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临时军委的不同意见与中共红四军七大

离开井冈山之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处境比较困难，在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当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与根据地建设等问题，可以说争论更是一直不断。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有许多未曾遇到的情况和问题，比方说怎么保证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在军队当中军事和政治是什么关系，党代表与军长的关系怎么处理，这都是新问题。收到中共中央2月的来信后，这些争论又逐渐发展到了基层，而刘安恭的到来与这个临时军委的设立，又进一步地加剧了红四军内部的争论。

那为什么当年红四军内部引发激烈的争论呢？争论的起因可以说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第一，前委与军委的职权如何划分？引发红四军内部这场争论的导火索，是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一职不久，就做了一项限制前委权力的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事。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军委是前委的下级党委，现在是下级党委给上级党委做了一条决定，限制了上级党委的权力。曾经历过此事的萧克在他的回忆录《朱毛红军侧记》中说：“问题就出在新组织的军委。刘安恭在军委会讨论工作时，对上级机关——前委作了条决议，‘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对这条决定，许多人就觉得不合适，下级怎么能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从而议论纷纷。”[9]

也是井冈山老同志的曾志曾经回忆说，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这年5月中旬，红四军从宁都回师瑞金途中，快到宿营地的时候，有人就发现田野不远处有四只肥猪在觅食，于是就断定这些猪不是穷人家养的，将其没收杀了，改善部队的生活。对于这件事情朱德知情但没有制止，但后来一了解，那猪不是地主的，是富人经商买卖的猪。我们党的政策是非常清楚的，土豪劣绅的财产可以没收，但商人的财产必须保护。现在把富人经商的猪杀了吃了。毛泽东听了汇报以后，比较生气，命令有关部门向那商人赔礼道歉，并且赔偿了猪款。当天晚上，毛泽东又召开了干部会议，对这件事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刘安恭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后很不满意，觉得这次批评是针对朱德的，会后刘安恭对朱德说，前委书记在政治上干预太多了，军队是司令部对外，政治部门不能对外，政治部门不能直接干预军队的事。刘安恭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前委是我们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机构，怎么就不能干预军队的事情呢？

第二，小团体主义的影响。这年9月，陈毅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因四军是由各种自有其本身奋斗的历史部队而组成，混编的办法始终未执行，因此历史的残余尚保留在一般同志的脑中，武昌出发（毛部）南昌出发（朱部）的资格在军队中是有相当的尊重的。”“尤其军队的习惯，一班、一排、一连、一营、一团，生活各为一集团，农民的自私关系自然要划分界而且非常清楚，因此小团体主义的色彩就很浓重。各团为各团争利益，各营为各营争利益，各连为各连争利益，如枪弹人员之类则主张自己要多，如担任勤务则主张自己要少一点。尤其各连还有同乡关系，广东人、湖南人、北方老乡，他们总是情投意合，分外不同，遇有病痛，以这一类人为最能帮忙自己的。”[10]我们中国人是最喜欢讲老乡观念的，一听说老乡，就感到很亲切。红四军内部也难免出现类似的情况。

第三，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的关系如何处理？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常常发生纠纷，恍惚（仿佛）是国民革命军旧习一样。前委为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特考查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可以有四个方式：一、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平等（结发夫妻式），结果天天要吵嘴。二、把政治工作人员权力只限于政治训练，这样军官权力过大，政治人员会变成姨太太。三、照江西红军二四团的办法，军官须听命于政治工作人员，这样成了父子式了。四、军官与政治人员平等，由党内书记总其成，一切工作归支部，这样可以解决许多纠纷，划分职权，但这要许多人才了。”[11]

1929年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福建永定的湖雷召开会议，会议上就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前委与军委的分权等问题发生了比较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是要求成立军委，理由是既然叫四军，就应该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而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工作”，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这是一种意见，他们认为还是要设一个军委好。另一种意见，认为没有必要再设一个军委了，因为现在领导工作的重心在于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更有利于作战，没有必要设置重叠的机构，并且批评要求设立军委的人是分权主义。

毛泽东本人是什么态度呢？在这年6月14日，他写给林彪的信中，把自己的态度讲得很清楚了。他说：“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的手里。”“现在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们对这些实际的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地要于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12]毛泽东的意思很清楚，没有必要再设一个军委了。现在我们是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不像在井冈山时期，那是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那个时候既有前委，又有军委，是可以的，现在就没有必要设这么一个重叠的机构了。

其实，湖雷会议没有解决军委是否应该设立的问题，可以说是议而未决，讨论了，提出来了，没解决问题。怎么办呢？继续开会。6月7日，红四军攻克了福建上杭县的白砂。第二天，红四军前委在白砂再一次召开会议，再度讨论军委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份书面意见，认为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入不生不死的状态。毛泽东甚至表示，我不能担任这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毛泽东为什么说自己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呢？是因为他发现，红四军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竟然没有经过他这个前委书记签字。红四军在龙岩小池召开作战会议，决定三打龙岩，也没有通知他与会。他是前委书记，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他居然不知道。经历过这段争论的江华也在他的回忆里说，军委在小池开会，研究部署三打龙岩的作战计划时，通知谭震林参加，谭震林是前委委员，而党代表毛泽东没有接到通知，当时谭震林建议毛泽东也去参加，毛泽东说没有通知，怎么好参加。

会上，朱德就党以什么方式领导红四军的问题发表了意见。认为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表示极端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并认为红四军在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行政机关，对内代替了各级党部。结果，白砂会议以36票对5票通过决议，决定取消临时军委，刘安恭所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被免除，随后改成第二纵队司令员，他所担任的军政治部主任一职，则由陈毅来担任。

事情至此似乎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这时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在白砂会议的当天，林彪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党管理一切”的主张，支持权力集中，而且是集中到政治领导，并认为毛泽东不应消极辞职，而应与不良现象做斗争。信中还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地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的阴谋，（附）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13]

大家都知道，自从八一南昌起义开始，林彪就一直是朱老总的部下，那么在这个时候，林彪写信支持毛泽东意见，那他到底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或者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党史界有这么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说这封信暴露林彪的严重私心，林的私心已经在此前的6月上杭县白砂一次支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被公开暴露过。他在会上说，朱德在赣南行军途中，说我逃跑暴露了目标，给了我记过处分，这点我不在乎。就因这个月扣了我两块钱饷，弄得我没钱抽烟，逼得我好苦。其实，林彪对朱德给他处分是很在乎的，他马上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攻击朱德的信，说朱德好讲大话，放大炮，拉拢下层，游击习气。什么叫游击习气呢？说朱德平时衣服破烂不整，说话高兴的时候喜欢提裤子。现在林彪认为出气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了这封信。这是一个学者在他的一本书里面提出的一个观点。

另一种说法，说林彪对朱德的不满由来已久，有三件事使他对朱德耿耿于怀。一是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率起义军余部向湘南转移途中，林彪曾想脱离队伍开小差，但没有走出去又回来了，朱德为此严厉地批评了他。二是在井冈山时期，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牺牲后，有人提议由时任第一营营长的林彪继任。但朱德鉴于林在湘南时的表现没有马上同意，后来林彪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对朱德忌恨在心。三是下井冈山后部队在寻乌的项山遭敌人突袭时，第二十八团担任后卫，时任该团团长的林彪拉起队伍就走，致使毛泽东、朱德和军直属机关被抛在后面，情况十分紧急，朱德在战后严厉批评了林彪，并扣发了他当月的饷金，林彪对朱德更加不满。所以，林彪是借此次朱毛之间的争论，攻击朱德，以泄私愤。这是另外一位学者在他们的一本书当中讲到的一个情况，这仅仅供同志们参考。

毛泽东6月14日在福建连城县的新泉给林彪写了一封回信，并把这封信送给了前委，这实际上是一封公开信。信中说：“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14]

毛泽东在信中认为，现在争论的问题不是个人和一时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红四军发展的问题。他在信中将红四军内部所争论的问题总结为14个方面，并且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毛泽东还分析了红四军内部产生这样纷争的思想根源，他说：“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红军的来源和它的成分，五月份统计，全军一三二四名党员中，工人三百一十一，农民六百二十六，小商人一百，学生一百九十二，其他九十五，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对百分之七十七。讨论到个人思想时，不要忘记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历史，这是共产主义者的研究态度。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15]应该说，毛泽东在许多问题上确实比一般人看得更深刻。他认为现在红四军内部所发生的这些争论，不是个人权力的问题，而是思想认识问题，是党与红军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给林彪写信的第二天，朱德也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就红四军党的组织领导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信中表示不同意“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认为如果真要执行此口号，必然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并说这个口号“违背了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朱德说，我们反对此口号，是因为拥护共产党的组织最高原则，恐被人曲解。一切工作归支部，此原则我是极端拥护的。党的新生命，就在此原则的实行，巩固党的基础，要打破家长制及包办制。一切实际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开联会开了数日，各级党部坐等命令到来，以便遵照办理，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

毛泽东和朱德给林彪的信，都公开登载在这年6月中旬前委编的油印刊物《前委通讯》第三期上，实际上也使他们之间的分歧在军内公开化。现在看起来这个做法不是很妥当。领导班子内部有不同的意见，如果说还没有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之前，就把不同的意见在下级或者群众当中公开，是不利于班子团结的。

这个时候，在白砂会议上被免除了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职务的刘安恭，不但继续坚持要设立军委的主张，并且说红四军的党分成了两派，一派以朱德为首，是拥护中央指示的；一派以毛泽东为首，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刘安恭进而提出，要通过建立完全选举制及党的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刘安恭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对的。首先，红四军内部没有分成所谓两派，不能说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而毛泽东是不服从中央指示。其次，刘安恭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不妥当的。如果说领导班子内部出现了问题，采取轮流更换能够解决相互之间的纠纷吗？后来萧克回忆说，在这种情况下，各纵队、支队党委讨论得更热闹了，甚至连朱毛去留的问题都提出来了。红四军驻新泉的七八天，连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天天在开会，老是争论这么几个问题。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当时号召大家发表意见，放手争论，但得不出结果。大家觉得应由上边领导人管了，多数干部希望停止争论。

在这种情况之下，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的公民小学召开，大会由陈毅作报告，参加会议的有支队以上干部和士兵代表四五十人。对于红四军七大的情况，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傅柏翠后来回忆说：“当我到会场时，在主席台上坐有三五个人，朱军长正在发言，还在答辩那些问题，说得很多。大家说不要再讲了。他还在讲，并说让我说完吧。毛主席也发了言，他讲话简明扼要，胸怀宽阔，我记得毛主席说，有问题以后还可以争论，也可以写文章，现在不需要作出答辩则留待以后由历史来证明，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吧。”[16]

这个时候，主持会议的陈毅应该说态度就比较关键了。而陈毅认为毛泽东领导是正确的，但不太民主；朱德对红军有建树，但重用刘安恭是不对的。实际上采取的是各打五十大板的方法。

会议还讨论了前委的组成人选问题，决定以前由中央指定的前委委员毛泽东、朱德不变动，仍为委员。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红四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党部派一名主要负责人为委员。其余的委员名额，由军直属队推选出陈毅，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各推选纵队负责人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上述五单位又各推选出一名士兵代表。在正式选举中，这十三个人选全部当选。接着，举行前委书记的选举，结果陈毅当选，毛泽东落选。应该说红四军七大确实存在着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毛泽东是中共中央指定的红四军前委书记，没有经过中共中央的同意和批准，在红四军七大上就擅自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选掉了。

为什么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萧克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当时在四军上下比较有威信的是毛、朱、陈。朱毛因对一些问题认识不一致，大家认为他们两人都有不对的地方，陈毅受命筹备‘七大’并主持召开会议。因为自四军成立以来，陈毅同朱毛一样也曾担任过军委书记、前委书记，尽管我们也觉得毛陈两人相比，毛应居先，但陈亦是好领导人之一。所以通过民主选举，陈毅担任了前委书记。但决议还强调了一点，要把决定呈报中央批准，没有批准之前，先开展工作。”[17]这是萧克在回忆录里面的解释。

贺子珍也有一个解释。贺子珍说：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选举前委书记，许多人不投毛泽东的票，他落选了。他为什么落选？有的人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民主作风不够，在党内有家长作风。毛泽东是不是有家长作风，我的看法是他脾气是有点，在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的作风是更好一些。我看他所以落选，主要是一些人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红军的党代表制，不正视政治工作。另外，毛泽东对部队中的不正之风进行了批评和抵制，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高兴。[18]

结合萧克和贺子珍两个人的回忆，就对红四军七大毛泽东为什么落选的原因，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

红四军七大用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陈毅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对于红四军这次争论的原因，决议案认为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一是由于四军党员的经济背景复杂，思想认识不一致。二是负责同志间工作方式和态度不好，引起了意见纠纷。三是组织上不完备，兼职较多，责任心都很重，爱多管事。四是新的理论批评，旧的习惯反响。五是过去党缺乏批评精神。应该说，决议案没有找到问题的实质所在，其实这次争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党和军队的关系究竟应该怎么去处理。

这样一来，因为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没有当选为前委书记，他继续留在红四军工作，就不那么方便了。所以红四军七大后，毛泽东与第三纵队党代表蔡协民、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谭震林、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江华、红四军直属队支部书记曾志等，受红四军前委的委派，于7月8日在龙岩动身，前往上杭的蛟洋，代表前委出席中共闽西一大，并对大会加以指导。后来江华回忆说：“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们的马也扣留了。那时候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