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基本观点及创新之处
一 基本观点
（一）生态协同治理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的基础
实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生态协同治理、港口、要素市场、产业四位一体的联动发展，生态协同治理是基础。生态协同治理是指以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为主体，以保护、治理、修复生态环境为目标，采取各种途径协调政府、企业、公众等多方利益体并通过联合行动最终实现生态协同治理与“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目标。这就需要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方主体，解决好在生态协同过程中存在的主体协同、目标协同和过程协同中的障碍，突破传统的行政区域分割，以促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生态协同治理。基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生态协同治理的协调合作机制、激励补偿机制、应急管理机制和长效保障机制等，借鉴国外跨域环境治理的先进实践经验，本书设计了3条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生态协同治理的路径：一是从政府角度解决城市群间、城市群内部生态协同治理存在的障碍，即政府协同路径；二是借助市场机制协同长江经济带生态协同治理过程中各个主体的行为，即市场协同路径；三是以倡导宣传、舆论监督为手段，以协同公众、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主体行为的社会协同路径。政府协同路径主要是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以跨长江经济带治理机构为主的自上而下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协同治理路径；市场协同路径主要从市场角度出发，建立和完善跨长江经济带生态资源定价与交易机制、区域一体化市场，规范和协同各个主体的行为；社会协同路径主要从舆论角度出发，以协同公众、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主体为目标，对政府和市场协同路径进行补充。上述三条路径各有侧重又互为补充，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将其结合起来加以运用。
（二）港口联动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的必要保障
实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港口联动必须立足于城市群本身的自然与经济条件，在充分分析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港口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资源整合水平、相关政策的基础上，破除港口联动的体制障碍、信息沟通障碍与运营障碍。为实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港口联动，本书以目标动力机制、行为激励机制、风险分担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为依据，借鉴日本东京湾港口群、美国纽—新港口群、欧洲海港组织的港口联动模式和建设经验，提出了“政府搭台、协会牵线、企业唱戏”的发展模式，并从五个方面设计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港口联动的路径：其一是统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立体交通网络、信息共享平台、自然灾害与意外事故防护设施建设，以长江经济带港口管理委员会为决策主体，统筹规划长江经济带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同时适当引入社会资本，实现资本的快速筹集和高效使用。其二是港口功能整合，明确港口功能差异化定位，提高长江干线港口的集装箱化程度，利用好喂给港与干线港间的协作关系，实现港口功能整合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其三是信息平台对接，构建包括基础信息系统、电子商务系统、物流作业系统、数据交换系统、综合管理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六大子系统在内的长江经济带港口信息联动平台，提高港口群整体的运作效率。其四是人才联合培养，利用好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高校资源，设立港务教育培训中心，设计长江经济带港航人才需求预测指标体系，建立长江经济带港口人才库，进一步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和服务保障体系，推进港口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其五是生态环境共建共享，落实好“生态补偿”与“河长制”制度，推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港口生态环境的联合保护和治理。
（三）要素市场联动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的维系纽带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要素市场联动主要指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的联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金融市场。长江经济带无论是城市群之间还是城市群内部，金融市场发展差异均较大，区域非均衡性特征较为明显，金融市场一体化水平及联动水平相对较弱，城市群金融市场的联动需要从信息传导、利益协调、风险防范及政府监管等多方面进行合理的机制设计，通过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模式提高金融市场整体联动水平以促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联动发展。
其二，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是衡量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和竞争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实现跨地区要素流动的必要条件。尽管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劳动力市场流动状况有所改善，但因受不同地区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差异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的阻碍，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仍在艰难推进中。因此，为了加快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弥补部分城市在劳动力资源等方面的不足，实现劳动力市场协调发展。在劳动力市场机制调节和政府政策引导作用下，基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机制、流动机制、预警机制以及保障机制，破除限制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其三，技术市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技术市场联动能够有力推动城市群在产业链上的合作，但目前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技术市场的联动发展整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各城市技术市场自成体系，缺乏长江经济带范围内技术市场联动统一、全面综合的政策规划，导致了相关体制机制缺位，整体的联动部署还未展开，区域间的互动大多仍停留在文件层面。除此之外，下、中游地域城市群的联动相较于上游更为紧密，联动发展不均衡使上游本来相对贫乏的科技资源也难以共享，从而加大了与中下游技术市场发展的差距，阻碍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技术市场的联动发展。基于此，迫切需要建立技术市场联动发展体系，并配以相应机制推动其良好运行，为技术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增强技术交易信息共享，降低技术交易成本，推动技术创新成果的流动和技术扩散，使长江经济带技术市场更好地发展。
其四，产权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目前分割、各自为政的状态不利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内产权市场发展，阻碍了产权市场整体发展进程，因此需要区域内产权交易机构树立良好的联动意识，做到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基于产权市场发展的现实情况，从产权交易机构的个体目标和公共目标出发，提出协同机制和竞争机制两大发展主线，以期实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产权交易市场发展的动态平衡。在此基础上，本书进一步提出构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产权交易市场，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武汉光谷产权交易所、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为核心的“三核一带”发展模式，并通过区域内主体、信息网络、规则体系、监管体系的联动路径达到最终的联动发展。长江经济带要素市场的联动情况有利于城市群间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城市群间的联动发展。
（四）产业联动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的重要载体
城市群产业联动是指为了促进区域内产业协调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市场和政府的共同引导下，城市群之间突破地域界限，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与合作格局，通过要素的流动和共享、产业的承接与转移、城市群间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与统一，进一步缩小各城市群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实现长江经济带整体产业升级。通过对全球价值链视角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产业联动的研究发现：一是从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果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同一产业与不同产业间，均具有良好的产业联动基础，但也存在联动障碍，如经济水平相差过大、产业结构趋同。二是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来看，过去十来年，长江经济带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逐步攀升，长江经济带内各城市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存在显著差异，即长三角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相对较高，长江中游城市群次之，而滇中城市群与黔中城市群仍然处于中低端。三是本书认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产业联动存在四大机制，即城市群内部的集聚整合机制、城市群之间的梯度转移机制、城市群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全球价值链的抱团嵌入机制。这四大机制遵循城市群内部—城市群之间—长江经济带与其他区域—全球范围内，由内而外地逐步深入。四是本书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产业联动的五大路径，即加强政府合作，打破行政分割；细化产业分工，优化产业布局；升级交通网络，促进要素流动；整合经济园区，优化资源配置；构建内部价值链，抱团嵌入全球价值链。
二 创新之处
第一，立足于经济新常态背景研究城市群联动发展，突破传统的区域联动研究局限，建立生态、港口、要素市场、产业联动四位一体的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城市群联动发展是生态系统、城市群、基础设施和产业集群多个子系统的复合网络结构的优化”的新命题。本书从不同角度探索城市群之间的联动，有别于已有的仅侧重于某一城市群内部的联动研究，拓展了城市群联动发展的相关理论。本书提出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的主体是城市群（三大跨区域城市群：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两个区域性城市群：黔中、滇中），城市群作为区域增长极，其联动发展能够产生协同效应并形成重要的经济增长带，共同参与国际竞争，最终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经济带。
第二，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的机制与模式进行研究后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为了实现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一要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做好生态协同治理；二要发挥好长江黄金水道港口联动优势；三要推动要素市场联动；四要实现产业的内外良性联动发展。四位一体的城市群联动是长江经济带的创新发展机制与模式。
第三，在生态协同治理方面，创新性地构建了“生态承载力”综合指标体系以测度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生态发展现状，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生态协同治理状况并提出了促进生态协同治理的新方案。港口联动方面，在借鉴发达国家在港口联动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设计了“政府搭台、协会牵线、企业唱戏”的发展模式，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港口联动可通过统筹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江沿线港口的功能进行整合、建立长江经济带港口信息联动平台、推进港航人才的联合培养以及建立港口生态环境保护联盟等一系列新措施。
第四，在要素市场联动方面，分别从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和产权市场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弥补了现有文献在这四个细分市场上研究的不足。具体表现在：对金融市场的研究分别采用了金融成熟度模型和金融市场一体化测度模型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引入博弈论模型分析了金融市场联动的机制，在研究方法运用上有一定的创新；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首先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测度了长江经济带五大城市群劳动力市场现状，其次基于劳动力工资视角研究了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同时研究了五大城市群劳动力市场联动的运行机制以及设计了劳动力市场的联动体系与路径，丰富和拓展了劳动力市场联动发展的理论。技术市场联动方面，本书较为全面地对技术市场进行分析，分别从省级层次及地市级层次以因素分析法测度了长江经济带技术市场的发展状况，并从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探索了长江经济带技术市场的联动情况。提出了以区域技术动力转移机制为主，区域技术中介整合机制、区域统一信息传导机制、交易主体行为制约机制、区域市场运行环境联动机制四个其他市场机制为辅的区域技术市场联动机制。产权市场方面，一是创新性地提出了产权市场的联动发展策略，同时在考虑发展的共性目标时，也充分考虑产权交易机构的个体目标，提出“协同竞争发展机制”。二是创新性地提出了建立以“上海—武汉—重庆”三地产权交易机构为核心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产权联动体系，通过其辐射带动作用实现整个长江经济带产权市场的联动发展。
第五，在产业联动方面，一是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通过采用省际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各区域间的产业联动，并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二是在研究视角上有所创新：将产业联动与经济新常态这一现实背景相结合，从城市群的角度来分析区域间的产业联动；更加注重分析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内在关联，将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视作一个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有机整体，并将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这一有机整体视作全球价值链中的一部分。
[1] 国际上，2010年，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EL-Erian在第40届世界经济论坛上正式提出“新常态”阐释世界经济的特征。随后，Pash（2011）在报纸上刊文进一步阐释了“新常态”。关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及“新常态”的时间依据，来源于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第二集《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2]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连续五年下降，五年共计净减少了1796万人，2016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到9074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65.6%。
[3]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12—2016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平均复合增长率达8.7%。
[4] 课题组根据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5] 本书研究始于2015年，滇中城市群、黔中城市群范围主要根据当时相关文献确定，与2016年《滇中城市群规划（2016—2049年）》和2017年《黔中城市群发展规划》界定的范围略有差异，但不影响本书研究的结果。
[6] [法]弗朗索瓦·佩鲁：《略论增长极概念》，《应用经济学》1955年第1—2期，中译文见《经济学译丛》1988年第9期，转引自李仁贵《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增长极理论与政策研究》，《经济研究》198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