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以市场换技术”情境下企业竞合制度逻辑及其复杂性

一 我国“以市场换技术”主导制度逻辑分析

20世纪90年代，大量出现在中国市场上的中外企业合资经营现象，其蕴含的主导制度逻辑十分明显：中国本土企业对于国外先进技术的极度渴望和外资企业对于中国巨大市场体量的强烈依赖（Ma et al.，2009；王允贵，1996），本土企业通过帮助外国投资者开拓国内市场来换取国外企业的技术转移，从而实现技术和市场的双赢局面（Gatignon，2014；李晓华，2004；魏江、刘洋，2017）。这种“以市场换技术”的主导制度逻辑基础源自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演化过程中技术识别、技术整合与技术创新等技术学习机制的讨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掌握市场上已有的技术要远比技术的自主创新更重要，而通过与市场外部竞争者的合作，是快速获取领先技术的主要途径（Nelson & Pack，1996；Duysters et al.，2009；赵晓庆，2013）。通过开放国内市场引进外部投资者这种制度安排的可靠性，在以往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市场中得到了大量的验证（Buckley & Hashai，2014）。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积极“撮合”这种中外企业的合作（资）行为（俞文华，2001），这是政府制度层面对“以市场换技术”制度逻辑体系的高度认可。

然而，从逻辑实践来看，我国市场、技术和制度体系的极度复杂性极大降低了这种制度体系的实践效率，集中体现在国内市场大量被外资企业占据，本土企业却没有获得预期的技术（田志龙等，2010）。为此，我国政府部门曾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政策举措来克服这种主导制度逻辑体系的不完备性。例如，在汽车行业实行更加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强化竞争机制，迫使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实行技术升级（Nam，2015；李晓华，2004），在高科技领域的合资企业必须由中国本土企业控股，在中国市场销售的产品必须将核心技术转让给中方企业（Gao，2014；Zhang et al.，2017；李翀，2014），等等。这些举措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以市场换技术”制度逻辑的实践效率，增强了中国本土企业在“以市场换技术”博弈中的资本。但宏观政策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也十分明显：一方面，以政策为具象的干预机制只能是一种外部化的制度约束机制，并不能替代中外企业在“以市场换技术”制度逻辑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外部干预机制过强，则会给决策主体传递这样的信号，即通过积极寻求外部机制支持更能获得合法性效力。例如，本土企业的政策性补贴依赖（韩超，2014）、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梁超，2004），等等，弱化了企业之间领先技术的转移动力。因此，从企业微观决策角度来探讨这种“以市场换技术”制度逻辑实践的可靠性更有理论启发意义。

二 企业竞合制度逻辑的复杂性

当前，关于我国“以市场换技术”制度安排有效性的研究存在着积极、折中和消极三种观点。持积极观点的学者认为，国内市场的开放必然引入高强度的竞争，这种竞争会带来充足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生产组织管理经验（Mu & Lee，2005；桑赓陶、汪滔，1999）。持折中观点的学者在肯定“以市场换技术”所产生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承认这种制度机制在执行过程中的缺陷乃至负效应（Ma et al.，2009；王允贵，2001；李翀，2014）。而持负面观点的学者则干脆否定了“以市场换技术”在某些行业（如彩电、汽车、民航飞机等）的实践可操作性（平新乔，2007；赵增耀，2007）。回顾中外企业合资经营在我国市场的发展历程，大部分中外企业合资经营并没有完全遵循既有的“以市场换技术”制度逻辑安排发展，即全面的国内市场开放并没有给本土企业带来核心技术的显著提升（Xiao et al.，2013；赵晓庆，2013）。尽管部分中国企业通过市场开发尝到了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甜头，获得了中国企业当时急需的工艺技术（崔淼、苏敬勤，2013；彭新敏等，2017），但从一些行业的本土企业成长历程来看，仍然无法摆脱技术“落后—追赶—再落后—再追赶”的陷阱（Lee & Malerba，2016；黄江明和赵宁，2014）。

从技术体制角度来看，当时本土企业薄弱的技术基础决定了企业在技术机会选择、技术积累机制方面的自由发挥空间很大，“反正底子薄，学什么、怎么学”都可以（魏江、刘洋，2017）。同时由于缺乏以往的技术学习经验可借鉴，在技术摸索过程中“各显神通”，通常也能发展出符合当时市场需求的技术标准。而从市场机制来看，在我国巨大体量的市场空间中还突出表现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动荡性强和深刻的地方文化嵌入性等特点，使深谙本地市场的部分中国企业通过独特的市场启发或隔离机制，也能够赢得与外资企业在我国市场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的机会。但从长远来看，本土企业无论是“撞大运”式的技术摸索方式还是凭借绝对的市场启发优势，都无法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持续提升（王允贵，2001）。一些学者尝试统合市场机制和技术追赶两个层面进行探讨（Su et al.，2013；魏江、潘秋玥等，2016），遗憾的是，这些研究主要针对独特市场制度下的技术追赶战略选择，未能考察市场长期演化情境下的企业技术决策过程，以及技术积累范式转变对于企业市场决策机制能动性选择的影响。概而论之，现有研究并没有深入探讨中国本土企业在实践“以市场换技术”制度预设下市场启发机制和技术积累方式的互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