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李鸿阶 童莹[1]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此后，习近平主席在主场外交和各种重要的多双边舞台，都积极宣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全面系统地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提出了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新主张。[2]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为重要的执政方略之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促进世界繁荣发展的“中国方案”，海外华侨华人作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纽带桥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身体力行的参与者，实实在在的受益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海外华侨华人具有密切的内在逻辑联系。

一 广大海外侨胞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

2010年7月25日，习近平在出席海外华裔及港澳台地区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开营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3]2014年6月6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深入阐述了“根、魂、梦”的关系。2019年5月28日，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广大海外侨胞是推动住在国同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的 ‘桥梁’，更是共筑中国梦的重要力量”[4]。

“根、魂、梦”有利于凝聚侨心侨力，并从族群渊源、文化认同上将广大侨胞与构筑“中国梦”有机联系起来，明确了广大侨胞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中国梦”强调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国情怀，这就决定了中华儿女无论在哪里生存，都与团结统一的伟大祖国有着客观的现实关联。[5]在我国近代史上，历经战乱频繁、山海破碎、内忧外患的悲辛时期，彼时的海外华侨华人以“卖猪仔”的契约华工方式，被贩卖到东南亚种植园辛苦劳作，甚至为此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却迟迟得不到公平待遇。住在国的排华浪潮此起彼伏，给海外华侨华人带来了深重苦难。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和平崛起，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改善，当地华人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信心增强。日本京东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施蕴玲（Caroline Hau）认为，2000年以后，东南亚华人群体过去曾被贬低、被压抑的华人性（Chineseness）复兴，华人在当地社会的接受程度更高，能够公开而活跃地体现自己的族群认同。[6]可见，强大的祖籍国是海外华人文化自信的坚实保障，无论是广大归侨还是海外华侨华人，都与祖籍国人民福祸相依、荣辱与共，凝聚成了牢不可破的“华人文化共同体”。

杜维明先生阐述了建构“华人文化共同体”的重要意义，认为“文化中国”涵盖三个意义世界。第一个意义世界包括中国大陆、中国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第二个意义世界由散居于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组成；第三个意义世界包括从事中国研究以及关切中国文化的国际友人群体。[7]“文化中国”超越了区域、国界和种族界限，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不断发展，既是中华文化融入世界、交流对话的显著标志，也是世界文明互学互鉴、和谐共生的重要成果。在“文化中国”的牵引下，海外华侨华人的流动与迁徙，对中华文化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数千年来，以古代丝绸之路为载体，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频繁往来，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都或多或少地融入了“中国元素”。可以说，“文化中国”在华侨华人的跨国流动和交流交往中，不仅塑造了跨区域共同体的文化表达，而且起到了重要的“媒介”和“纽带桥梁”作用。

陈志明教授释义的“华人民族学文化圈”理论，认为世界各地的华人虽然受到地方化和文化变迁的影响而具有多样性，但仍然共享着华人文化的某些相似特征。华人社群的信仰、饮食文化、认同心理、跨国社会组织和本土化过程，都构成这个跨区域圈层结构中华人文化特性的主要表达方式。[8]海外华侨华人经历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在住在国完成了不同程度的本土化进程。这些分属于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华侨华人，因其发展脉络、环境变迁和文化涵化的差异，形成了诸多相对独立的华人圈。由故土延伸的血缘、地缘和信仰为基础而形成的多重网络关系，将世界各地的华人圈连接成了一体。其中，对故土眷恋及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在多元、多层次的华人圈层结构中具有宏观整合作用；作为整体的“华人民族学文化圈”，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

海外华侨华人是“华人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主体，与住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海外华侨华人与住在国人民同享生态和经济资源，面临着共同的社会风险和治理危机。倘若住在国发生重大的社会动乱，生活于此的海外华侨华人同样无法置身事外。经过数百年来的族群互动发展，海外华侨华人与住在国人民早已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从这个意义说，海外华侨华人不仅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重要“桥梁”，而且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连接纽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架构下，全球中华儿女齐心协力共筑“华人民族学文化圈”，并作为“纽带”“桥梁”与住在国人民一起，共同缔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进步做出新贡献。

二 人文交流合作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主席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9]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出访活动的重要讲话中，都提到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性。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提出：要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10]同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世界各国就探讨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文合作，营造多元互动、百花齐放的人文交流局面达成了共识，致力于积极推动“经济合作同人文交流双轨并进”。

人文交流合作是习近平主席对广大华侨华人的充分肯定和殷切期待。2013年10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吉隆坡出席马来西亚各界华侨华人欢迎午宴致辞中指出：马来西亚华侨华人是中马友谊和合作的亲历者、见证者、推动者；你们到中国投资兴业，捐资助学，推动两国文化交流，为中马关系发展牵线搭桥，充分肯定了华人华侨在中外人文交流领域的促进作用。[11]同年9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的贺信中，希望广大华商“在推动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交流合作，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2]。2014年6月6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殷切希望华侨华人“继续弘扬中华文化，不仅自己要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而且要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解，为实现中国梦营造良好环境”[13]。

文明因交流而丰富多彩，不同文明要互学互鉴。海外华侨华人是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使者。千百年来，海外华侨华人“居”“游”在故乡与他乡之间，自觉不自觉地把优秀的中华文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普世价值观传播到世界各地，不仅将海外生活的一方水土视为家乡的延伸，而且深受迁入地的文化习俗影响，“落地生根”于当地社会，由此构建了本土化华人社会，实现了推陈出新、弘扬广大，让中华文明代代薪火相传。这种多元的华人文化本身，是不同文明合作交流、兼容并蓄和融合发展的结果。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民族运动崛起，跨国人口交流受到了“民族”“国家”等政治边界阻碍。与此相伴而生的，移民在移入地遭遇了诸如主权当局的排斥性政策，或民族主义情绪引发的排外心理。[14]民族主义、霸权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恐怖主义，日益成为人类不同文明交流的破坏者。举凡近代以来，屡次发生的族群冲突、区域战争甚至于两次世界大战，其背后交织着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碰撞。“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建构的“文明冲突”“历史终结”等话语体系，是以发达国家中心视角来看待世界的多样性，目的是继续强化“中心”与“边缘”世界体系，保持发达国家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遵守国际普遍接受的规则标准，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致力于加强国际发展合作，占据着国际道义制高点，就是对上述论断的有力反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引领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旨在促进多元文化共生共存，创造“和而不同”、互利多赢的全球化社会，让全球治理、繁荣发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和而不同”源于中国先秦思想的文化精神，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中和位育”的心态秩序。早在2000年，费孝通先生就提出创造“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谋而合。费孝通先生强调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和谐共生，需要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特别是“中心”与“边缘”的对话。[15]和谐共生首先要尊重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和平等性，涵养不同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求“各美其美”；其次要加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对话，促进相互理解，消除心理隔阂，增强文化互信，做到“美人之美”。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演讲中指出：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只有做到“美美与共”，才能真正创造“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建设“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需要各国达成公共外交政策共识，这种共识最终要落实到民间的交流交往中。海外华侨华人是世界各国人民认识中国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的重要载体，引领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桥梁”。中国倡导的“协和万邦”国际观，在海外华侨华人跨国流动的生动实践中得到了体现，海外华侨华人成为推进不同文化、不同区域和社会文化交流交往的必不可少力量。当前，与中国经济领域的发展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的传播显然仍不尽如人意。[16]因此，如何利用海外华侨华人的“窗口”“桥梁”作用，加深对住在国文化习俗的了解，用当地人听得懂的语言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人文交流交往是未来我国侨务工作的努力方向。

三 民心相通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途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饱含了对和平发展、繁荣富强、美好生活的渴望。然而，这一远大理想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和长期奋斗。共建“一带一路”五年多来，尽管政策沟通不断深化，设施联通日益加强，贸易畅通持续提升，资金融通快速扩大，民心相通日益密切，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共识写入了联合国文件，但国际治理等问题仍然存在，局部战争硝烟尚未消散，恐怖主义威胁远未遏止，国家利益冲突依旧突出，贸易摩擦时常上演，这些困扰人类发展、和平幸福的阻力，在短期内仍无法消除。因此，应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看成长远的社会过程，只有经过不同时空的人们长期的、共同的社会实践才能达成。在这个过程中，民心相通是重要的社会基础，而文明互鉴、人文交流是实现民心相通的条件。[17]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世界和平进步植根于民众。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到了民心相通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要着力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宣传工作、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交流，巩固和扩大我国同周边国家长远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18]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海外华侨华人分布广泛，已融入当地社会，与各族人民保持着直接、密切的往来，担负着推动中外民心相通的历史使命。2015年9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西雅图出席侨界举行的欢迎招待会上指出，华侨华人要“积极主动宣介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两国人民友谊，夯实中美关系民意基础”[19]。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综合实力增强，中国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受意识形态因素等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引起了西方世界的不安，“中国威胁论”“中国渗透论”一度甚嚣尘上。有人会说：这与少数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没有理解好地方文化，照顾好当地人利益有关，导致一些国家对中国产生“强国必霸”的疑虑，由此说明了民心相通的重要性，推广“和而不同”中华文化的前瞻性，讲好“中国故事”的紧迫性。

华侨华人是外国人眼里“中国形象”的直观表达，他们的一言一行都牵动着民心相通工程。海外华侨华人虽然是中国民间外交的“天然桥梁”，但不等于说所有的海外华侨华人都有发挥“桥梁”作用的强烈意愿。要充分认识和尊重海外华侨华人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性，他们可以是“中国梦”理念的接受者，也可以不是政治领域的主要践行者。[20]因此，如何调动海外华侨华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发挥他们了解社会、融入当地的优势，消除心理隔阂，达成理解包容，拉近距离是新时期侨务工作的主要任务。

习近平主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民心相通理念，是我们做好新时期侨务工作的根本遵循。在与世界各族人民的交往过程中，要积极引导海外华侨华人“弘义融利”。习近平主席在论述“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时指出：在处理中外关系时，要“努力寻求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通过务实合作促进合作共赢”,“真正做到弘义融利”。[21]在与住在国人民的交流交往中，海外华侨华人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做到真诚相待，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兼顾当地民众的利益，在相互理解、支持和融合中实现共赢发展。要深化与其他族群人文交流，注意积累非华人关系网，彼此互尊互信，积极弘扬丝路精神，广泛凝聚共识，努力讲好世界人民愿意听的“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四 华侨华人社会融入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需要

习近平主席的“根、魂、梦”等重要论述，是我们做好新时期侨务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目前，习近平侨务思想重要论述中的社会融入问题，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实，习近平主席在福建、浙江、上海等省市工作期间，就呼吁华侨华人要融入住在国社会。2003年2月27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致美国福建公所成立十三周年的贺信中指出：祝侨胞们努力融入主流社会，为促进中美友好和中国和平统一大业，做出新的贡献。[22]2011年6月17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接见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对海外侨胞提出了四点殷切希望之一，要“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增进中国与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23]。2012年2月16日，习近平在洛杉矶华侨华人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要求旅美侨胞“积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尊重住在国法律，尊重当地社会和民族风俗”,“注重回馈当地社会”[24]。

华侨华人融入主流社会，与民心相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密切，属于全局性、前瞻性问题。海外华侨华人数量多、分布广，他们聚族而居（如部分国家的唐人街），与住在国本地族群具有一定的社会边界，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结构作用下，形成了以华侨华人移民为主的“族群飞地” （ethnic enclave）。目前，华侨华人族群的聚集现象已很普遍，但在部分国家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制度性歧视，海外华侨华人尚未完全融入当地社会。究其原因，由于殖民时期遗留问题以及政治因素影响，造成华侨华人在当地社会流动的空间狭窄；而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华侨华人遭受欺凌和剥削，加之华人文化固有的隐忍、宽容和安守本分品质，长此以往造成了海外华侨华人更多关注自身的生存发展，较少地参与当地的政治和社会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加快共建“一带一路”，倡导多边主义，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努力营造发展机遇和增长空间，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缩小发展差距，实现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大国气度、高度自信和责任担当，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积极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需要宏观政策协调，积极发挥民间社会的“润物细无声”作用，而且要依赖海外华侨华人的有效传播，形成更加持久、更有感召力的社会氛围。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着全球话语体系，实现“中国方案”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方案”要被世界接受，必须坚持开放包容，丰富多边主义内涵和国际合作新理念，遵守国际普遍接受的规则标准，扩大各国利益交汇点，为治理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提供明确靶向，努力增进世界人民的福祉。“中国故事”需要有人讲，但要讲得生动，让人听得懂，真正传播好“中国声音”。如果华人社会网络长期与本地人相对隔离，所讲的“中国故事”只能自说自话。随着中国经济地位提高，国际角色转变，海外华侨华人应适时调整自己的定位，在安身立命的同时，努力打破相对固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鼓励参与住在国的社会公共事务，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只有真正融入主流社会，树立良好的形象，掌握一定的话语权，海外华侨华人才能获得与当地人平等对话的权利，有效拓展发展空间。只有让更多的人听懂“中国故事”，才能了解“和而不同”的中国理念、 “合作共赢”的中国诚意，主动讲好“中国故事”，积极传播“中国声音”。只有让更多的人愿意接纳“中国故事”，为“中国方案”发声，才能提升中国国际舞台的议程设置权、规则制定权和国际话语权，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规范国际行为的重要准则、中国的“世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