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问题与研究意义

一 问题的提出

农业技术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要素，对农民增收、农业增产有重要的促进作用（Chang，2015），是改造传统农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舒尔茨，2003）。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技术推广问题，连续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促进现代化农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发展农业科技。从1997年的34.13 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144.32亿元（见图1—1）。尽管如此，农业技术的应用率、农民的技术采用率依然较低（Simtowe，2006；Duflo et al.，2011），识别其主要障碍仍是一个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调动农户的积极性（孙圣民、陈强，2017），但也带来了农户经营规模细碎化的“后遗症”（何秀荣，2009），以家庭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暴露出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等导致农业生产的盲目性和趋同性特点，抑制了农户技术推广（吴比等，2016；Wossen et al.，2017）。首先，在小规模的生产组织约束下，农业资源不能在合理的范围内得到优化配置，生产专业化程度低、技术服务不到位及技术服务很难契合农户的技术需求，使其效率有所下降（胡瑞法等，2004），导致农业科技成果应用率很低。其次，小农户参与大市场普遍面临谈判能力低下、交易成本高昂、信息传递速度慢、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较大等问题（蔡荣等，2015），抑制农户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最后，农村分散的家庭经营模式缺乏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撑，很难有效聚集技术、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利于技术推广（毋俊芝、安建平，2009）。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为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降低农户生产风险、销售风险和技术推广问题，中国逐步形成“龙头企业+农户”“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等一系列契约农业[1]，通力协作促进农民技术采用（李建军等，2010；崔照忠、刘仁忠，2014）。契约农业是促进农户技术采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有效手段：首先，参与契约农业生产有利于降低农民的信贷约束，契约户可以从农业龙头企业（以下简称企业）获得生产资料和其他投入的实物信贷（Key，2013）。其次，由于企业具有规模优势及专业优势，能够有效降低农业技术扩散方面相关交易费用和执行成本（Hobbs et al.，1999）。再次，参与契约农业有利于降低技术信息不对称，通过各种途径加快农业技术扩散。农户可以借助企业在信息方面的优势，提高获取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的速度和准确性（Wang et al.，2014）。最后，企业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服务、技术培训服务、定价收购服务等，进一步降低农户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能够改变传统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供需脱节的现状（Bijman，2008）。

然而，在农业产业化[2]发展过程中，契约农业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有很多现象令人困惑、无法用常理简单解释。虽然理论上认为参与契约农业将会促进农户技术采用，但现实中仍然有不少农户在参与契约农业后仍然不采用技术，并没有增加技术投入。具体表现为不同组织形式[3]的农户技术采用行为不一致，相同组织形式中不同农户技术采用行为不一致，相同组织形式、相同农户不同属性技术采用行为不一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现实问题。

由于农户风险偏好异质性、契约安排异质性、技术属性异质性等原因，导致参与契约农业对农户技术采用影响不一致。第一，由于农户自身风险偏好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参与契约农业对不同风险偏好类型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影响程度不同。由于不同偏好类型农户面对风险做出的决策不同，相对于风险厌恶型农户，在没有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时，风险爱好型农户技术采用程度更高。风险爱好型农户技术采用程度的初始值高于风险厌恶型农户，风险爱好型农户针对组织形式变化时调整技术采用行为的空间较小。另外，为了削减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风险厌恶程度高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参与契约农业（Lajili et al.，1997），而农户风险厌恶会抑制农户技术采用行为（Liu，2013；Bradford，2015）。虽然参与契约农业能促进农户采用技术（Key，2013），但是由于农户风险偏好异质性原因，一正一负的作用效果导致参与契约农业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不确定。第二，由于契约农业存在不同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条件”，则不同契约农业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影响程度不同。不同契约安排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条件”不同，报酬方式不同，则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也不同（聂辉华，2012）。第三，由于技术属性不同，契约组织对不同属性技术的约束及激励不同，导致参与契约农业对农户不同属性技术采用行为影响不同。

正因为农户风险偏好异质性、契约安排异质性、技术属性异质性等原因，影响契约农业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程度机制较为复杂，值得进行深入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并且肉鸡产业具有自身特色，与种植业差异较大，例如肉鸡养殖一年存在多次出栏[4]，且肉鸡养殖技术具有一定的专用性。那么在肉鸡养殖业中是否可以通过契约农业解决农户技术推广问题？参与契约农业对不同风险偏好类型农户技术采用行为是否有不同影响？参与契约农业对农户不同属性技术采用行为是否有不同影响？不同契约农业背后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条件”有怎样的差异，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不同契约农业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条件”对农户不同属性技术采用行为是否有不同影响？技术采用、契约农业对农户技术收入影响如何？现有研究并未从农户风险偏好异质性、契约安排异质性以及技术属性异质性视角进行实证分析。

综上，本书将以肉鸡养殖过程中的资金密集型技术、安全生产型技术、环境友好型技术为例，分析参与契约农业及契约安排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机制。明确上述问题，将有助于科学认识契约农业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对提升畜牧养殖技术水平、改善养殖环境、提高动物福利、促进肉鸡产业升级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本书以肉鸡为例，探讨了肉鸡养殖户契约参与机制以及契约农业对肉鸡养殖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其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关于契约农业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但大部分研究都假定农户同质，即认为契约农业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影响是相同的。在目前农户风险偏好异质性的环境下，不同风险偏好类型的农户由于自身差异导致技术采用行为的差异，因此契约农业对农户的影响程度必然因农户风险偏好程度不同而呈现明显差异，本书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契约农业对不同风险偏好程度农户的影响机理，并通过实证加以验证，这对进一步完善农户行为理论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2.本书不仅考察了农户是否参与契约农业这一决策的相关影响，还特别考察了不同契约安排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条件”对契约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评估契约参与及契约安排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丰富了农户生产决策的研究内容。

3.通过研究农户契约参与行为及其与农户技术采用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契约安排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有助于在理论方面，提高对契约农业发展的内在规律的认识。

（二）现实意义

“龙头企业+农户”契约模式——作为中国肉鸡业的典型契约关系，正肩负着动物蛋白供给稳定的重要任务。在目前中国肉鸡业发展面临疫病频发、产品抗生素及重金属残留问题突出，以及肉鸡饲料、人工等养殖成本上涨的背景下，促进肉鸡稳定安全生产对保障中国肉鸡稳定供给和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通过本书对契约农业参与机制的研究，就如何促进农户参与契约农业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同时分析契约农业对不同风险偏好类型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影响的差异，研究结论将对政策实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总之，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促进契约农业发展，改善农户生产状况，从微观层面可以保障肉鸡养殖户收入稳定，从宏观层面则有利于肉鸡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因此，本书的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和理解异质性农户的行为逻辑，对于提升畜牧养殖技术水平、改善养殖环境、提高动物福利、促进农民增收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关于契约农业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影响的研究对进一步完善“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的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扶持政策亦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