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关于世界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这种经济增速回落现象也被称为经济发展的规律之一。例如1950—1972年期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 1973—1990年期间回落至4.26%,1991—2012年期间更是降至0.86%;1961—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2012年期间仅为4.07%;1952—1994年期间，我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8.62%,1995—2013年期间下降至4.15%。而从2018年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来看，美国是2.86%、韩国是2.67%、德国是1.43%、英国1.4%、日本是0.79%。尤其对高收入国家而言，经济增长长期下降的现象尤为明显，比如从20世纪60、70、80、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的10年代，其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2%、3.5%、2.9%、2.5%和1.9%，一直处于下降的态势。虽然我国2018年的GDP增速为6.6%，相对其他经济大国仍是“高速”，但是相比先前的10%以上的增速来说，中国经济也逐步进入了新常态的发展轨道。可以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随着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若无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将逐渐失去国际竞争力，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①，带来社会动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发展中国家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滞后，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人均GDP1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却很少有国家能够顺利进入高收入行列，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他们或是陷入增长与回落的循环之中，或是较长期处于增长十分缓慢甚至停止的状态。通过梳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发现，世界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达国家一般有两大类，第一类是美国和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全面实现了工业化，并在本国内部，或者本地区的国家联盟内部构建了一整套具有自我技术更新的工业化体系，并在经济发展、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构建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有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第二类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承接了第一类国家出于国际战略考虑而进行的技术转移和大量订单，通过技术立国和贸易立国的经济战略方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部分自我完善与更新的工业体系，完成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转型，从而实现经济增长，顺利跨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相反，拉美地区部分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继续依靠低成本优势，对产业结构没有进行及时的升级，也未采取有效办法改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机制，从而使其错失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良机，以致经济无法实现可持续增长。因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就成为世界各经济体的主要方向和着力点。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我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承接了海外的资本和产业转移，经济由此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保持接近10%的平均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中国在1978年人均GDP仅为155美元的起点上，只用了23年于2001年就达到了1042美元，成功突破1000美元大关，2010年人均GDP达到4114美元，突破世界银行最新调整的上中等收入标准3945美元，正式跻身于上中等收入行列（郑秉文，2011）。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990865亿元，比上年增长6.1%，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0276美元，首次突破1万美元，与高收入国家差距进一步缩小；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0%左右，持续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但是，随着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资源的压力日趋严峻，中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劳动力、资本和资源三大传统要素投入都已面临瓶颈制约，已经难以支持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长期的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由此也导致了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不高、效益不好、产品多在中低端水平上参与竞争，在国际分工中赚的多是苦力钱，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高，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偏高，受制于人。世界发达经济体的轨迹表明，经济增长由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是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提高科技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经济发展必须由追求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型增长向追求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式增长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需要把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率放在重要位置，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尤其提到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尤其是，自2018年以来发生中美贸易摩擦后，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外部挑战和内部压力，部分发达国家试图以封锁手段来打压中国制造业，同时2020年发生的疫情对国内经济也形成了巨大冲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也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主要任务之一。

改革开放40年来，佛山经济快速发展，2019年GDP总量和人均GDP分别达到10751.02亿元和131775元，GDP规模在广东省内处于第三位，仅次于深圳和广州，已经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佛山既不是省会，也不是特区，既不靠海、也不沿边，更没有任何资源禀赋，能够在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取得成就，从岭南鱼米之乡一跃成为全国乃至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这是佛山始终坚持把实体经济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立身之本的结果。佛山经济注重内源型增长，根植性和稳定性较强，一方面得益于佛山拥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涵盖了几乎所有制造业行业，家电、家具、陶瓷、装备制造、金属加工等传统行业优势突出，机器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而且近年来通过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佛山工业结构持续优化，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为佛山经济发展提供了抵御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佛山作为全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制造业一直有扎根本土、向内集聚的传统，逐步形成了自我造血功能强的特点。这种内源型经济在保证佛山经济内生增长的同时，也充分激发了企业家发挥才能、释放了企业经营活力。截至2019年底，佛山市共有市场主体突破80万户，其中民营市场主体占比超过96%；全市共有企业超过34万户，其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90%；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超过60%，对全市工业增长贡献率超过80%。美的、碧桂园跻身“世界企业500强”,7家佛山民营企业上榜“2019中国民营企业500强”,14家企业入选“广东省百强民营企业”。经济发展活力和动力在基层，佛山注重发挥基层活力和创造力。全市32个镇（街）中，共有国家级特色产业基地26个、省级特色产业基地10个，中国产业名都、名镇41个，省级专业镇38个，形成了“一镇一主品”的专业镇经济形态。专业镇的蓬勃发展，有利于提供较为完善的产业配套，增强产业协作和集聚能力，目前各主要行业在本地的产业配套率高达90%以上。得益于制造业的支撑作用，在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排名中，佛山全市五区均位列前50强，其中顺德区、南海区分列第1、第2位；在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排名中，狮山、北滘等11个镇（街）上榜百强镇。虽然佛山制造业发展取得了不俗成绩，但是，随着新经济时代来临，无论是从经济增长速度、产业结构转型以及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看，佛山经济与全国的发展特征相类似，也进入了新常态，具体表现在：从经济增长速度看，佛山GDP总量的增速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超过10%以上的高速增长后，自2012年以来一直保持在8%以上的中速平稳增长，2018年则首次降至6.3%，虽然2019年增速达到了6.9%，但也没有重新进入8%以上的快车道；从产业结构来看，佛山的经济主要还是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还偏低，2019年佛山市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5∶56.2∶42.3，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还偏低；从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来看，主要还是依靠需求侧的投资驱动。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当经济处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会出现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需要及时转换经济增长动能才能使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并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并鼓励各地在实践中探索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机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根据项目组的测算，多年来，佛山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投资驱动，全要素生产率还没有对经济增长形成主要的推动作用，创新驱动亟待加强。这说明佛山经济与全国经济发展总趋势基本一致，进入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增长形态跳跃发展的新常态发展阶段，必须及时挖掘和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才能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在中央提出并逐步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规划背景之下，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制造业转型升级试点城市，其传统制造业占比较大，探求其新旧动能转换的具体路径和措施，不仅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我国其他地方的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①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的概念，2010年又进一步阐述为“几十年来，拉美和中东的很多经济体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与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