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远去的记忆
世族显赫
这是一座风情万种的城市。
十里洋场一朝梦，梦回千里忆上海。或许每一段历史都会有着五味杂陈的忘记，当留声机中传出纯朴而甜美的“夜上海，夜上海……”时，美得极致的风情与浮华沧桑往事碰撞与融合，让这座闻名遐迩的“不夜之城”幻化为自由、开放的经典。当时光的指针缓缓停驻在1920年这个秋天时，注定着这个充满故事的地方，即将开始一段时代的传奇。
烦闷的热风从十里洋场慵懒地吹过，奢靡而又神秘地掠过无限风光下的繁华。那些卓然秀立于黄浦江畔的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式、中西合璧式建筑，在密密匝匝交织的声音中泛白着历史韵味，在光影流动中展现着造型的美不胜收。在这座国际金融大都市里，每天都在上演着不同的故事。好多时候，生活就像这些热得敞着衣服的苦力，苦苦等不到一场凉爽的秋雨，只能是百无聊赖地说着家长里短，焦灼无比地盼望着生计，或许还可以在骄阳的照晒下，匆匆忙忙地编织着一个与城市相关的梦。往年这个时节，多情的雨水早已是绵绵无绝期了，但今年的天偏偏出奇地闷热。远远看去，地面上不断地升腾起翻滚的热浪，一浪又一浪地汹涌袭来，仿佛这座城市本就建在火山口上，现在只是要着了火。门前的老狗懒懒地趴在地上不动，伸长着舌头像昏睡过去，就连往日灵动的树叶也都无精打采，萎缩地卷了起来，恨不得把所有的汁都压榨出来。人们对雨的期盼，让人感觉到日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五彩斑斓，在某种程度上竟然成了奢望。
临近苏州河畔的旧式里弄，有一处江南水乡风格建筑的张家公馆。“房间多而进深，后院还有一圈房子供用人居住；全部约有二十个房间。住房的下面是一个面积同样大的地下室，通气孔都是圆形的，一个个与后院的用人房相对着。”从外部远望过去，这独处一隅的房屋已被岁月侵蚀得十分陈旧，作为沧桑岁月的见证，只有屋顶上的植物在倔强地生长着。这并不影响每个人追忆往昔，反而凸显出了建筑内在的厚重、大气、惊世、绚丽。对生活在闹市里的人来说，这造型独特的老房子，是秦时明月汉时关的落寞，是深邃辽远中的烟火爱情，是极具诱惑下的执手相望。
阳光如故人，千山万水过尽。谁又能够想到，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这座被人誉为世外桃源的处所转眼沦为岁月无奈、物是人非的流转。抚墙沉思，彼时的存在，也曾见证过大清帝国的穷途末路，见证过晚清贵族炫耀资本的消亡；此时的存在，却只剩下言谈中的辉煌记忆了。
光线穿过草木葱茏的细密，把斑斑点点的光晕散落下来。一群人在院落里走动着，还时不时地驻足张望，脸上似乎写满着焦灼，又仿佛充满着期待。突然一声响亮的啼哭声用力穿过沉闷，就像利剑在时空中划出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顿时打破了所有的沉寂，以至惊飞了附在树上的蝉，仓皇中发出尖锐的鸣叫飞远了。新生命的啼哭，此时更像不请而至的徐徐凉风、呼啸而来的酣畅秋雨，变成了院子里的欢声笑语，就连这些死气沉沉的老建筑也都焕发出了生机。
“恭喜老爷，家里添了位千金。”年迈的老妇人抱着新生儿上前说道，苍老的面容中更多闪烁着慈祥与亲近。
手持折扇的老爷名叫张志沂，又名张廷重。他随着话音停下慢悠悠的步子，脸上带着些许不屑转过身，用长长的指甲轻轻地挑掉遮布。襁褓中的婴儿生得聪明乖巧，眉目间透着玉的光彩，让人看后顿生爱意。张志沂漠然中带着开心，无为中透着兴奋，他出人意料地摸了一下孩子的脸，意味深长地说：“金沙逐波而吐瑛，就叫张瑛吧！”
老妇人谢过后，匆匆抱着孩子朝着另一间房走去。
所有人都为孩子的到来忙碌着。谁也不会想到，张瑛在数年后会走出这破落的豪门，凭借她一篇篇饱含深情却又充满着禅意的文字，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文化圈里最当红的人。可以说，她以其内心的冷漠孤高掀起了洛阳纸贵的风潮，即便到今天也为人们久说不衰。那消极而又透彻的文字带着淡淡的煽情，时时拨动着读者灵魂深处的琴弦，使人明晓人性的幽微和男欢女爱的情感纠葛，以及那个时代的迷茫无措与心神不定。
这天是1920年9月30日，刚刚过完中秋节的第四天。
其实，小张瑛来到人世间，最开心的莫过于母亲黄素琼。黄素琼小名莹，出生于显赫世家，父亲黄宗炎是广西盐道，祖父黄翼升是清末长江七省水师提督。当年，黄翼升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为求明主，他带领五千水师直接投奔到李鸿章麾下，后因战场上机智果敢，很快被委任为副手。1865年，李鸿章奉命镇压捻军，黄翼升亲率水师驻扎运河沿线，两人左右夹击，有力地阻击了东捻军的向西突围，从此受到李鸿章的格外器重。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黄素琼虽然从小缠足，饱受传统教育理念，可她骨子里却始终涌动着新女性的个性。后来受五四新潮的影响，在选择出国留学时改名为黄逸梵，以彰显时代的开化。所以一提到她，当地人都乐意称其为“黄军门的小姐”。
今天，如果你到南京城去旅游观光，行至莫愁路朱状元巷十四号时，依然能见到已成为历史古迹的军门提督府。雕梁画栋、阁楼窗台、瓦檐里弄，处处都透着无法言说的故事，自然也在天南海北游客的眼中成为一道风景。或许建筑是一个人命运的另一种写照，就这样与春风秋月结缘，静观生命中的各种惊奇，得大自在地诠释着人生的不同际遇。
黄翼升膝下独子黄宗炎，早年中举后承袭父亲爵位，本当是衣食无忧，结果婚后却一直不能生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让全家为此烦忧不已。当他被举荐到广西任官职时，家里只好给黄宗炎纳小妾以指望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姨太太确实很争气，肚子很快像充了气一般大了起来。为让孩子顺利降临人世，他又差人将姨太太送回南京老家休养。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黄宗炎陶醉在即为人父的喜悦中时，不料身染杀人于无形的瘴气，客死于荒凉瘴疠的不毛之地，时年才三十岁。虽然人已故去，却留下了一对龙凤胎。女孩即黄素琼，男孩为黄定柱。黄素琼出生后几乎没有正式上过学，但生在显赫世族，注定她将不同于一般家庭的女子。
1916年，二十岁的军门千金黄素琼嫁给了御史少爷张志沂。一对金童玉女的婚姻缔结，一时间成为人们饭后的谈资。身形优雅的黄素琼由于受家庭环境影响，思想十分开放，与身上有太多沉暮之气的张志沂形成鲜明对比。东西方教育的差别，这段让人看好的婚姻似乎一开始就隐隐步向悲剧。好在黄素琼与小姑子张茂渊还算情趣相投，两人总会想尽办法来改变脸上时常充满衰败气象的张志沂，虽然有时也会一起去逛商场，谈文艺，要不就是三五好友学琴、读书，但张志沂总归给人感觉老气横秋的遗少气派。后来，张瑛在《对照记》中写道：“我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做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我听着觉得辛酸，因为毫无用处。他吃完饭马上站起来踱步，老女佣称‘走趟子’，家传的助消化的好习惯，李鸿章在军中也都照做不误的。他一面大踱一面朗诵，回房也仍旧继续‘走趟子’，像笼中兽，永远沿着铁槛儿圈子巡行，背书背得川流不息，不舍昼夜——抽大烟的人睡得很晚。”这样的守旧，颇像老学究气息浓极的孔乙己，除全部继承了贵族迂腐的不良习气外，还喜欢把自己封闭在大宅院里，或于花前月下吟诗作赋，或约三五挚友饮甘餍肥、听戏狎妓，根本就不在乎外面正在发生着什么。张志沂趋向保守，黄素琼却向往自由。她从不愿意待在深宅大院中做金丝鸟，对于传统的相夫教子生活更是抵触。消极对抗下的置身事外，让彼此极少有时间过问家事，而孩子的抚养便只能交给女佣。
张志沂的祖父张印塘，字雨樵，曾任职安徽按察使。他为人清廉、耿直，是“丰润张氏”家族里第一个做官的人。咸丰年间，李鸿章回到家乡办团练，得到了张印塘的大力支持。后又彼此因意气相投，联手镇压太平军时结为至交。张印塘的夫人去世后，威名赫赫的李鸿章闻讯后，专程派人帮忙料理后事，尽其能力所及，可见关系已好到何种程度。后来，张印塘因作战失利被摘下顶戴花翎发配，官场失意的他在目睹了各种人情世故后，最终因心中郁结得病致死。那年，张佩伦才是个不谙世事的七岁孩童。
家庭变故，让失去优越感的张佩伦感到了命运多舛。辗转流离的压抑中，他只能埋头苦读，期待以十年寒窗来换取一朝显达重振家业。对他而言，这是为生计所迫，也是为生命的搏击。功夫不负有心人，张佩伦二十三岁时中了举人，第二年又中了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正当一些潦倒的文士走投无路之际，北洋大臣李鸿章找到了他，力邀其入幕为官。或许，他的命运从此就要发生转机了。
瓜洲有幸、风雪多情。然而，时刻期望有所作为的张佩伦却潇洒地拒绝了他的好意。
“人世世事何须问”，既然眼前这位年轻人不同意，中堂大人也不再勉强。
耐人寻味的是，偏偏天下的事情就如此凑巧，有次张佩伦因处理家事路过天津，阴差阳错地与李鸿章撞个正着。一番热情的寒暄后，李鸿章又旧事重提，希望他能够效力朝廷。“先世交情之耐久如是”，确实让张佩纶的感激之心从那时油然而起。他不仅为父辈缔结的袍泽之情感动，更为身居高官的李鸿章能有这片苦心而欣喜。
李鸿章久处官场的眼光是独到的，而恃才傲物的张佩纶也非等闲之辈。入幕为官后，先后与张之洞、陈宝琛等主将共事，位至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成了中央监察部门的副职长官。或因李中堂的这层特殊背景，正直的张佩纶在朝中敢说敢为，硬是凭借着手中的如椽大笔，参倒了不少贪官。李鸿章对其做法赞赏有加，但周围的同僚却是唯恐躲之不及。1883年12月，法国军队依靠精良装备占领了山西，中法战争爆发。当时的清政府军纪废弛，兵无斗志，以致前线接连溃败。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作为晚清“清流派”的代表人物，张佩伦始终力主备战，反对妥协，更是提出主动出击，以战促和的建议。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还积极请命以一介书生的身份统领兵马，以士大夫的爱国情怀投身马江战役，与洋枪洋炮的法国侵略者对阵而不惧死，以实践实现了忠君报国的人生理想。只是后来依然落得和父亲一样的结局，即兵败革职被发配边疆。好的是他的耿直不但名留青史，而且还被写进了民间的通俗小说中。清末著名的“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孽海花》中的庄仑樵，其实就有张佩纶的影子。今天读来，仍令人不胜唏嘘其自负的清高。
在这个以成败论英雄的国度里，谁也没想到张佩纶会从慈禧身边的红人，一夜之间沦为遭人唾弃的逐臣。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各种不期而至的遭遇，让他进一步看清楚了人世间的悲哀。又加之两任夫人病故，仕途不顺的他变得万念俱灰、萎靡不振。
偏偏这时，李鸿章又一次触及张佩纶的灵魂深处，不但有意将其收入幕中，更是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要将二女儿李菊耦许配于他。朝野上下震动，坊间传闻四起，做女儿的自是无任何言语，李鸿章的太太却始终反对这门她根本就不看好的婚姻，成天一口一个“老糊涂”地发泄着不快。
而除了感激，张佩纶真的说不清是喜是忧。不过他这次没有拒绝，而是以罪臣之身成为李鸿章的乘龙快婿。
历史总喜欢和人开各种玩笑，潜心入定的张佩纶还未享受够天伦之乐，中日甲午战争便爆发了。随着近代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身染重疾的全权大臣李鸿章在屈辱中倍受巨大压力，很快在命运的无奈和历史的无情中辞世。一年后，心怀深层次情绪积累的张佩纶也在郁郁寡欢中告别人世，剩下的只有一场与国家有关的天崩地坼了。中国的事情总是太复杂了，昨日还是四方宾客云集，现今“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接踵而来的伤感，除了给这个家庭带来衰落，还夹杂着诸多的遗憾与不解。
也是，没有不亡之国，没有不败之家。极尽繁华过后，一个家族的辉煌戛然而止。如果说，血统是种无法言说的神秘，那么实实在在流淌的则是一代代人生命里的周转不息。虽然少了名门望庭的光环映照，但不能就此说张志沂的血统不高贵。等张志沂和黄素琼结为百年之好后，他们依然还能享受到祖上的庇荫，只是无法从锦衣玉食的生活中，培育出父辈家国天下的大志向了。相反，富家少爷的所有不良习惯，都逐渐演绎着这个时代的悲剧。
欢乐时光
无论痛苦还是甜蜜，其实人生中最美好、最难忘的还是童年记忆。
对于张瑛来说，她的童年记忆就应该是从上海迁往天津的那个家开始的。1922年，“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迁走时，家里刚刚又如愿添了位弟弟，一家人生活其乐融融，安静而恬淡。天津这座三层连体私邸，位于地段不错的法租界32号路，旁边就是法国花园，与54号的张学良的府邸相距颇近。好多年以后，当张爱玲接到撰写英文作品《少帅传奇》的合约时，专程从美国赴中国台湾去采访和收集张学良的资料，虽然未果，却无意中知道彼此曾在天津做过几年的邻居，那种亲近与熟悉感油然而生，多多少少都有着圆梦的感觉。
张志沂之所以举家北上，是因为时任民国交通总长的堂兄张志潭为他谋取了津浦铁路局英文秘书的新工作。这样顺理成章地离开，既可以处理与二哥之间的不融洽，又脱离了兄嫂的严加管束。大人的事情，小张瑛自是无法理解，但她对新环境更多的是充满欢喜。虽然院子不大，但好在内有秋千，可以任梦想时时从高低的摇摆中放飞。不荡秋千时，可以在树下捉小虫子玩，看书，或者听大人讲《三国演义》。总之，这眼前所有的一切，在外人眼里都是那么精致而富贵。
张瑛很羡慕父亲的书房，就像阿里巴巴的神秘宝藏，里面似乎什么都有。也不时地会乘人不备溜进去，一本一本书地乱翻。读到喜欢的书时，还会向他卖弄其中的故事情节。知晓原委的张志沂知也不吱声，每次都会细心聆听，并不时帮她分析书中的事理。不论阳光灿灿，还是阴雨绵绵，父女间的这种天伦之乐，都无形中带给了张瑛与众不同的温暖记忆。只要提到读书，父亲的心情就会极好，即便有时看到书房里的散乱情景，也不会加以斥责，反而是别具情趣地收拾好。在宽松而又惬意的环境中，张瑛开始抱着一部部经典“大部头”如饥似渴地读起来，经常是陶醉其中不能自拔。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看到这些，父亲总会在悄然观望后满足地离去。如果说，张瑛心中有着无所适从的寂寞，那她在父亲书房里的时光定然是快乐的。
生活，是这样多姿多彩，可张瑛也有痛苦的时候，那就是每天都要背书。黄逸梵对子女教育要求很严，只要有时间就会检查她读书识字的情况。“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母亲的床上去，是铜床，我趴在方格子青棉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母亲还好说，可私塾先生的戒尺挥舞起来就完全不同了。于是，院子里每天都能听见张瑛的诵读声，充满着未谙世事的稚气。对孩子们来说，背书无疑是件极为苦恼的事，以至除夕夜里都要用功。有一次就因为背书太晚，保姆为让她多睡一会儿，就没有按时叫起她迎接新年，结果等醒来时家里放炮、请神像等好玩的事情都已结束，当时就觉得自己如同遗弃的孩子一样。“我觉得一切的繁华却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伤心总是难免的，但很快就会被其他的乐趣所代替，比如认字时可以得到奖励，可以跟着家人去串门。张瑛最喜欢的莫过于坐着人力车去堂伯父张人骏家，每次见到他都是闲躺在藤椅上，似乎等着人上前去问候。张人骏曾经位至清末两江总督，被人称为“二大爷”，败落后不再关心时局，常年生活在苦涩和酸楚中。只有每次见到张瑛时才会开心起来，不是问她又识了多少字，就是要拽她背诗词。在张瑛的记忆中，她年幼的世界里永远都是那些没完没了的背诵。背书她是愿意的，只是每每背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句时，二大爷总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昏花的泪水让张瑛深深地感受到了文字的力量所在。直至成年，她才明白这位前清遗老对于往事和家族荣耀的无比眷念。也正是这些不经意的细节，让张瑛开始变得敏感、孤高、早熟，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家庭的原因，让张瑛身边接触最多的是女佣人，彼此的亲密程度甚至要超过父母，以至她在书中也写道：“生活像从前的老女佣，叫她找一样东西，她总要慢条斯理从大抽屉里取出一个花格子小手巾包，去掉了别针，打开来轻轻掀着看了一遍，照旧包好，放还原处，她对这些东西是这样地亲切——她找不到，就谁都不要想找得到。”一定程度上来说，母亲可有可无，而父亲干脆可以没有。每每当她一个人发呆或者哭闹的时候，老用人张干就会故意逗她：“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有次吃饭时，张干有意无意间说到张瑛筷子抓得近，以后嫁人嫁得远。机敏的张瑛听后立即将手移到筷子上端，本以为张干无话再说，不料她又得意地说，抓远了自然要嫁得更远。木讷的张瑛常被气得说不出话，脸上一会儿青一会儿紫，不过，这样的生气通常起不到任何作用。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大家都知道子静长大后才是宅子的主人，而女儿终究是要泼出去的水。虽然母亲随时提醒家人不要流露出重男轻女的思想，但下人们早已习惯了如何察言观色，既然能揣摩主人的心事，谁又会在乎小张瑛的内心感受呢？
于是，弟弟在家里是出尽风头，连跟随他的用人也开始变得气势凌人。张瑛怎么受得了这种无端的刺激，她不愿意表现出孱弱委顿，而是生出来“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的念头，执意要摧毁那个所谓八面威风的子静。子静自小体弱多病，书没有姐姐读得多，画画水平也是相差甚远。他唯一的报复就是乘张瑛不注意时，用粗墨笔恶作剧地在她画作上胡乱涂几笔。两人为此自然会有一番争吵，有时也会憋着三五天不说话。
所有与弟弟之间发生的琐事，张瑛其实并不是十分明白，但很快就会烟消云散。无论如何，那段留在记忆里的美好时光更多充溢着无忧无虑。在《私语》中，张瑛用一行行的文字记录下了许多关于天真童年的趣事，以及只属于那个时代的特殊记忆，也让人从中看出了童年毫不做作的随心所欲，就如蓝天下飞升的风筝或温馨多彩的梦境。
其实，开心的还有张志沂。自从搬到天津生活后，一时间少了兄嫂的严加管束，他内心渐然变得不再那么压抑，以往枯燥透顶的生活也饶有趣味起来。说起张志沂这个人，他七岁时丧父，母亲李菊耦平时又管教甚严，始终恪守着诗书传家的传统，未进学堂前就开始口授经书，入学后又没日没夜督促其学业。只要张志沂不按要求完成功课，就会遭到打骂体罚。可以说，张志沂身上始终投射着母亲的影子。只可惜十年寒窗还未换得一朝金榜题名，大清王朝就在傲慢、贪腐、停滞中坍塌了。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科举制度很快废除后，一肚子的四书五经顿时派不上任何用场。张志沂想得明白，既然上不了朝堂报效家国，又无法换来鼎食豢养家庭，干脆就作为茶余饭后的无聊谈资吧！
这些年里，尽得清贵遗风的张志沂秉承着父辈的温情与才气，并把名士的风流发挥到淋漓尽致。在张瑛模糊的记忆中，父母是异常强烈地向往着外界的一切。只要他们出现在街道，就会吸引路人目光，就算没事闲情在家，也是谈天说地，其乐融融。父亲虽然守旧，却从不拒绝新鲜事物，喜欢吃进口的罐头，热衷于购买各式汽车，当然也会在百无聊赖时选择看翻译的小说，甚至还取了个“提摩太·C.张”的时髦名字。母亲心性善良，时髦优雅，讲究生活品位，身上时时闪现着华贵的罗曼蒂克气质。内在的魅力闪烁着像酒又像诗的高贵，在如水的温润和优雅中既能被人看到，也能为人所记住。尤其是她站在镜子前梳头时的精心细致，总会让张瑛年少的内心中漾出无法言说的美来。以至她对妈妈说：“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这所有的向往，早已和母亲的耳濡目染无法切割，在潜移默化中进入张瑛以后的生活观念中，无论是举手投足，还是一颦一笑，都完美地显现着她更为看重吃穿这些所谓人生的享受。
炫耀什么，缺少什么；掩饰什么，自卑什么。人世间总是充满着太多的意外，每一个开始都是憧憬，每一个分离都有失落。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张瑛眼里原本的美好与和谐突然间都变得不复存在。
突然有一天，大厅里的悠扬琴声消失了，家人们都开始为姑姑张茂渊留学的事情忙碌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母亲也不失时机地提出了陪读的请求。张瑛知道，生性贪玩的父亲自从结交了那些酒肉朋友后，再也没时间陪母亲出门了，成天痴迷于捧戏子、逛赌城、玩汽车，更可怕的是他疯狂贪恋起大烟，在吞云吐雾中窒息和绝望着家人的劝说。母亲无数次的干预始终不见任何效果，她不知如何释放这烦躁不安的情绪，便开始同父亲争吵。在无比压抑的生活环境下，他们甚至连吵架的兴趣也在逐渐减弱，在那种孤傲与浪荡、高远与颓废的强烈对比下，母亲只能是消极地抵抗着。只有姑姑似乎每天都心情舒畅，从不在意身边发生着什么，时刻都在陶醉地练着琴。母亲心情好时也会附和着唱几首歌，两个女人一唱一和，为冷清的客厅增添了一丝生活的趣味，但明显感觉到她的憔悴与疲惫。
院子里的花儿盛开着，外面却是兵荒马乱，这里恍若世外桃源的安逸生活，与时代的发展严重地脱节。
真正让母亲心无挂碍决心要走的事，其实是父亲瞒着家人在外面包养了姨太太。母亲不顾一切地提出远赴英国陪读的要求后，高兴的其实只有父亲，因为他终于可以放纵消遣人生了。这也给张瑛的心底留下了非常深的记忆：“我母亲和我姑姑一同出洋去，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用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张瑛名义上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父母为叔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
1924年的秋天，黄逸梵最终以张茂渊监护人的名义，从了无生机的樊笼里为自己撕开一道口子。如果说痛哭是对于这个家的留恋，倒不如说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庆贺梦想成真。也就是从那天起，母亲在哭声中真正意义上改名为黄逸梵。逸是行走，注定她一生无法停歇的漂泊；梵是清净、修行，但命运偏偏没有按照她的想法来设计人生，在属于她的蓝绿人生中。
母亲的离去，张瑛没有落一滴泪。但也就是在那一刻，她内心无比的爱慕和崇拜却变成了遥远的云烟。
这难道就是人生吗？
悲伤记忆
为什么所有的美好时光，都是那么地短暂？
对于新式生活的向往，让母亲最终离开了这个死气沉沉的家，就像努力挣脱了禁锢人心灵的牢笼一般。母亲走时，带走了她的失望，也带走了她的抗争，留下的却是与父亲无法化解的悲剧，留下的是终年无法散去的鸦片烟雾。
没有了母亲的家，张瑛和父亲的关系像是相依为命，更多时候，她都会在无聊中不经意地想起母亲。母亲平日里喜欢拍照，每次冲洗出来后总会一张张地点评。张瑛在照片里似乎永远都不会笑，呆头呆脑地好像想问题，又似乎用怀疑的眼光在看着眼前这一切。若是偶然被发现有一张微微笑容的，母亲就会手捧着照片激动很久，然后很快在上面涂各种漂亮的颜色。这时候，张瑛就乖乖依偎在母亲怀里，静静看着这些奇妙的变化。
桌上摆满了各种凌乱的颜料和其他工具，只有毛笔灵巧地穿梭于色彩和照片之间，一番随心所欲点染描画，红色的小嘴唇、蓝绿色的薄绸衣裳便跃然而出。倚罗香泽，淡然远岫，竟然是如此可爱迷人。这样的幸福感中包含着母亲对女儿深广的真情，不仅让张瑛感受到了母亲的爱，也满足了平常中相濡以沫的温馨。
母亲特别喜欢代表着生命状态的绿，连照片中的她也多映衬在丛绿之间，像极了美艳动人的花蕊。想母亲时，张瑛就偷偷翻出照片来看，一张一张地仔细端详，静静地体会弥留在指纹间的温柔，生怕漏掉了任何的细节。于是，那绿就幻化成了母亲远赴海外时的绿衣裙。渐行渐远的记忆中，这蕴含纯粹的绿似乎要彰显出意象下的无比苍凉，刺眼得让人只想落泪。以至多年以后，张爱玲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封面上，也是毫不犹豫选择了这样的绿。
绿色，就这样与张瑛孤独相随。家里的生活突然平静下来，一如在等更好的重逢。更多时候，父亲除了没完没了地应酬，就待在书房里看书，根本没时间过问姐弟俩。张瑛和子静倒也是无拘无束，用童贞和无邪撑起了一片极富情趣的天地。
有天，张瑛带着弟弟在玩过家家的游戏。瘦弱的子静突然问道：“姐，你说妈妈好看吗？”
张瑛没有吱声，她生来就不喜欢有人打扰她。
“妈妈好看吗？”
“咱们的妈妈肯定是最好看了。”
“真的吗？”
“烦不烦啊，你又不是没有见过。”姐姐突然被这无休止的提问给惹怒了，起身摆出了想发火的架势。
见到姐姐这种模样，胆小的子静只得赶紧闭上了嘴，从他无辜眼神中流露出的表情，还是希望能够一次次地听到“妈妈”这个字眼。其实，张瑛又何尝记得母亲的容貌呢？在她心里，母亲只是一段绮丽的风华往事，一抹淡淡的影子。
“妈妈不要我们了吗？”弟弟停顿片刻后又问道。
“不会，我们永远都是妈妈的乖孩子。”说到这里时，已经逐渐懂事的张瑛已泪流满面。
谁说没泪的人最无情，谁说坚强的人不会哭。那天和母亲离别的场景就像无法愈合的伤痛，只要想起就会隐隐酸楚。天空中纷纷扬扬下着雨，姐弟俩远望着母亲和小姑离去。母亲撑着油伞，提着行李。那不断模糊的绿色背影，和着来回翻滚的海水，渐渐让人无法分辨开来。依稀中，只见母亲站在人头攒动的船舷边不停地挥手告别。
流年过度恨时短，梦里烟雨歌惆怅。以后的日子，只要一想到这刺目的绿色，张瑛就觉着母亲走得并不坚定。母亲走后，父亲曾有过一段时间独坐在阳台前发呆。阳光斜斜地射过来，映照在他那张分外憔悴的脸上。是在想远去海外的妻子呢？还是感慨人事的沧桑？总之，张志沂早已习惯保持这样的姿势，尤其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后，他的风雅惬意全然被埋葬在心灵的废墟之中，谁也不知道他内心的急切期盼是什么。
院子里的快乐已荡然无存，那个要承载着家庭兴盛的梦想也似乎没落了。在孩子面前，张志沂似乎永远都是那么矮小，就像盘根错节的树根，在深秋的黯淡中刻骨铭心着忏悔和失落。
“爸爸，爸爸。”
张志沂没有答应，两眼只是死死地盯着远处看，同母亲的婉约美丽相比，那死鱼眼睛的无助，更像是充满着沉沉暮气残阳，让人更多地想到死亡。
“爸爸，妈妈什么时间回来？”
张志沂的身体才微微动了动，又过了好长时间才转过身来。
“有事吗？”
这样一问，姐弟俩反倒忘记了要问什么，便顺口问爸爸在看什么？
关键是张志沂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或者说他压根什么也没看。
“是不是想妈妈了？”说罢，他突发怜爱地用手抚摸着孩子们的头。
接下来，又是长久的沉默。
一段时间之后，父亲总算从沉寂中恢复过来，做事情也不再是以前的偷偷摸摸，而是变得肆无忌惮起来。常常夜不归宿不说，还将养在外面的姨太太也接进了大院。姨太太叫“老八”，住在一条不知名的小胡同中。张瑛之前见过她几面，每次见到，老八都是矫情地倚在家门前，手里拈着手绢在等待着父亲到来。说不清楚为什么，她对这个浑身珠光宝气的女人打心眼儿里反感，这时内心中总涌起一阵莫名的幻灭感。有好几次走到了门口，都是死死抓住门框拒绝进去，任凭父亲如何使劲地拽，她只是发了疯似的乱蹬乱踢，后来干脆躺在地上大哭大闹。现在这位姨太太满脸笑容走来了，让张瑛重新又感到了困惑，就像有一根绳索套在了脖子上。大院里就这样又热闹起来，每天都人来人往，处处莺歌燕舞。阳光也跟着喧嚣而来，只是裹胁着另一种酸腐的味道，更意外的是，新来的姨太太居然会喜欢上张瑛，还不时地带她去外面的舞厅。灯红酒绿的光影中，各色人来回晃动着，张瑛看着看着就会头晕起来，最终迷迷糊糊地让用人背回了家。
姨太太旋风般扑面而来，结束的是一段时期的凄清冷漠。对于孩子们来说，单调的童年中又添了许多真实的记忆。
万爱千恩百苦，疼我孰知父母。无论如何，作为母亲的黄逸梵始终是牵挂着孩子们的，为了慰藉亲情上的缺失，她会不时地从海外邮些好看的衣服和玩具回来。与母亲相比，身为风尘女子的老八完全是一副市侩气息，她做事情完全视其心情而定。说不清楚是从哪天开始，老八突然变得暴戾起来，对下人不是打就是骂，吓得大家常常躲着她走。在张瑛眼时，她与父亲的咄咄逼人的争吵也开始了，激烈时还会从屋内折腾到院子里，根本就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所有这些琐碎和嘈杂，一次次地改变着张瑛对家的看法。
吵架时，这位平日里娇艳的姨太太完全是另一种气急败坏的模样，不但会破口大骂难听的话语，而且还乱扔乱砸屋里的陈设，似乎要从大施淫威中获得快感。她这样胡作非为，父亲也不去指责，纵然你是手握钢刀咬碎银牙，我依然抽着大烟吞云吐雾。张瑛却不乐意，这屋里的所有摆设都是母亲精心布置的，怎么能说摔就摔了呢？只是父亲不吱声，她也只好把不满埋在心里。父亲的沉默并有没有换来老八的收敛，有次吵架，她直接拎起手边的痰盂，劈头盖脸地朝着人扔了过去，结果却准确无误地砸在张志沂头上。父亲的高大形象顿时被砸得体无完肤，那情形就像落水的老狗一样羞愧难当。
两个人的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本来平静的大院，顿时给人感觉就像是一座倾颓的舞台。两个人无休止地表演着，时不时地换来旁观者的叫好。这样的生活，断然不是张志沂追求的。虽然是败落的官宦子弟，但他内心始终向往“诗酒随和”的幸福，在乎的是独立门户的风光潇洒，但恰恰这一切都没有按照他的想法施行。现在除了无聊的争吵，就是和朋友一样花天酒地。而所有的新鲜云雾般散去之后，那些舞场、赌场以及鸦片烟带来的缥缈只是徒增着人生的烦恼。有好多次，已是相当疲惫慵倦的浪荡子张志沂也会静下心来反思，当初为何不去阻挡黄逸梵的执意出国。
或许是实在无法看过眼，这样的“好戏”最终还是在大家的口口相传中成了言说的话题。不管怎么说，挥霍家业的父亲已是许久没有去上过班，吸食鸦片、吃喝嫖赌的事又让他在单位声名狼藉。张志沂失去了秘书工作，甚至还波及了张志潭的交通部部长一职。随着张志潭的职务被罢免，失去靠山的张志沂开始把所有不快全发泄在老八身上，并在一怒之下赶走了她。“我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见大门里缓缓出来两辆塌车，车上都是她带走的银器。仆人们都说：‘这下好了。’”
“窝里斗”的闹剧就这样不可思议地结束了，坍塌的舞台上再也没有了笙歌舞影。在张瑛早慧的世界里，这一件件不可思议的事，都积累成了她日后写作的素材。家道的不幸，让她在经受的同时也逐渐学会了面对和沉默。年龄尚小，两人不在乎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去感知这个家庭将要发生什么，只是有滋有味地陶醉在孩童的世界里。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种因家庭变故带来的阴影，会浓缩成各种恐怖隐藏在夜色里，成为人生中无法磨灭的伤害！现在来看，排解张瑛孤僻、敏感的最好办法，就是用文字表达内心。从那时开始，她在识字不全的情况下，有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写作，那就是出人意料地完成了一部关于人性的小说——《理想中的理想村》。没有多久，她又兴致勃勃地写起历史小说，不过这次只坚持到第六个章回就放弃了。戛然而止的创作，完全可以视为她心灵上的情感表达。也正是这种不成功的尝试，才让她终生与文学结缘。
张志沂失去了工作，天津这个家再待下去也就没有了意义。何去何从？思虑之后似乎也只能回上海了。迫不得已的人生歧路，深深刺激着这个俊逸男人，如若不是被一系列杂乱的私生活拖累，他此刻应该正在享受着风平浪静的安稳。可是人生就是这样，一系列的打击接踵而至，让三十才出头的张志沂已感觉无法招架。
太过彷徨的岁月，真的让人无法知道何处才是终结。张志沂并非对生活没有要求，他也曾为自己的生活设想过各种不同的面貌，但现在这种猥琐的模样，无疑是放纵太久后的醉生梦死，不要说最爱的人找寻不到寄托，就是懦弱的自己也从内心生出了绝望。于是，一个无人的夜晚他思前想后，还是对孤独的碎影注射了过量的吗啡。
一个家庭从辉煌到衰落，自然会让人生出种种疑惑。但逃避又能挽回些什么呢？自杀带来的也不过是失落与绝望。好在家人发现得及时，等到张志沂从死亡线上重新回来时，才发现一蹶不振的人生恍如噩梦。剧烈的思想斗争后，他痛改前非并真诚修书黄逸梵，盼望她能早日回来。
黄逸梵一到国外，便对充满着新鲜、自由的国外生活产生了浓厚兴趣，她爱好广泛地迷恋上了油画创作、跳舞、开车兜风、游泳、社交，这些闪现着时髦情趣的高层次享受，俨然已让她脱胎换骨成为那个时代的新人类，也让她很快忘记了内心的不幸。不敢想象的是，成日鲜衣华屦，出入上流社会的黄逸梵不仅能同上层贵族、知识精英谈笑风生，甚至敢以三寸金莲的无比惊险在阿尔卑斯山上滑雪，那谈笑自若的神情，真的让人无法想象内心该有多坚强，她努力学习着各种新鲜事物，很快就成了社交圈里最靓丽的一道风景。正如张爱玲在《对照记》中提到母亲：“她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面对这段让人陶醉的时光，黄逸梵忘我地适应着时代潮流，她何尝不明白上帝既然给了自己不俗的容貌，那就绝不会放过明星般的光彩。她与徐悲鸿和蒋碧薇是邻居，与沈宜甲、赵梅起、吴作人等人情若故知，也正是这种孤傲却又不乏热情的杀伤力，始终透着女性最为原始的欲望。只是夜深人静一个人独处时，繁华消失殆尽，对于儿女的思念就会放肆得如同决堤的洪水。人心都是肉长的，又怎么能够在期待煎熬中不去想呢？一声相思，无关距离，却可以沧海桑田；一种相知，不必刻意，却可以醉梦千年。既然已经错误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的，还固执地坚持着不该坚持的，现在如果连牵挂都没有，是不是有些太绝情了呢？
在英伦的岁月，无疑充满着太多梦想和笑声。直到有一天，黄逸梵收到了一封国内来信，信的封面上是张志沂的熟悉笔迹。除了满纸的相思之情外，还夹带着一张他本人的照片，后面端正地写着一首诗：才听津门金甲鸣，又闻塞上鼓鼙声。书生自愧拥书城，两字平安报与卿。
张志沂的书信还是不经意惊醒了她的梦，灵魂有香气的女子黄逸梵顿时有了无比的自责。可以说，她完全是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读这封信的，那一刻，她特别强烈地决定回国。
也不知道一路是如何辛苦和寂寞，当身着时装的黄逸梵和小姑出现在上海码头时，全家又重新沉浸在无比开心中，尤其是作为一家之长的张志沂，脸上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为了能以全新的形象面对黄逸梵，他不但专程去医院进行了强制戒毒，还刻意对外观进行了收拾。只有单纯的孩子们最没想法，过年一样围在母亲身边跑来跑去，让沉寂许久的家中有了生机。
时间如同流水一般，屈指算来已过去了四年。此时的张瑛已经八岁。
1928年，失业的张志沂无奈地从天津又搬回上海。为了挽救婚姻和子女的教育，母亲也从遥远的海外辗转归来，一切就仿佛是刚醒的梦。一时间，父亲的烟榻、烟灯突然全没了踪影，屋里的摆设又恢复成以前的模样，就连以往陈旧的古董、银器等家什，也在悠然的情趣中泛出耀眼的光彩。生活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家里新添置了钢琴、油画架、留声机等摆设，还不时会邀请朋友来家里参加舞会。轻音曼妙、华灯溢彩，于婀娜多姿中传递着高雅的生活理念；于轻松愉悦中饱含时尚的生活态度。在新思想的影响下，黄逸梵开始着手教张瑛学习钢琴、绘画，让她早早接触西方的教育理念。张瑛特别喜欢这些课程，尤其是画画中色彩和线条更是表现出其不凡的天资。那时的画多是身形优美的女子，长长的睫毛下是又大又圆的眼睛，像极了母亲。她每天都不倦地画着，用画表现着不断进步的审美。在给天津的小伙伴写信述说这些开心时，也是忍不住一连会写上三四页，有时还会附带有趣的漫画，连写带画着新家里的种种美好。情绪感染之下，她又自作主张把卧室墙壁涂成橙红，在上面画上了各种可爱的小人。在温暖而又亲切的色泽中，她开心地玩着、画着、唱着。“自己喜欢橙红色那种温暖而亲近的感觉，就连蓝椅配上旧的玫瑰红地毯，不搭调，也觉得分外好看。”张瑛太享受母亲在家的感觉，就如同眼前这颜色。心灵的共鸣，让她非常喜欢西式的教育和熏陶，也逐渐表现出其不凡的气度。
从记事以来，这大概才算是真正久违的快乐。很多年后，张瑛依然将这些细节记得清清楚楚。只是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子女教育的问题，黄逸梵和张志沂又发生了争执。最要命的是这个生性软弱的男人，竟然又重新躺在烟榻上开始吸起大烟来，以此来表达对于黄逸梵的教育理念的大不满。身处呛人的烟雾之中，对婚姻还抱有希望的黄逸梵彻底失望了。不过她坚持的事情从来不会放弃，最终还是顶着压力找了个机会，将女儿送到美国教会在上海创办的黄氏小学，直接插班在六年级就读。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张瑛正式步入学校，开始接受西式教育启蒙。据说在填写入学证明的时候，母亲为了让她的名字叫得响亮些，又起了英文名Eileen。结果这样的无意之举，却让张爱玲这个名字在以后的岁月中，持续散发着不凡的魅力。
世相观察
1931年9月，张爱玲带着无比欣喜的心情，来到了圣玛利亚女校就读。
圣玛利亚女校始建于1881年，原名为圣玛利亚书院，坐落于风景优美的中山公园西南侧。透过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木，远远地就能看见古希腊风格的建筑群。走进校园，无论是风格优美的教学楼，还是长满青藤的钟楼，从砖与砖的缝隙中都可以感受到浓烈而又厚重的西方文明的气息。那气势恢宏的图书馆、屋顶陡峭的古典式外廊、有着宗教色彩的礼堂、宽阔碧绿的大草坪，自如而又巧妙地镶嵌在一起，使整个布局恬淡而又严谨，无形中增加了景色的纵深，也给从未接触过学校的张爱玲带来了美好遐想。
作为当时上海滩最负盛名的两大美国基督教会学校之一，圣玛利亚女校以培养出许多当红影星、名媛淑女而名噪一时。能在这样幽雅的环境中接受教育，对张爱玲来说自然是难得。当时，这种学校主要招收上海市中上等家庭的子女，除学费不菲之外，在学制与课程设置上也是与众不同，它们严格按照美国教会的办学宗旨和教学内容，力主培养中西文化兼备的人才。日常的教学中，课程又被分为中文和英文两种，而且更突出了英文的讲授和运用。除必修课之外，又针对女生特点开设了社交、礼仪、缝纫、刺绣等训练课。
为激励学生，学校还规定成绩优异者，直接可以保送去英、美等欧美洲国家名牌大学就读。好多名门望族的孩子被送到了这里，接受全西方的教育模式，其中就有林语堂的夫人廖翠凤、上海市市长吴国祯的表妹俞秀莲、厦门巨富陈天思的女儿陈锦端等人。与身边这些新贵们相比，张爱玲的家庭已经沦落得不值一提了。
圣玛利亚女校素以教学严谨出名。在外人看来，这样的教学模式完全照搬西方教育模式，实际上却比国内学校的教育理念更纯粹和传统。从现在来看，这种教育既带有着家庭私塾的意味，让从小习惯背书的张爱玲格外熟悉；同时又充满着太多未知，不断吸引着她在探索中兴趣不减。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张爱玲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成绩始终这样优异，可张爱玲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兴。相反，她内心中涌现出来的孤独与敏感，却成了她这个年龄段里不该出现的反常。
无疑，反常是她对于人生的叹息，是豆蔻年华下的孤独落寞。就像是从山上望下去的万家灯火，就像这座城市里吹过的风，一个人的心情，只有自己懂得；一个人的难处，只有自己明白！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如果说成长是一种痛，那么张爱玲独特的个性表现，不但让后来人慢慢领悟着时光对她的钟爱，还让人从漫长岁月中感受到了她惊艳的瞬间！张爱玲不喜欢遮掩缺陷，也不过分地炫耀长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字中的生活态度、敏锐而又冷酷的笔触，从那时起就已成了陪伴她苍凉现世的精神享受。从后来出版的一系列作品中，也可以透彻准确地觉察到这种情况。“青春如流水一般地长逝之后，数十载风雨绵绵的灰色生活又将怎样度过？”
在那个衰颓的时代，张爱玲内心始终是空荡荡的。从小性格内向，又不喜欢运动，给人感觉身上总散发着沉沉暮气，那种出人意料的“痛感”下，是不修边幅的无比凌乱，就像个病恹恹、懒兮兮的人。现在突然要与这么多同学朝夕相处，自卑的她更多表现为不善言辞，常烦恼于如何交际。老师与同学们并不是完全懂得她的心事，好多时候都带着一副嘲讽与冷漠的面孔，但张爱玲并没有一个人躲在墙角哭泣，而是默下决心，要以崇拜已久的林语堂先生为榜样，争取在写作上有所出息。
平淡就是美、平淡就是真，但枯燥乏味的学校生活，却让我行我素惯了的张爱玲极不适应，那些条条框框的约束，让人感觉到连笑都是那么虚假，完全与阳光布满全身的和煦截然不同。学生宿舍前立有制式鞋柜，学生平时要将不穿的鞋子摆放其中。负责卫生的舍监异常严厉，一周内会不定时地检查上好几次，如果发现有人不按要求胡乱摆放，就会不留情面地将鞋扔在走廊中间以示惩罚。
如果不出意外，张爱玲每次都会“享受”到如此待遇。众所周知，她有一双磨得发白的旧皮鞋，平日里就已经是同学们的笑料，扔在过道上反响更大，不时还会有人恶作剧，把这双鞋子在楼道里踢来踢去。面对这些，尽善尽美的张爱玲总是不以为然，永远都表现出一副睡不清醒的模样。舍监讲多了，她也会懒洋洋地回应：“我忘了，对不起。”意思就是我这状态你还能够怎样呢？周围是一群家世显赫的同学，而她这个穷学生只有装着满不在乎，才能够暂时去除心中的无比在意。
她似乎生来就充满着矛盾，尤其是不拘小节的生活习惯与学习成绩间的巨大反差，更是会在学校引起各种各样的话题。但这一双旧皮鞋反映出的，却是这个家庭的日益败落。
长期吸烟，张志沂的身体每况愈下。在这要命的节骨眼上，黄逸梵又决定再次弃家远赴海外。虽说此前为了爱玲和弟弟的成长，父母关系在形式上有所好转，可张志沂重新染上烟瘾后，失望之极的黄逸梵开始觉着这个家已不值得任何留恋，她一方面担心子女，一方面又折磨着自己，以性格上的不屈服来伤害着自己。或许已经预感到黄逸梵会不辞而别，张志沂开始找各种借口拒绝给她日常开销的费用，简单地想从经济上进行制约。其实，这个办法对普通女人适用，但对开过眼界的黄逸梵来说，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根本没有任何效果。随着张家开支增大和逐渐走向没落，此时连支付张爱玲的学费都成了问题，这样的制约便显得有些滑稽可笑。以往的荣耀和排场一去不返，那情形就像一艘进了水的船，时刻在行进中下沉着，不管是否愿意，反正属于张爱玲这个时代的所有美好都成了千疮百孔，唯有在心底疲惫地发一两声叹息。
好在是随性随心的张爱玲很愉快就学会了健忘，就像每次总会忘记收拾好鞋子一样。这样的健忘蛮有意思，很快就蔓延到了忘交每日的作业。老师问及原因，她依然是装着可怜的样子找遍各种理由。可是每次面对她考试取得全校拔尖的好成绩时，老师们更多的还是不解。老师没了主意，学生们却乘机起哄，终于乘机给她起了个“我忘了”的绰号。在学校，只要有人提及“怪人”张爱玲，总不失时机冒出句夸张而又戏谑的话来：“哦，我忘了。”
面对众多的压力，张爱玲始终不以为然，她来到这世上，就仿佛只想做与众不同的另类。谁也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但她却始终渴望着父母能够尽快离婚。等到真的如愿以偿，看着大家想办法极力挽救时，她又没有了想象中的那种快感。生活竟然是如此想象不到的无聊，耐不住寂寞的父亲又很快结婚了。1934年，张家大院里又多了一位花枝招展的女人，她就是后妈孙用蕃。这位人称“七小姐”的孙用蕃，是民国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的女儿，性格外向，交际广泛，和赵一狄、陆小曼等人亲为闺密，也算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一个是刚刚离婚，一个是大龄女未嫁，两人便不冷不热地住到一起，一切都是那么地顺其自然，更为难得的是两人都有着喷云吐雾的兴趣爱好。张爱玲觉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更像小说中虚构的情节，甚至连每处的细节都设定好了。她说不出是什么样的感觉，既没有怨恨和不平，也没有任何不理解。不过她还是在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父亲要结婚了……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俯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在张爱玲看来，单调乏味的家庭和学校生活是同样沉闷，某种程度上，与感时伤事的吟风弄月无任何区别。就在这时，担任国文老师的汪宏声给大家带来了些许开心。可别小看了汪宏声，他曾深刻地影响过张爱玲的写作态度，尤其是其担任了圣玛丽亚女校国文部主任后，为扩大学生的阅读面，他要求各班级必须订阅报刊，又组织部分教学骨干参与修订教学课程，还定期编辑出版校刊《国光》，鼓励教职员工动笔书写生活、见闻。在那个纷繁变化的时代，这样的改革着实让人耳目一新，可以说，既为强化学生的阅读写作提供了平台，也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知识接触面。多年以后，那时常在《国光》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张爱玲，依然还能想起和蔼可亲的汪先生来。
又怎么可能会忘记呢？充满着真性情的汪先生，举手投足之间都流露着个人不凡的独特魅力，他的出现不仅仅是对于文学的关注，更多是引导或者激励张爱玲对文字充满热情。至今她还记得第一次布置的作文题目是《学艺叙》和《幕前人语》。所谓学艺，指学生学习各门艺术的经过；叙，则是用文字叙述、述说；幕前人语即对于一部电影的观后感。
在来这所学校就读前，张爱玲就已经在母亲的严厉要求下，日复一日地坚持着枯燥的练琴、画画。手指弹肿了，指尖磨出了老茧，打骂也挨了不少，可她从不认为这样的艺术熏陶有多高雅，最多只是增添了些生活的情调。现实生活中，看电影是张爱玲的最爱，每次只要有新片播映从不会落下，自然也会在观影后写下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她很快就上交了习作《看云》，行文流畅、语言华丽的文字让汪老师大喜望外，甚至当着全班人对其高度评价：“富于哲思、有着意境深远的诗意表达，甚至超过了我的水平。”为重点培养张爱玲，他还在课堂上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这篇文章，而当他将坐在最后一排的张爱玲叫起来认识时，却不禁大吃一惊。“一位瘦骨嶙峋的少女，不像绝大多数女生那样烫发，衣饰也并不入时。那时风行窄袖旗袍，而她穿的则是宽袖，走上讲台来的时候，表情颇为板滞。”
文字与人的强烈的反差，更坚定了汪老师的一片惜才之心。从此之后，张爱玲的作文便成了班上雷打不动的范文。《国光》校刊更是将其视为难得的文学苗子来培养，邀请她和老师一起编辑稿件，可能是心存不屑，也可能是不愿与人交流，结果每次都遭到了她的拒绝。于是，《国光》又改为特邀约稿，接二连三的热情也无法打动“天才少女”张爱玲的心。她沉默着，也执着着，不断用行动证明着对于写作的坚持，实在烦了时也会以报以“我忘了”的说辞来应付。
那些日子，得意与失落在张爱玲的世界反复交织着，就仿佛是散乱在阳光里的尘埃，月光下无影踪的寂寞，让她在光阴的沉浮中感受着世间万事。平淡的生活中也不乏有着关爱，除了汪老师之外，历史老师也对张爱玲的际遇心怀同情，还自掏腰包赠予了她八百块钱。面对着这厚厚的一沓钱，内心潮涌起的又何止是感激和喜悦呢？那一刻，张爱玲的心就像干裂的土地，被这股暖流缓缓地漫过，她终于还是忍住了奔涌欲出的泪水，用难得的笑容回报了这一份份的真爱。
张爱玲的写作天赋，其实早在汪宏声未入校前就已小有名气，在某种程度上，她完全将发表文字当作了人生中的最大的享受。圣玛利亚女校出版的《凤藻》校刊，先后刊载过她的数十篇习作。其中，发表在第十二期的处女作《不幸的她》，读起来更有着对简单美好岁月的诸多情绪。“在这壮丽的风景中，有一只小船慢慢地棹桨而来：船中坐着两个活泼的女孩子，她们才十岁光景，袒着胸，穿着紧紧的小游泳衣服，赤着四条粉腿，又常放在船沿上，让浪花来吻她们的脚。像这样大胆的举动，她俩一点儿也不怕，只紧紧地抱着，偎着，谈笑着，游戏着，她俩的眼珠中流露出生命的天真的诚挚的爱的光来。”
一个才十二岁的学生，虽然一时半会还无法摆脱内心中的那份自我，但从文字中表现出的如泣如诉、缠绵悱恻，却早已让人忍不住要夸赞其早慧所在。说到底，这些也与汪老师不吝赏识、大力荐举息息相关。从这层关系上讲，汪宏声无疑是她文学创作上的伯乐。张爱玲成名之后，汪老师还写了《记张爱玲》的文章，其中的浓浓爱意，更是反映出老师对于学生的器重和厚望，这也为以后深入地研究、了解张爱玲，提供了一份难得的资料。只是奇怪的是，张爱玲以后的文字中，却从未提及过老师汪宏声。
这时，张爱玲又在校刊上发表了小说《霸王别姬》。小说不落俗套，语词简约凝练，从华美的笔调中传达出了人物命运、人性内在，没有刀光剑影的激烈，也没有卿卿我我的缠绵，可从牺牲的美感中流露出来的理性，深刻表现出她对虞姬的认可和尊重。这该是一种何样的美呢？当她用长刀毫不犹豫刺进自己胸膛时，清醒不失情趣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让人看到的不仅是垓下决战的残酷，还有着读者无法索解的情愿与绝望。张爱玲对于传统文学手法的探索与表现，完全剔除了通常历史舞台上的悲剧殉情形象，让这些熟知的人物形象与此前大相径庭。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不相信小说会出自张爱玲纤弱之手，可汪宏声却对文章赞赏有加，并在课堂上与郭沫若先生的《楚霸王之死》一文进行了比较：“爱玲君的《霸王别姬》用新的手法、新的意义，重述了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英雄美人故事，写来气魄雄豪，说的上是一篇‘力作’。”任世间有百媚千红，我独爱你那一种。确实，当虞姬被张爱玲赋予了时代的独立性格时，少年老成的她已经朝这个独立、自主的方向努力了。
姑姑张茂渊极为疼爱张爱玲，也试图走进她的内心。所以，无论是谈人生理想，还是说起父母离婚的话题，都会顾及着那颗敏感而又脆弱的心。但恰恰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张爱玲特立独行的奇怪想法，始终闪烁着各种情感交织的复杂，尤其眼中那一抹让人无法不懂的光芒，不仅有混沌，还深藏着淡淡的忧郁。就如同很多人认为钢琴是曲高和寡的艺术，但她却只是想通过这优美悦耳的琴声，来配合母亲精致的生活情调。这种用成人眼光来看世界、看人生的特别感受，让张爱玲在中学时代就已经表现出了自己的追求、自己的个性，乃至处于萌芽状态的文学才华，而这些对她以后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跨过千年的爱恋，交织着淡淡的离愁，在那个忧伤似海的家庭里，虽然还残留着母亲的气息，但透过斑驳的光与影，那片最美的风景正随着黄逸梵的再次离去而不复存在。对于张爱玲来说，无处诉说的凄凉，以及人生的悲欢离合，都成为深藏在内心的无比恐慌。至少在她当时的认知里是这样。
没有了母亲这棵大树的庇护，后妈孙用蕃便变得面目可憎起来，她似乎从不在乎张爱玲的感受，经常强迫其穿她淘汰下来的所谓时装。苦于无奈，在圣玛利亚女校的那片风景中，只有她时常“身穿穿不完的旧衣服，自卑而又可怜地从同学面前走过”。这无比的猥琐形象，无异于华安大楼举行的那场热闹婚礼，所有人都为此开心狂欢着，只有她一个人独自待在暗黑无人的角落，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当下。胸中无名的愤怒火一样随时都会燃烧起来。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中曾经写道：“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统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也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
此后，张爱玲与后妈成为冤家对头。随着各种纷至沓来的家庭矛盾，张爱玲内心徒增了无尽的怨恨。父亲依旧没事就抱着杆烟枪，颓废地躺在床上吞云吐雾，任烟雾缭绕着无聊的岁月。原本胆小的弟弟无人管教，虽然受尽了后母的百般折磨，但还是以其被奴役惯了的逆来顺受，开始了游手好闲的生活。所有这些变与不变，如同荒草般疯狂生长着，严重地影响着张爱玲的心智。这种情形下，她只能逃到姑姑家寻得暂时的安宁，但更多时候还是喜欢待在学校写作。其实，孙用蕃也想过处理好与爱玲姐弟之间的关系，但总归是办法不对，耐心不足，着实是无法喜欢对方。种种不快之后，生性冷漠的张爱玲只能以特别的眼光，来观瞻这个悲催的社会和人性，以至她从家里无法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命运不济，让她原本可以享受美好生活的年龄，却要面对人生的种种伤痛。就比如说，弟弟软弱善良，到最后，“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我丢下饭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关上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面前，看我自己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在这样的情绪中生活，张爱玲突然发现家，其实就是囚禁人性的牢笼，她必须要离开这里，到一个有着自由的地方去。临近毕业时，她在年刊调查表一栏中不假思索地填下了：“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不知是受父母离婚的影响，还是彻底看清了社会的种种怪现象，这行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文字中，竟然从中流露出前所未有的凄凉。
终于毕业了，一心想要通过求学寻找自由的张爱玲，着手准备报考英国伦敦大学。当她心怀欣喜把这件事情说给父亲听时，却被张志沂武断地加以拒绝。平心而论，张志沂平日里喜欢女儿居多，只是他此刻内心的愤怒在于：母亲回国来，虽然我并没有觉得我态度有显著的改变，父亲却觉得了。对于他，这是不能忍受的，多年来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在那一边。
“你说什么？这些年我供你吃供你穿，又供你上学，你现在才刚毕业就想走了？告诉我，你是听了谁的挑唆了？”父亲怒不可遏，他从烟榻上跳了起来，把手中的烟枪重重地摔在地上，四散的玉斑飞得到处都是。
张爱玲知道，父亲嘴中的那个“谁”，其实指的就是母亲黄逸梵。可实际上想要出国留学是自己的目标，又怎么能无端强加到母亲身上呢？就连平时集所有后母之坏的孙用蕃，此时也是满脸横陈着不信任的鄙夷，她生怕事情不大，干脆煽风点火地说：“你说你娘，既然离开了这个家还要操心这里的事，如果真舍不得你们那就回来啊！不过，她回来了也只配做个姨太太。”
这些都不曾是张爱玲脑海里出现的情景，却如此真实地发生了。张爱玲只能伤心欲绝地回到母亲身边，既是对自我的疗伤，又是对母亲的安慰。
大概两个星期后，张爱玲心想着父亲应该心平气和了，才忐忑不安地回家想继续争取权益，正在里屋搓麻将的孙用蕃听到脚声后走了出来，一看是张爱玲，便劈头盖脸对着她就是一巴掌。
“你这个要死的家伙，跑到哪里去疯了？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当妈的？”莫名其妙挨打后，张爱玲拔脚就要回自己的房间，但孙用蕃不依不饶，挣脱了用人的拉架还要打，直至看见张志沂远远走过来，她才装着委屈的样子罢手。
“瞧瞧你养的种，她竟然动手要打我！我不活了。”不明就里的张志沂，对着惶恐的张爱玲就是一顿暴打。
“我没打人，我没有打人。”张爱玲无力地争辩着，却始终无法从父亲的大手里挣脱，她的头发仿佛要被拽掉了一般。软弱的父亲把对于母亲的怒火，飞沙走石般都宣泄在女儿身上，张爱玲的喊叫声越大，他下手就越重，就连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孙用蕃都有些于心不忍了。第一次受到这样的痛打，张爱玲连死的心都有了，不知道拳脚是何时停下来的，她晕头转向只顾着朝大门口跑去。这种求生的本能再次激怒了张志沂，干脆老鹰抓小鸡一样把她又抓了回来，直接将她禁闭在后院的黑屋子中。
人生这么无情，又何必给予笑脸？父女感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从对立的仇恨中，张爱玲真切地感受到了真情的无力、冰冷，在绝望中她甚至想到了死亡。从此，这绝望的念头如同瘟疫波及她以后的人生，也让她对父亲的感情全然消遁。
黑屋子里真的好黑啊，暗无天日的黑让她从内心生出无比恐惧。从被推进去的那一刻，张爱玲十七岁的人生便彻底发生了改变。她无法忘记，也不能忘记，但人生在那一刻却是实实在在窒息了。也不知道待了多久，经过无数的哭闹、绝望之后，张爱玲开始渴望着自己能像基督山伯爵一样逃出去，选择自己需要的人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张爱玲知道，要想过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必须要有勇气从这里逃出去。就在这时，张爱玲又患上了痢疾。常言道：老怕伤风，少怕痢疾。反复的发热、腹痛，以及无休止的黏液脓血便，把这个心比天高的丫头折磨得死去活来。父亲知道后，对此视而不见，只有老用人何干心里格外焦急，唯恐这个一手带大的孩子有个三长两短，便偷偷地找到孙用蕃，恳求她大人不计小人过，能够请医生为张爱玲治病。也许是被何干的描述吓坏了，孙用蕃这才善心大开请来了医生。
等张爱玲身体痊愈的时候，她已经被关在这间黑屋子里有半年时间了。正因为人活的时间有限，所以才没有必要浪费在其他人身上，张爱玲最终是听从着直觉和心灵的指示，勇敢地奔着自己需要的生活去了。在何干的帮助下，她从窗户上好不容易爬了出来，又趁着两班护院交接的空隙，一步一步趁黑摸到了生锈的铁门边，几乎是颤抖着手，费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打开了沉重的门，这时只觉得外面积蓄已久的风一下子吹进来，顿时吹活了全身的死亡与沉睡；外面的微光一下子照进来，照亮了封闭的情绪和内心。夜色中，这份感觉竟是如此之好。“我在街沿急急地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响亮的吻。而且我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
家庭的无端变故，让张爱玲深感“中学时代是不愉快的”。也就是从那夜开始，张爱玲中学时代的梦想结束了，除了自己喜欢的文字。而这个阶段里所有的幸与不幸，都在为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难得的自信。
漆黑的夜空中，难得见到几丝星光，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空气，内心感到无比的轻松，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在迈出张家大院那刻结束了。
走吧，走吧，虽然心是哭泣的，但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她在黑屋子里已努力了整整半年。
爱竟然是如此不堪一击。
父亲对张爱玲下毒手，母亲也时常冲着她咆哮。相较而言，母亲的淡漠遥远似乎还可以接受，反正已经孤独惯了，对于内心敏感的她来说，无非是从一处不幸到了另一处不幸罢了。或许是母亲对张爱玲的期望太高，要不就是烦人的生活让她变得神经质起来，她一边可怜着女儿，又在一边无情地打压着。最让张爱玲不可思议的是，母亲在这个当口又提出了读书还是嫁人的问题。若要嫁人，就用省下的学费来购买各种时髦服饰；若要读书，便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装扮自己。
张爱玲没有任何迟疑地选择了读书，她特别渴望拥有自由，渴望去见识外面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