手工业改造研究从宏观的介绍性叙述转入微观的实证性分析。同时，在研究中尝试引入的经济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理论、方法，有助于拓宽研究空间，为其他学者提供了新的视角。
除了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外，国际学术界的一些学者也加强了对手工业合作化问题的研究。如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对1949年之后乡村手工业与工业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62]王国斌在《过去和现在：关于中国的国家与经济的反思》中，从资源分配角度，探讨了中国城市工业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63]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在合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指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加强对城乡的政治控制。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网络，逐步发展合作社，把控制范围扩大到城乡基层，覆盖大部分的城市居民和部分农民。新中国的手工业改造政策，尽管给大多数手工业者带来了实际的好处，但是也使手工业者除了合作社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国家对原材料实行的计划购销政策，限制了私有经济的发展机会，把经济资源有限纳入合作部门的渠道，增加了参加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吸引力，这也是手工业改造能够取得相对成功的重要原因。[64]除此之外，吉尔伯特·罗兹曼的《中国的现代化》[65]、顾琳的《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66]等都涉及20世纪50年代的手工业合作化问题。近年来，随着中外之间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合作、交流活动日趋活跃，海外学者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在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不断涌现出来的研究成果中，也包括了对手工业合作化问题的研究。但是，综观这些研究成果，笔者也发现了其中存在的不足，如新史料的发掘需进一步加强，专题性的研究稍显缺乏，区域性的实证研究还有待加强，等等。
综上所述，尽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相当数量的成果，但是依旧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从研究内容来看，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有待深化。包括论文、论著在内的研究成果虽然涉及行业分布、演变过程、评价等，看似数量丰富，但是专题性的研究并不多，主要还是从宏观方面对手工业改造的回顾和反思。近年来，如刘胜男、高维峰等少数学者开始将研究视角着眼于区域性手工业研究，但是在这些成果中，依旧只是对问题进行初步的梳理，研究内容有待深化和拓展。
其次，从史料的整理、运用方面来看，由于之前学者多以党史研究为主，其使用的资料多集中于文件汇编、自传、访谈等，缺乏对地方档案文献的使用，因此，研究成果基本上侧重整体性的评价、论述。
最后，研究缺乏深度。作为“一化三改造”之一，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国家、社会和个体三者的互动过程，因此，在国家的政策执行时，必然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个体手工业者从行为上也对此做出回应，以往的研究对这一重要环节并未多加关注。同时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原先分散经营的个体生产者逐渐被组织起来集中生产，生产关系、经营管理方式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之前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既定前提下展开讨论，从而使研究陷于“从结论到结论”陷阱中，难以真正地还原历史真实情况。
三 研究史料
对于20世纪50年代浙江省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研究，本书所用的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第一是档案资料。主要指现存于浙江省档案馆及市（县）档案馆的资料。由于之前的学者并未对浙江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因此，发掘、整理以及利用这部分史料显得十分有意义，并且相比其他1949年以后的档案资料，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开放程度较高，文件保存的完整性也较好。浙江省档案馆所藏的这部分档案资料是本书研究的核心资料来源，主要包括：有关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法规，如通知、意见、办法等；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针对改造问题的批复、函件通知；会议记录文件，如中共浙江省委、建德地委、浙江省手工业管理局、浙江省农业厅等部门的卷宗中涉及的报告、工作总结、会议简报等；另外，还有杭州、浦江等地方市（县）档案馆所存有关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档案资料，在这部分档案资料中包括了一些典型事例，以及地方手工业管理机构日常工作的开展情况。
第二是资料汇编。包括《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至第八册）、《中共浙江省委文件选编》（1949年5月至1956年12月）、《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第一～四卷）、《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第一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陈云文选》（1949～1956）、《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当代中国的浙江》（上、下）等。
第三是报刊等出版物。主要包括《人民日报》（1949～1960）、《浙江日报》（1949～1959）、《杭州日报》（1956～1958）等。
第四是地方志。近年来，随着浙江省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市县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编修地方志、部门志。尽管这些地方志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记载较为简略，但是其中各市、县地方志中的行业概况介绍，对本书研究有一定的帮助。地方志主要包括《宁波市志》《金华市志》《嘉兴市志》《台州地区志》《丽水地区志》《衢州市志》《绍兴市志》《湖州市志》《温州市志》等；部门志有《浙江省二轻工业志》《杭州市二轻工业志》《东阳二轻工业志》《义乌市二轻工业志》《兰溪市二轻工业志》《富阳市二轻工业志》《乐清县二轻工业志》等；除了上述志书外，还有中共地方党史中的手工业部分，如《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第二卷）》《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第二卷）》《中国共产党嘉兴历史（第二卷）》《中国共产党富阳历史（第二卷）》《中国共产党嵊县历史（第二卷）》等。
第五是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相关的论文。如前述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严宇鸣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与合作社管理的政治化转型——以慈溪县为例（1953—1956）》、范友磊的《石家庄市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刘胜男的《北京城市手工业研究（1949—1966）》等，这些论文对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借鉴作用。
四 研究思路与本书框架
相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言，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较少，因此本书选取1953～1956年的浙江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为研究的对象。本书以地方档案、报刊资料为基础，结合地方志、回忆录、文集等相关史料，通过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分析手工业改造中生产关系、组织形式、经营管理等的变化情况，以及手工业与工农业生产、城乡等的关系。除绪论和结语部分外，本书主要包括七部分内容。
第一章，分析浙江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背景。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节是传统手工业的传承与发展，对手工业的历史发展脉络做了简要的回顾；第二节是工业化战略与社会主义方向，经过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支持国家工业化和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国家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三节是合作化理论及其实践，苏联作为当时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其经验、模式对于刚刚执政的中共来说，具有借鉴学习的价值。
第二章，叙述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为手工业的特点及分布情况，即浙江手工业的行业特点、地区分布情况；第二节为总路线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第三节是浙江省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在此还对改造前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手工业合作化包括了对生产方式、组织关系等方面在内的改造过程，而集体化方式主要是指对所有制形式的改变，因此，在本章标题处理上，用“集体化”一词是想突出国家对手工业组织的目的性，而第三节用“浙江省手工业合作化”更多的是想通过浙江省手工业合作化这一时段，来反映浙江省是如何一步一步引导个体手工业者走向集体化道路的。
第三章，探讨浙江手工业的管理机构及其动员机制。为了确保能够顺利将手工业者集中起来，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因此，本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是手工业管理机构，在手工业管理局建立之前，主要利用传统行会组织。行会作为一个过渡，有助于稳定、缓和合作化带来的矛盾和问题；1954年浙江省手工业管理局成立后，开始全面接管个体手工业者的组织管理，行会被解散。第二节为高效的动员机制，此部分论述了国家如何发挥宣传动员机制，将个体手工业者快速组织起来。在该节中主要讨论了干部的动员、手工业者的动员、基层组织的整顿、流动手工业者的控制四个方面，政府强有力的控制，既保障了手工业者的服从，也进一步清除了基层潜在的阻碍力量。第三节为手工业者的选择与出路，在政府的引导和组织下，个体手工业者所做出的应对。
第四章，探讨改造中的政策与制度。在完成对基层组织的控制之后，国家开始对合作社进行改造。从整体上看，当时在手工业诸多生产要素并未改变的情况下，为了提高生产水平，并向国营工厂看齐，一个主要方式便是建立现代的经营管理制度。本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是手工业政策的制定；第二节是合作社生产管理制度的建立；第三节是手工业的制度变迁。在此尝试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对手工业改造进行研究。经济制度的变迁从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使经济在原有基础之上获得新的发展。
第五章，探讨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如何判定手工业合作化是否成功，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生产总值的变化，提高手工业的生产总值，是国家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动力。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对劳动力重组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经济体制完成了从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从规模、产量上看，手工业合作化明显提高了产品产量。为了进一步促进手工业的发展，国家还在资金方面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尽管在改造后期由于工业化而减少了对其的投入力度，但不可否认，国家在器械、资金等方面的扶助还是改善了手工业的生产能力。本章主要包括劳动力与产值、资金、变革的效率分析三节。最后一节运用经济模型，分析、对比合作化前后的生产效率。
第六章，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探讨手工业与相关问题之间的关系。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是与工农业关系；第二节是市场因素，这里主要从商业流通的角度，阐述统购统销给手工业带来的变化；第三节是物资匮乏的隐患。
第七章，探析合作化后手工业的调整和发展。首先，讨论了师徒制度和技术传承问题。其次，对手工业所有制从整体上进行探讨，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之后，固然不能一成不变地沿用原先个体手工业的管理制度，但是手工业从小生产发展成大生产，需要一个调整和适应的过程。最后，对社办工业进行分析，在国家的组织和引导下，合作社遵照国营工厂的模式，逐步建立起新的经营管理制度，为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29～1434页。
[2] 彭泽益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第230～231页。
[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第152页。
[4] 易新涛：《试论湖北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6期。
[5] 柳作林：《湖北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三峡大学，2010。
[6] 范友磊：《石家庄市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10。
[7] 刘胜男：《北京城市手工业研究（1949—1966）》，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11。
[8] 高文选：《中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以江浙地区为样本》，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师范大学，2012。
[9] 彭泽益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第234页。
[10] 巫海燕：《临安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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