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学治理研究进路

本研究聚焦于大学有效治理机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这一问题域出发，需要运用理论资源，选择研究视角，梳理研究思路，框定研究内容，选用研究方法。

（一）理论资源

从国际视野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高等教育改革风生水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自由主义、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理论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学治理改革不仅深受这些理论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治理理论兴起的推动，包括利益相关者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管家理论等。这些理论资源具有互补性，对于探讨大学有效治理机制问题大有裨益。

1．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始见于弗里曼(Freeman)于1984年出版的《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一书。利益相关者指的是“任何能够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公司目标实现影响的团体或个人”。利益相关者理论主张，“企业是由多个利益相关者所构成的契约联合体”，“经营者负有服务于所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信托责任，企业的目标应该是促进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这就要求经营管理者有效识别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综合平衡其相关利益来解决利益冲突并追求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公司治理结构应当能够向利益相关者提供与其利益关联程度相匹配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相较于企业的营利性本质，大学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尤其需要重视共同治理、相互制衡和社会责任。因此，利益相关者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缺少争议、更加适用，对于大学治理问题有较强的解释力和指导性。大学治理涉及大学内外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的权力配置结构和运行过程。由于“大学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机构，而是一个拥有一定自治权的各种团体组成的社会”，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根据利益相关者与大学的密切程度，有助于实现大学各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平衡。大学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关键在于，保障大学内外各利益相关者在共同决策过程中的权责得到有效实现。在这种模式下，大学的管理控制权不是由某一利益相关者单独控制，而是由各利益相关者共享，并根据权责对等原则使其在大学治理结构中获得相对稳定的权力范围，相互补充、相互制约，以提升大学治理的有效性。

2．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是公司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解决现代企业规模化、专业化背景下所有权与控制权（经营权）分离所带来的代理风险。由于所有者（委托人）和经营者（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信息不对称，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诱发代理风险。为此，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实现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监督。广义上的委托代理关系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中，因此委托代理理论可用于解释和处理各种问题，包括大学治理问题。

现代大学已经超越学者共同体，存在各种委托代理关系，例如：美国大学的董事会与校长和学术评议会，中国的政府与大学、大学与院系、院系与教师。政府作为社会意志的代表，具备被委托人资格；大学通过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职能实现高等教育的使命和目标，具备代理人资格，其他层级关系类同。两两关系同样存在利益诉求不尽一致、信息不够对称等问题，潜伏类似的代理风险。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大学治理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权力制衡机制，既要重视控制权激励，让大学拥有办学自主权，校长拥有较多的办学控制权，又要重视权力约束，通过“分权”，以权力制衡权力，通过“参与”，以权利制约权力。

3．管家理论

管家理论不同于委托代理理论，基于人性向善的视角来认识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委托代理理论对经营者固有的机会主义的假设是片面的，在经营者的自律基础上，经营者与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经营者对自身尊严、信仰以及内在工作满足的追求会使他们努力工作，做好“管家”。

由于大学的性质和教师劳动的特点，管家理论不仅适用于大学治理，而且大学治理更适合于采用管家理论。根据管家理论，在大学治理中要创设授权和参与的环境，使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资源配置中要兼顾市场机制、行政机制和道德机制激励和权力约束，等等。

（二）研究思路

对于大学有效治理，可以从多个视角、运用多种方法加以分析和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前，欧美学者侧重于对大学治理结构的研讨，关注决策权力的配置与行使、监督与激励等问题，处理学术发展和社会需要，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决策过程中参与和责任，以及决策、实施和监督等诸多关系，以回应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提高决策和办学效益。90年代以后，欧美国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大学有效治理并不单单或者主要取决于治理结构，而与领导力、人际关系、信任等决策权制度安排之外的因素有着更为重要的关联，于是将大学治理的研讨重点转向治理过程和治理文化，从而总体上形成了大学治理的结构主义视角和文化主义视角。显然，尽管这两种视角各有侧重，但具有互补关系。因此，当前国内外研究开始倾向于将改进治理结构与优化治理过程整合起来，而大学治理实践更是需要综合思维来应对学术发展趋势、民主参与诉求、社会问责要求等各方面的复杂挑战。在此背景下，本书意在通过视角转换，致力于大学有效治理机制研究。

什么是大学有效治理？大学有效治理具有哪些特征？大学有效治理具有怎样的运行机制？这些都是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围绕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从历史研究中、从国际比较中找到发展线索和事实根据。然而，大学有效治理是一个复杂概念，具有相对性：在时间维度上，不是亘古不变，而是与时俱进；在空间维度上，难以放之四海而皆准，通常需要因地制宜。这就需要从大学治理纷繁复杂的现象和表象中，通过理论归纳和演绎去把握大学有效治理的基本要素、理想特征和互动关系。为此，本研究拟运用CIPP（Context—Input—Process—Product）模型来研讨大学有效治理问题。这不仅将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联结起来，而且通过上下延伸包括治理环境和治理结果。

大学有效治理的CIPP分析模型具有时空上的两大特点：一是系统性。从CIPP分析模型来看，大学治理是一个系统，存在系统与环境的关系以及系统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和部分与部分的关系。具体到大学治理有效性而言，它不仅反映在治理结构、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以及它们之间的联通和协同关系上，而且也反映在大学治理作为一个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制约和适应关系上。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大学治理之所以存在明显的差异，原因就在于此。二是全程性。作为CIPP分析模型的另一特点，全程性是用动态的、联系的观点审视从治理环境、治理结构、治理过程到治理结果，实际上构成了大学有效治理依次展开、逐步实现的全过程，便于从中窥探和解析大学有效治理的基本特征和形成机制（参见图1-1）。换言之，运用CIPP分析模型，有助于全面反映大学治理的丰富内涵，分析治理各个要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从整体上把握大学治理的现状和发展轨迹，进而深入探讨大学有效治理机制。

最后，从一般意义上认识和把握大学有效治理及其形成机制，是本研究的重心，但其归宿是回顾和反思中国大学治理，为中国大学治理改革和发展提供可资参考的路径和方案。

需要预先说明的是，本研究的“大学治理”主要指向研究型大学，无论在个案选择、问卷调查还是理论阐发等方面，都将体现这种倾向性。《教育大辞典》对“大学”一词有二解：一是高等学校的一种；一是泛指各种高等学校。前者对应于英文的university，后者对应于英文的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根据大学的定位和职能，大学进一步可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与教学型大学。相比之下，研究型大学的组织与治理更为复杂，更具研究的典型意义。

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书共有11章，除第一章导论、第十一章结语外，其主体由“模式—机制—路径”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括第二、三、四章，重点研究大学治理模式；第二部分包括第五、六章，重点探讨大学有效治理机制；第三部分包括第七、八、九、十章，重点探讨中国大学有效治理的路径选择。详见图1-2。

第一章导论，介绍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基于国内外有关大学治理的研究文献综述，选择研究视角、思路与方法。

第二章中世纪大学的治理，基于对中世纪大学的形成与发展的简要梳理，以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这三所典型的大学为例，分析中世纪大学的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并概括了中世纪大学治理的主要特征。

第三章大学治理模式之异同，从历史视角梳理大学治理模式以“学者自治—法人治理—共同治理”为主线的演变路径和驱动力量，基于各种大学治理模式分类成果，对大学治理模式进行异同比较及其文化解释，并对各国大学治理模式相向而行，走向共同治理进行前景展望和机制研究。

第四章大学治理的成功范例，选择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牛津大学、华威大学四所英美各具代表性的一流研究型大学，从大学治理环境、结构和过程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和比较，从中获取对有效治理认识和理解的启迪。

第五章大学有效治理的内涵与特征，借鉴善治理论，在辨析有效治理和大学有效治理的基础上，运用CIPP分析模型对大学有效治理的基本特征做了剖析，并从评估视角审视大学治理，深化对大学有效治理的具体认识，推动大学有效治理理念的可操作化。

第六章大学有效治理形成的动因与机制，根据系统形成机制的基本涵义，即在系统形成过程中各关键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对系统形成的影响，探讨了大学有效治理形成的动因、实质和要素，以及阶段划分和阶段特征，构建大学有效治理形成机制模型，揭示要素特征对大学有效治理形成的影响及方式。

第七章中国大学治理的发展与现状，考察了近代以来中国大学治理的历史演变，从大学治理的法制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分析切入，在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两个层面上梳理中国大学治理结构的发展脉络和现状特征，以及治理过程的发展走向，并从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和“双一流”建设要求的暗比角度，指出中国大学治理有待改进和完善之处。

第八章中国大学治理的问卷调查与分析，通过问卷调查对当前中国大学治理现状，尤其是教师在大学治理中的参与情况进行多维分析，构建大学教师权益保障模型，分析大学组织制度、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物质资源四个自变量对教师权益满意度的影响，并利用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和Amos21.0软件对影响教师权益的各种因素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为大学治理视野下的教师权益保障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撑。

第九章中国大学有效治理的制度供给逻辑，考虑到当前中国大学的治理改革已迎来一个改革目标逐渐清晰状态下的制度快速供给期，在分析新格局下中国大学治理挑战及其趋势判断的基础上，就此建构一种以权力主体为分析工具的解释框架，以命题推演的形式探讨了当前格局下中国大学有效治理改革的制度供给逻辑，并就此提出当前中国有效治理的紧迫命题以及需要着手推进的主要改革任务。

第十章中国大学有效治理的文化基础，基于在优化大学决策权的制度安排的同时，必须重视和加强文化建设，夯实大学有效治理的文化基础的观点，从文化视角，在社会和组织层面上阐发公共理性之于大学有效治理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实现路径，在个体和人际层面上论述大学治理中人际冲突的成因、影响和调和策略。

第十一章结语，概述主要研究结果和结论，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阐述本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指出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方向。

（三）研究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围绕大学有效治理的模式、机制和路径等问题，选用适用的研究方法是达成研究目标的基础和前提。复杂问题通常需要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避免研究方法单一所固有的认识局限。为了认识和梳理大学治理的演进和模式，需要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为了认识和理解大学有效治理及其形成机制，需要综合运用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进行理论分析；为了了解和把握中国大学治理的发展现状与改革诉求，需要运用历史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并借助SPSS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此外，本研究注重运用个案分析，或作为总体分析的补充，或作为理论分析的支持。当然，文献研究法为任何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必需，本研究也不例外，在此无须赘言。

从方法论上讲，本研究以问题为中心，以指向真实世界的实践为导向，秉持多元论，采用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研究为辅的混合研究。具体而言，主要运用以下研究方法：

1．历史研究法

从历史的角度梳理大学治理的演变脉络——“学者自治—法人治理—共同治理”，对现代大学的源头即中世纪大学的治理，以及中国近现代大学的治理做了较为详细的历史探寻，意在把握大学治理的来龙去脉，并将中国大学治理改革置于历史发展背景之中加以考察。

2．比较研究法

比较法的要旨是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对于本研究而言，“异中求同”意味着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中梳理大学治理发展的基本脉络，从各国大学治理实践中提炼出有效治理的共同特征，也为中国大学治理改革提供了参照系；“同中求异”既要从各国大学治理的共同走向中辨明其原点、动因、路径等方面的差异（实践中更多的是相向而行所形成的共同趋势），又要认识有效治理的共同特征的不同表现形式或实现方式（由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环境所致），还要为大学有效治理的中国特色提供依据。

3．问卷调查法

为了解当前中国大学治理现状，尤其是教师在大学治理中的参与情况，本研究通过专业在线平台“问卷星”进行调查问卷的发放和收集，采用随机和定向相结合的方式邀请高校教师（包括少量高校行政人员，用于对比），共计回收有效问卷522份，参与教师覆盖8个省份，20余所高校。通过对比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理想和现实，发现问题所在，以及影响教师参与治理的因素；对不同类型高校、不同职称教师、不同身份人员进行分类比较，找出参与治理的异同；将调查结果与美国已有研究进行比较，辨识两国大学治理的差异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