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道家老庄思想通说

一、翩然世间：道家的风格

谈到老庄，大家就会说：这是道家啊。道家和儒家是不同的，但是它们相反相成，在中国的整个历史上，在中国的文化中，儒和道又是互不可缺的。我们听说过“儒道互补”的说法吧？几乎每一位古代士人的心中，都一边藏着儒家，一边藏着道家——当他发达的时候是儒家，当他落拓的时候就变身成了道家，比如白居易就是典型。

那么，道家究竟具有怎样的风格和面貌呢？与儒家相比，它有怎样的特点呢？

1．更广的影响

我们不妨从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的眼光中先来看一看。黑格尔是位极其博学的人，不仅讲玄而又玄的思辨哲学，而且讲哲学史；不仅讲西方哲学，而且也讲东方，讲到中国。他读了《论语》和《老子》两部书，认定前者只是一些道德教诫，后者则含有哲学；他还讲了一句很不厚道的话：要想保存孔子在西方世界中东方大思想家的名声，他的书最好不要译为西方文字。

当然，黑格尔说的并不一定就对。孔子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伦理观念乃至整个历史有莫大的影响，可以说他是中国文化整体上的最大的代表。不过，黑格尔的观察也有他的锐利之处，如果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看，《老子》更富于思辨性、精神性，或许给予了世界更多普遍意义上的启示。事实上，《老子》很可能是译为外文次数最多的一部中国传统典籍了，远远多于《论语》。

看自家的宝藏，不能只听洋人的，我们来客观地观察一下道家和儒家的差异，这样大概可以看出道家的特点何在。

2．出世的取向

说到道家，我们想到的具体人物肯定是老子和庄子，而讲到儒家则是孔子和孟子。老庄和孔孟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孔孟的生平事迹，我们大致可以编出一个年表来，他们先做了什么事，后来又做了什么。比如孔子先是教书，后来在鲁国做了几年官，不得志，于是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主张，可还是很不成功，最后回家继续带学生，又编订了好几部古代的典籍。然而，老庄的事迹却编不成年表。司马迁《史记》最早为他们作传，都只记了个别的事件就完事了：比如庄子，就是根据《庄子》中《秋水》和《列御寇》的故事而来的，其中讲楚国的大臣去请他到楚国做官，庄子不肯，说愿意像在泥中扑腾的乌龟那样苟活世间就好。老子呢？只记了一个孔子见老子问礼的事，老子关于礼仪方面什么也没说，只是答非所问地劝孔子去掉身上的骄气和欲望，要深藏若虚。儒家和道家之间的这个差别，其实就是入世与出世的基本态度不同的表现。儒家要入世，就会有许多事迹留在世上；道家则出世，不以世俗事务为意，那自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可是要说起来，其实先秦诸子里，老子的官算是做得最大的，他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就是当时东周天子朝廷上图书档案文献的总管。大家知道，古代识字的人就很少，认字而且能掌握文献资料，就能拥有古今丰富的经验和智慧。老子这个职位是很重要的，比较孔子到五十岁才在鲁国做诸侯国的官，老子可算是“中央大员”啊。可是，老子虽然做了挺大的一个官儿，《史记》里记载他“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老子看周不行了，就自己跑了。孔子呢，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天下越是糟糕越是要挺身而出来拯救。这很清楚，就是儒、道的不同：道家更注重的是出世的个人的独善，而不是儒家式的入世的兼济精神。或者用一种更简捷、更形象的说法，儒家是进取的，是做加法的，而道家是退让的，常爱做减法。《老子》里有这样的话：“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做学问讲究积累，是强调“益”也就是增加的；而求道、行道则相反，讲究的是“损”，也就是减损，这不就是减法吗？

3．个体的身心

与出世独善和入世兼济相关的，道家和儒家之间，还有一个显著的对比，就是儒家注重群体的关系，而道家则更注重于个体本身。

儒家关注群体，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因为它所依据的就是西周初年以来的政治、社会制度。周初摧毁了殷商的统治之后，实施所谓“封建”，也就是分封建国，将以周王室同宗同姓为主体的诸侯分置到各地，这样在政治权利结构中的高低上下，与血缘家族内部的尊卑亲疏形成了叠合的关系，也就是所谓家、国一体。孔子有一次谈到他的政治主张，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国君像国君，臣子像臣子，说的是政治关系中君臣要各自尽到各自的职责；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则是在家族关系中父子扮演好各自的角色。显然，孔子是将国与家一起考虑的。在这么一个视野之中，个人是重重叠叠的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点，比如他是某人的儿子，某人的父亲，某人的兄弟，某人的丈夫，某人的上级，某人的下属，等等，他的身份就是由这些重重关系所定位的。这种从西周初年“封建”开始，经过儒家演绎、升华的群体性观念，笼罩中国数千年，直到今天仍有很大的影响。

而老庄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此相反的。前面说到，老子见东周衰微，就跑了；庄子不愿去楚国为官，只愿自己在河边钓钓鱼，图个轻松快活。那么，道家更注重、更关心什么呢？是个人的修养，尤其是内心的修养，平和安宁，不为外界所困所扰。比如《庄子》就写到静坐养神，主张要“身若槁木”“心若死灰”，内心淡漠平顺，外形呆若木鸡。这时，人的状态是松弛的，而非紧张的；是平静的，而非激越的。一句话，这是修养心神。除了心神，庄子对身体的琢磨，可能也到了相当的境界，他有一句话说：“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一般人是用喉咙呼吸的，而修行得道的人则以脚后跟呼吸。怎么会以脚后跟呼吸呢？可能是练气功将气门练到脚后跟去了吧。总之，从庄子来看，道家是非常注重个体的身、心修养的。

4．老庄的不同

老子和庄子，作为道家，与儒家自然有颇大的差别；那么，同为道家的老、庄之间，就是完全一致的吗？

当然不是。

首先可以说，将老庄归入道家，并不是老庄的自觉自愿，而是后人的“拉郎配”。先秦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状况，如今惯常会说“百家争鸣”。但其实“百家”这个说法，就是双重的谎言：一是那时没有那么多的思想流派，二是先秦时代根本就不存在“家”这个思想流派的概念。当时记述各种思想，乃至他们互相批判的时候，都是直呼其名，或称为某某子某某子的，比如老聃如何，庄周如何。“家”是汉代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对之前的思想做集中的梳理和概括的时候喊出来的。而且如果看《史记》里记载的司马谈的原话，他所谓的道家或“道德家”中到底包含了哪几位思想家，并没有明言；到了更晚的写《汉书》的班固那里，才明确将老子、庄子的书归拢在一处，列在“道家”的名目之下，老庄二位才最终正式坐在同一个屋檐下了。

所以，如果起老庄二位于地下，告诉他们是所谓道家，他们一定感到莫名其妙，瞠目不知所对。既然在先秦时，老庄并无自觉的学派归属，而是各说各话，那么他们之间思想的不尽一致，就很容易想见了。

其次，老庄之间，留给后世的精神形象，也颇不相同。这是如何造成的呢？是《老子》和《庄子》这两部书所导致的。了解一位思想家，最重要的途径，当然是通过他的著作。《老子》这部书五千言，按照司马迁《史记》的记述，是老子看天下大乱，不可救治，于是离职跑出函谷关时，守关的人拦住他，逼着他将智慧留下，才写出来的。现如今最流行的本子，是八十一章的，经过三国时候王弼的注释。《老子》里全是格言警句，“道可道，非常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可以说都是干货，是智慧的结晶。但是，其中却看不到老子的身影。《庄子》则不同，照司马迁的记述，当时他看到的文字有十余万字，汉代内容最丰富的《庄子》有五十二篇。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庄子》，其实是晋代郭象重编和注释的文本，分了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和杂篇十一篇，共三部分三十三篇，约七八万字。我们看到的这个本子，虽然比司马迁看到的少了不少，但也足够丰富了，书中除了庄子的思想言谈，也记录了不少他的言行和故事，今天所了解的庄子的事迹，基本都没有超出此书的范围。比如，前面提到的庄子辞让楚国为官邀请的事，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唯一的庄子的生平事迹，在《庄子》这部书外篇的《秋水》和杂篇的《列御寇》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段落。

就因为这两部书的差别，老子和庄子留给我们的风神就很不同：老子可谓是一位纯然的智者，而庄子则情智兼备，由《庄子》书里的庄子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庄子的喜怒哀乐。

最后，老庄两人的思想，自然有许多不同的侧重，这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

现在，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道家不同于儒家的几个特点，比如它更具有超越中国历史文化的普遍的思辨和启示，它偏向于出世的政治和社会姿态，它更多关注个体的身心修养等。总之，在风格上，相比儒家的积极进取，道家更呈现出谦退的做减法的倾向。也了解到同为道家的经典名著，《老子》和《庄子》两部书有很大的不同，并由此塑造了老子和庄子不同的精神形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随后就可以来分别谈谈老子和庄子了。

二、福祸相倚：老子的智慧

1．道是个难题

《老子》是中国传统中一部了不起的经典，大概也是被译为其他文字次数最多的一部经典。它虽然只有五千言，古往今来倒真当得起“说不尽，道不明”几个字。“说不尽”自然是因为各家注说层出不穷，种种解释令人目不暇接；“道不明”则是那么多的阐释，却总好像没能说透，让人意犹未尽，感到犹隔一层。

这“道不明”的，首先是“道”。《老子》的“道”究竟是什么，历来聚讼纷纷，始终未能定于一尊。就是《老子》本身，也说得云里雾里。比如它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所谓“恍惚”，就是若有若无，飘忽不定的意思。

但这个“道”，却非常要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世间万事万物都是“道”派生出来的。这么说，“道”的作用和功能可大了。《老子》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道”难以言说，打开书的第一章就是“道可道，非常道”，通俗地讲就是：可以言说出来的就不再是那个伟大的“道”了。好了，在《老子》这部书中就点出了：“道”是玄虚缥缈的一种存在，“道”很重要因而得去理解、把握，可是你能说出来的、能表达出来的却一定已不是“道”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或许我们可以借用李宗盛的一句歌词“爱情它是个难题”来说：“道它是个难题”。

确实，要给“道”下个明确的定义真的挺难的，它本来就是一个概括性很强的表述，可以包涵各种可能，比如各家有各家的“道”。唐代的古文大家韩愈，反对佛教和道家，要重新张扬当时已很衰微的儒家，写了一篇大文章，叫《原道》。在这篇文章里，韩愈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的观点，说“道”是“虚位”，而“仁义”是定名。“定名”就是有确定的意义的概念，而“虚位”则是空框式的虚涵的概念，实在的各种意义都可以填入其中。对儒家来说，“道”的真实涵义就是“仁义”。这样的想法，其实庄子早就有了。《庄子》中曾提到“盗亦有道”，即强盗也有强盗的“道”。强盗的“道”借用了儒家的一套范畴来讲：事先能判断应否行动是“智”，能预测出财宝在哪儿是“圣”，行动时一马当先是“勇”，完事之后撤退在后是“义”，最后分赃平均合理是“仁”。庄子的这番总结出人意外，不过也可以带来启发：“道”这个名头，不仅看它貌似的堂皇，更要看它实际的运作如何。

回到老子，我们来看看老子的“道”究竟是怎样发生作用的，由其实际的作用，或许可以确认它的存在和特点。

2．世界的二元

“道”是如何作用的？先得知道老子对世界的基本认识方式。

在老子的眼光中，世界基本可以分为两相对立的二元，而非单极的。《老子》第二章就提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天下人一旦确立了美的一方面，丑的方面也就成立了；都明白何为善，恶也便相形出现了。世间相反相对的事物，都是互相依赖着存在的。这一章还举到一系列相反方面的对立存在，比如难易、长短、高下、前后，等等。其中，老子还曾特别谈到一组重要的对立方面：有、无。他说：你造个房子吧，不能都是实在的墙体，得有窗有门这些空的地方，这才成我们可以住的房子；你做陶器吧，一大坨黏土放在陶轮上转啊转，说到底是要掏出其中的空来，才成其碗啊罐啊的。总之，这个世界可以分为对立的两个方面，而这对立的两个方面还是互相依赖着存在的。

这么一个想法，是不是很特别呢？在我看来，一点儿也不特别，这是人们看待世界很基本的一种方式，在早期人类的头脑中和生活中就相当普遍了。小孩子听故事、看电影，总爱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一类的问题；而人类学家经过大量的田野调查，指出即使未进入文明化阶段的部族，也很容易很普遍地区分白天与黑夜，区分事物的生与熟，区分环境的冷与热，在他们的眼中，世界基本就是二元的。

《老子》的想法，与这些未文明化的部族，与这些孩子的想法是一样的。我这么讲，并不是说老子的水准和小孩差不多，而是说老子的思想是基于人类非常基本的一些概念，他是集中了人类的集体智慧而更进一步。说老子的智慧是既往的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并不是信口开河。我们都知道老子是东周朝廷守藏室之史，对于历代累积下来的文献史料非常熟悉，他比任何人都更有条件吸取前人的智慧。而且这一点在《老子》书中也是有确凿证据的。第二十二章开始，老子写道：“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三字句的排比，讲的道理很精彩：只有卷曲才能成圆，一时的弯曲而后能得直，低洼处才能蓄积满盈，旧了才会翻新，少才便于牢牢拥有，而拥有太多反会迷惑到把握不定。说得真好！老子在这几句话之后做了引申阐释，最后说：“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古人所说的“曲则全”等，真不是泛泛的虚言啊！这岂不是老子自己交代了“曲则全”等语的出处吗？它们都是过去人的话，而不是老子的创造，老子不过采用来加以阐说罢了。

3．反者道之动

“曲则全”这段话，很有些辩证法，意思是要达到一个目标，有时得向相反的方向去，要具备相反的条件。过去说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照这番话的意思，向南走，有时真的须向北去。用老子进一步的发挥和提炼，就是“反者道之动”，道的运动都是朝相反的方向去的。至此，大概可以了解老子的理路了：他将世界分析为相反相依的两个方面，而这二元对立的双方，实际遵循着向对立面转化的规律运动、运作，也就是说，天下一切事物都会转向它相反的状态。

在我看来，老子最核心的观念就是这一点：“反者道之动。”虽然千百年来，人们难以说清楚“道”究竟是什么，老子自己也说“道”难以表述；但从道的运作及运作规律，可以确定地知道，老子所谓的“道”是实际存在的，而且按照一定的规律发挥着作用。

这个“反者道之动”是普遍的，无论自然界还是人世间，都概莫能外。《老子》书中列举了人和草木：人生出来的时候，婴儿柔若无骨，很软很弱，但长大之后，筋骨坚强起来，尤其渐渐老去，胳膊腿脚都变得僵直发硬，是一个由柔而硬的过程；同样的，草木始生，柔得很，随风摆动摇曳，到了最后枯槁脆硬，说不定一碰就折了。两相比较，哪种状态好呢？当然是柔弱好：柔弱代表着初生，有无限未来；而当坚强刚硬，则近于灭亡之时了。《老子》说：“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万事万物都是向着事物的对立面转化的，处在柔弱的地位，反而会渐渐强盛，而到了强大的巅峰，随后就是走下坡路，日益没落了。其实《老子》并不是不要强盛，它只是说要因循“道”的规律，因势利导，以柔弱的站位和姿态，等待着渐渐雄起，也就是《老子》里说过的“知雄守雌”。你不能逞强，不能用强，形象地说，遵循道之规律，人们应该学习的榜样是水这一天下最柔之物：“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滴石穿，柔弱胜刚强。

在这样的思路里来看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论断，就不仅仅是实际经验的概括，而是紧密扣合“道”之规律的必然结论了。对于福祸相倚最有名的阐释，来自西汉初年的《淮南子》一书。这部书里，以一个有名的故事来说明福祸之间的不断转换：

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

大意是说：边塞上有一位先生的马，不晓得什么原因跑丢了，跑到塞外的胡人那儿去了。他的朋友们都很为他惋惜，来劝慰他。但这位先生却说：这事说不定是好事啊。过了几个月，跑丢的马带着塞外的骏马回来了，于是人们都为他高兴，恭喜他。他却说：这事说不定是祸事呢。因为家有骏马，这位先生的公子爱骑，结果摔断了腿。周围的人们又为之叹息不已，他却说：这事说不定是好事啊。过了一年，塞外的胡人大举进攻，年轻力强的都拿起武器加入战斗，死者十有八九，而这位先生的儿子因为腿断了，没有入伍参战，与老父亲一起倒都保全了性命。

从这个故事里祸福之间的不断轮转，可以生动形象地了解老子“反者道之动”的意思。世间的万事万物不会是凝定不变的，而变化的方向就是相反的对立面。所以当一种特殊情况降临的时候，不必大喜过望，也无须过于忧虑，不妨平静对待，做好事情变化的准备。

如果更积极一些，则利用“反者道之动”来达到你想要的结果。比如，《老子》书里讲过“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这话听着很难理解，什么叫想要毁了对方，不妨提升他？事实上，三国时代的孙权，就曾运用过这一方式。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其中曹操的势力最大，基本一统北方。孙权僻处江南，与曹操还是难以抗衡的，于是他上书劝进，让曹操加冕当皇帝。曹操当然看穿了孙权是要将自己抬上高架被火烤，成为众多反对者的众矢之的，没有上孙权的当。孙权的劝进，岂不正是“将欲废之，必固兴之”？至于“将欲取之，必固与之”，《韩非子》曾用一个小故事来说明：当时晋国的一位大人物想灭了山中的一个小国，但那小国据山险而守，攻取颇为费事，于是他称要赠山中小国一口大钟，山里人不明就里，受宠若惊，便开拓山路，迎接载着大钟的车辆，结果随着大钟而来的是晋国的军队，山中小国就此灭亡。

这些后人的诠释，听着很有些阴谋狡诈的味道，于是有些人也就批评老子的这些观点是有机心的，是教唆权谋。到底如何，挺难简单论定，或许《老子》有权谋的意思，但要达到一个目标，从相反的方面着手，而后借重道之规律，取得所企求的结果，在信奉“反者道之动”的老子来说，也是十分自然的吧。

4．无为与顺道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老子思想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遵从天地自然的规律：依据“反者道之动”来为人处世是如此，而对世间的社会治理也是如此。我们说过，道家关注更多的是个体的身心修养，而不是社会人群的安排。但老子略有些特殊，他毕竟是周天子朝廷中的一位官员，与仅仅三心二意做了几天漆园小吏的庄子不同，政治统治的问题多少会进入他的视野，他对此不能不有一些感触和理解。这方面，老子基本可谓是一位放任者，不主张过多的人为意志介入社会治理之中，以人之道干扰了天之道。老子对此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一个国家，就像烹饪一条小鱼，不能随着自己的意志，翻来覆去地折腾，那会将小鱼翻烧成碎块的，怎么吃呢？还是应该让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状况，自然生长、变化。能顺应社情民意的管理者、统治者，才是最好的管理者、统治者。《老子》给统治者排过一个等级：最好的统治者是百姓仅仅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而已，这比大家都对统治者歌功颂德、感恩戴德要高明许多。从统治者的角度，不强加自己的意志，让人民自由自在地生活，即道家所谓的“无为”。

无论是这种“无为”，还是前面我们谈到的遵从“反者道之动”而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都体现了老子对于天地自然之“道”的尊重和依顺，基本的精神是一致的。

三、鲲鹏展翅：庄子的境界

庄子和老子，虽然都属于道家，但前面已经提到过，他们并不一样。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老子因为是东周朝廷守藏室之史，所以对于历史的经验特别有感触；而庄子一生只做过所谓漆园吏，是一个很小的官，所谓漆园，究竟是指漆树的园子还是一个地名，也没法弄明白，所以他的生活环境和日常接触的，可能与老子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他常常在山林里行走，那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就出于《庄子》，是他在山林之中观察所得的事实和感悟；再比如，他常常待在河边，之前我们说过他拒绝楚国聘请的时候，就是在河边悠闲地持竿钓鱼。庄子更多地生活在自然的环境里面，他的视野是在更为自然的天地之间展开的。

在天地之间展开的视野和感受，会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我们不妨来看《庄子》的开篇。

1．空间的突破

古代经典的开篇是很有意思的，有时候真的可以大概看出各自所包含的精神世界。《论语》开篇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呈现一位“敏而好学”，“不知老之将至”的教育家形象；《孟子》开篇是孟子见梁惠王的一番说辞，凸现的是周游列国，能言善辩，极力推展自己政治理念的政治家形象。《庄子》开篇则是鲲鹏展翅，推展出一个宏大的世界。这里不仅有人，而且有鱼有鸟，有大海有天空，这是一个包罗万有的世界，而不仅仅是人的世界。这才是我们身处其间的真实的世界，万物纷纭，并生并育，一起展示着自己的色彩声息：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是说：北海有一条鱼，名字叫“鲲”。鲲非常大，不知有几千里。鲲变化为鸟，名字叫“鹏”。鹏的背，也不知有几千里。鹏奋起腾飞的时候，它的翅膀就像天边的云……这鲲鹏击水三千里，而后盘旋上升九万里，乘着六月的大风飞去。

今天我们祝福别人前程远大，常常用“鲲鹏展翅”或者“鹏程万里”这样的成语。它们的来历就在这里。“北冥有鱼”这节文字，令许多人醉心，大概因为是其展现的宏大境界：你想，数千里之大的鲲鹏，一飞冲天九万里，鲲鹏的天地得有多辽阔！

不过，从现实的立场来说，不可能有数千里之大的动物，无论是鱼还是鸟；也不可能高升到九万里的高空，那里已然超出大气层之外了，鲲鹏没法呼吸视听。那么这个开篇意义何在呢？

既然这不是现实的情形，那应该说主要是一个精神境界的形容。你感觉到随着鲲鹏的高升，自己超脱出了平常的世界，跳出日常的格局。这是空间维度上的极大拓展。雨果有一句名言：“比大陆广阔的是大海，比大海广阔的是天空，而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心的世界是至大的，只是一般人们忘却了去展开它而已。

当你超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原来的一切本身并没有改变，但它的意义却不同了。《庄子》中有一个著名的寓言：在小小的蜗牛的左角上有一个国家，右角上也有一个国家，两国之间不断争战，死者成千上万。（《则阳》：“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在蜗牛角上的这两个国家看来，所争者自然非常要紧，不惜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然而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厮杀实在可笑得很。为什么有如此差异？因为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上观照。同样的道理，如果站在鲲鹏高飞所在的宇宙立场，回顾有限格局中人类的种种作为，是不是一样很可笑？

这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而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之后的心胸豁然开朗。

2．时间的突破

空间的限制是比较直观的，另外一个基本的向度是时间，世间的种种都是存在于时空之中的。鲲鹏展翅，呈现的是空间维度的大境界，而庄子对于时间的有限，也有着清醒的觉悟。他曾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逍遥游》）——早上出生，晚上就枯死的菌芝，不会知道一个月的时光；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蝉，不会知道一年的时光——这两句提示人们要在时间维度上突破自我的局限。

世间万物，都存在于时间、空间之中。人们承受的拘限，也就来自这两方面。

空间的限制比较直观，“山外青山楼外楼”，在你目力所及的世界之外还有另外的天地，或许那里是北方的不毛之地（《逍遥游》所谓“穷发之北”），也或许那是西方的极乐净土。而时间的限制，相形而言，就比较抽象。非洲草原上的动物们，也能知道在遥远的地方，有一片丰美的草场可以栖居，因而不顾山高水长、千难万险奔逐而去，但它们恐怕难以了解在这样的空间移动中，时间在无情流逝，在奔向生命新希望的同时，也在奔向死亡。

动物更多地活在当下，人则有更多的时间意识，更了解时间的意味。孔子就曾站在奔流而去的河水边感叹：“逝者如斯夫。”只是人们常常会忽视时间的脚步，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在时间的河流中浮游长度越短，越容易轻略它的存在，就如同朝菌和蟪蛄，它们对一日的晨昏、一年的春秋，都不可能有了解。不过，人的情形，确实比较复杂些，百年之寿，大体是相同的，但对时间有限的意识，却是随着你日渐失去与它长相守的机缘而增长的，讲得直白就是：失去的越多，你才越明白。在这个意义上，人，要更痛苦。

要突破时间的限制，超越有限的人生，儒家的想法是要努力作为，留下善行善业，在身后依然有益于人群和社会。庄子或许不这么想，他更多地希望能打开我们精神的空间，从更高远的视野来观察我们的生活，把握我们有限生命的意义，而不要局限在眼下的蝇营狗苟。人生没有那么多过不去的坎，也没有那么多不能放下的执着。苏东坡有一首词，是经历了几乎让他丧命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之后写的，那晚他喝醉了酒，回家的时候家中的小童鼾声大作，敲门都不应，东坡忽然感悟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其实来自庄子的启发，《庄子》里面就有“汝身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形也”（《知北游》）的话，即：你的身体并不是你所真正拥有的，只不过是天地自然暂时托付给你的这么一个形体而已；既然如此，就不妨坦然接受这样的事实，“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庚桑楚》），好好保全你的身体和生命，不要忧心忡忡、辛苦操劳，自自然然地过好这一生。

3．文化的突破

庄子不仅意识到空间和时间的有限性，更了不起的是意识到文化的有限性。

人不仅是物质的存在，还是文化的存在。我们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帮助我们成长的条件，但也可以是一种限制。

《庄子·秋水》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当夏天涨水期水流浩大的时候，河伯为自己的壮阔非常自得，但当它东流到海，面对浩渺无际的大海，不禁自惭形秽。海神北海若于是这样开导河伯：“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意思是说：井里的青蛙，无法让它理解大海，是因为它被生存的地域限制住了；夏天的虫子，无法让它理解冰雪，是因为它被生存的时节限制住了；固执于偏见的人，无法让他理解大道，是因为他被所接受的教育限制住了。

这番话，前两句是比喻，后一句是关键。“井底之蛙”识见狭隘、自鸣得意，是因为被所居住的“虚”即废井的有限空间给限定了；“夏虫不可以语于冰”，突出的是“时”的维度：这两句，将我们前面提到的空间、时间两个维度包揽无遗。最后这句“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曲士”是指识见寡陋偏执的人，他之所以不能明道，是受到了他所接受的知识和教养的限制。一般都认为知识、教养是正面的，但在道家看来，未必。当你高度关注某一点某一方面而不及其余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大的盲区。任何文化都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庄子·逍遥游》里，庄子老家宋国，有人到南方的越地去卖礼帽礼服，但是越人的头发都是剪短的，文身而裸体，礼帽礼服之类对他们完全多余。（“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我们知道，宋人是被周推翻的殷商人的后裔，殷人的传统礼帽礼服，毋庸赘言具有鲜明的文化象征意味，然而企图将自己的文化象征不顾条件推销到越地去，那不能不说是反而受困于自己的文化认知了。

这种对于多元文化的意识，对于文化相对性的认识，在今天地球村的时代，当然是比较好理解了，而在庄子的时代，不能不说是非常之敏锐、非常之先进的。

庄子敞开自我，面对天地自然，充分意识到我们面对的空间、时间和文化的局限，因而表达了这三种局限的突破意向，由此达到一个更为高远和宽广的境界。这在先秦时代诸子的视野中，是罕见的，对今天也还有启示意义。

四、朝三暮四：如何看世界

我们谈到了庄子对于时、空和文化的局限有充分的自觉，进而力图突破而升华到更高的境界。但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方向，升腾之后也还是要回头面对现实的世界，而不能只管仰头远眺天边的云霞。

1．齐物的真义

那么，庄子回望俗世，是怎样的一种姿态呢？

立足于高远的境界，回看世间的种种事物情状，庄子表现出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等齐关照万物的姿态。《庄子》里的《齐物论》，其实就是这么来的：庄子认为世上万物之间种种高下、大小、贵贱等的差别，都是不恰当的，万物应该是平等的。

人们往往误会了“齐物论”，以为庄子讲的是万事万物不管如何千差万别，都是一样的。怎么可能呢？庄子会分不清明暗、轻重？他会以为自己穷困潦倒饿肚子，和那些端居高位脑满肠肥的家伙，是一样的？

庄子只是要说，当你突破了有限的、个别的、片面的立场，你就会了解那些无论世俗如何褒贬如何抑扬的种种事物，都有它们作为整个世界一部分存在的理由和意义，都有它们即使互相对立也无法互相完全排斥的关联。弘一法师临终写下四个字：“悲欣交集”，人生的欢乐和悲哀是错落交织在一起的，两者当然是不同的，但一定要分出此是彼非、此高彼下，则完全无法做到，它们都是人生必然的部分。

说得抽象了？来看庄子讲的一个故事：朝三暮四。

朝三暮四是一个成语，今天的意思已经变得庄子自己都认不得了，通常指一个人心意不断变化，没个准头，飘来荡去，定不下来。但庄子当初在《齐物论》里，可不是这么个意思：养猴子的人喂猴子吃果子，说“早上给你们三个，晚上给你们四个”，猴子们大怒；养猴人改口说“那早上给你们四个，晚上给你们三个”，于是猴子们都心满意足了。

猴子的问题在哪儿呢？猴子没有整全的视野，不能通览全局，听说早晨给的果子少，就不高兴了，根本没有联系到晚上给得多这一情况；告诉它们晚上的份额减少，而早晨的果子增加了，它们立刻转怒为喜——猴子看到的只是眼前的利益。这也难怪，动物基本是活在当下的，它们没有历史感和对未来的谋划。

人与猴子是近亲，猴子犯的错误，人也一再犯。多少人只顾眼前，急功近利，而缺乏远虑？当下和未来都是你要经历的，你不能为了当下而不计未来，否则，杀鸡取卵就是很正当的了。

多数人没有整全的视野，足够聪明的人有；但这也存在一个如何与众人相处的问题。或许，可以仿效养猴者，因顺猴子们的愿望，而最后的结果其实一样，橡果的总数并没有增减，不同的是，调整之后，皆大欢喜。除了猴子的喜悦，我们好像也听到了庄子似有若无的笑声。

养猴者之所以值得效法，就是因为他能把握全局，在全局的视野之下，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是没有区别的，都是可以成立的。如果一味看到世间的种种差别，固执于这些差别，在庄子看来，都是站在片面立场上的结果。所以，猴子的立场不可取，而养猴者的立场才是恰当的。

2．道的高境界

养猴者与猴子不同，说到底，在境界。

庄子对这两种境界，分别谓之“道”和“物”。“道”与“物”之间隔着鸿沟，它们属于不同的世界。“道”是整全的，超乎个别的“物”之上，所以对于贵贱之类区别，并不执着，故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从道的立场来看，世间万物齐同，无分贵贱。至于“物”，则是个别的、自我的，因而种种区别性的范畴如贵贱、小大，作为确立自我的重要标志，被突出出来；通常的情形是赋予自我更高的价值地位而加以肯定，同时对他者作出较低的价值评断加以贬斥，即所谓“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从事物自身的角度来看，万物都自以为贵而互相贱视。

这样的情况在历史和现实中是很多的。比如百家争鸣的时代，有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的说法。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将孔子的这句话移来评说儒、道之争：“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身处争论漩涡之中，争得不亦乐乎时的态度，可想而知；但是到了后代、到了今天，我们当然不会偏执或儒或道的立场，再去争个面红耳赤。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儒道互补，它们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这才是庄子所首肯的站在周全的“道”的立场上的姿态。

3．反省你自己

庄子的“齐物论”给予人们的一个很大的启示，就在于对我们自身的认知和判断，要有充分的反省，不能自我中心，不能自以为是。

《齐物论》里面，有一段听起来很奇怪的话：“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下的事物，没有比秋天鸟兽身上长出的毫毛的末端更大的了，而泰山却算是小的；没有比未成年而夭折的婴儿更长寿的了，而据说活了七八百岁的彭祖却是短命的。

太山就是泰山，先秦时代就以高大著称。李斯在劝谏秦王不要驱逐来自其他诸侯国的才士能人的时候便说过：“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谏逐客书》）然而庄子却说“太山为小”，实在是非常可异之论。

然而，这看似荒谬的论断后面，确有庄子的洞见。

人们看待事物，其实是有一个特定立场和视角的。说蚂蚁小，说大象大，都是以自我形象为标准的，只是通常我们不会特别提出来，以致有时候连自己也忘记了这些说法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之上。庄子特意突出的就是这一点：既然事物之间的情状都是相比较而言的，那么站在不同的立场、采取不同的视角，对事物的观照就是不同的，甚至可以与我们通常的印象截然不同。秋天鸟兽身上新生的体毛看似微末，但在更微末的角度来看，它们可以是巨大无比的；泰山在我们人类看来固然很高大，但在天地的大范围中，则微不足道。站在朝生暮死的小虫的立场，未成年而夭折的小孩子寿命已长得不可想象；而彭祖七八百岁的寿命，相对沧海桑田而言，不过短短一瞬间。所以，庄子的说法听着诡异，但背后有他的理路，他是在提醒世人，世上的一切因为观照角度、立场的差异，并不是胶着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对这一点，之前我们提到过《秋水》篇里河伯与北海若的相遇，显示得非常清晰：河伯当初自以为浩大无边，但抵达北海若面前时才见识了海真正的无边无际，这时，海之大是显见的；然而，北海若很清醒，他接着就告诉河伯，自己相对于天地，不过沧海一粟而已。海之“大”，骤然转为“小”，关键正在观照立足点的转移。

人们看待事物时，不也可以由此获得些启示吗？如果你站在自己一方看待他者，那么当然你正确，而对方错；但你换一个立场来看呢？别人也会认为他是正确的，而你是错的。

这说明，世间许多事，其实要看从什么角度来观照。比如一味从差异的角度看，那么即使是非常相似的双胞胎，也能分辨出细致的差异；专门从相似的角度来看，则人们常常会说：“你孩子和你太像了！”但我们都知道，即使最相像的父子，也不会比双胞胎的相似程度更高。

超越个别的、固着的立场，我们可以超越偏狭的见解，有时候还能转化心境，更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忧伤愁绪。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有一篇名文《赤壁赋》，写他与友人泛舟夜游赤壁，友人感叹山川长存，而人的时光却飞速流逝，生命太过短暂，不禁黯然神伤。此时苏轼的劝慰，就显然脱胎于庄子的观念：“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从变的角度来看，一切都在变化，天地也没有一刻停止过变化，否则如何有沧海桑田呢？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则我们与万物一样，都没有终结，我们不是都存在于天地之间么？最终，苏轼和他的朋友转悲为喜，高高兴兴地喝醉了酒，躺倒在船上，一觉睡到次日天明。

4．融通的心怀

转换视角，是更开放地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说到底，提升境界，超越个别片面的立场，以融通包容的心怀面对世界，是最根本的，而且，由此，你看到的世界也会超乎寻常。

庄子和他终身的辩友惠子之间，有一次著名的濠上之辩。

庄子和惠子在濠水的桥上游玩。庄子说：“白鱼优哉游哉地游出来，这是鱼的快乐啊！”惠子说：“你又不是鱼，从哪儿能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子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同样的道理，你也不是鱼，所以你不会知道鱼的快乐。这不就完了嘛。”庄子说：“让我们回到话题开始的地方吧。你问我‘从哪儿能知道鱼的快乐’，明明是已经知道了我知道鱼的快乐，才来问我‘从哪儿知道’的。我就是在这濠水上知道的啊。”

庄子和惠施在濠上论辩的场景，多少年来萦绕人们心间。

惠施是古代著名的名家，也就是讲究名实关系的逻辑学家，他坚持清晰的理性分析，在现实的层面上，认定庄子是不可能知道鱼是否快乐的。是啊，虽然据说有所谓通鸟语的人，比如孔子的女婿公冶长，但现实中似乎没见过。然而庄子仍肯定鱼是快乐的。如果严格分析庄子应对惠施的话语，在逻辑上确乎是有问题的：他将惠子质疑他无从知道鱼之快乐的“你从哪儿能知道”，转换成了实实在在的一句问句，回应说：我就在这里、就在这濠水之上知道的。显然，这不是周洽的逻辑，最多显示了机智。

然而，庄子便不对吗？

世间不仅是现实，世间不仅有逻辑。庄子展示的是一个通达天地自然，与万物沟通无碍的心灵。鱼游水中，我游梁上，同样的自在率意，鱼我双方是融通的。鱼乐，实是我乐的映射；我乐，故而鱼亦当乐。杜甫有两句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不妨移来作为佐证，只是一哀一乐而已。

庄子坚持自己的观感，反对的正是惠子的细琐分辨。这个世界有时候是不能分拆开来加以了解的，“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张炎《词源》）；人的情感往往也是不能也不必分析的，分析的时候感情就已不在，比如情人之间开始分析计较，离分手就不远了。

庄子想要强调的是，在整个天地自然的视野中看，人与世上万物之间是融通的、和谐的，是能够互相理解、互相感受的。人与人之间，乃至人和鱼之间不是隔绝的，就像庄子《齐物论》里那个著名的蝴蝶梦：庄子做梦成了一只快乐翻飞的蝴蝶，当他醒来，一时闹不清自己是不是蝴蝶做梦成了庄周……庄周和蝴蝶不同，是站在人类理性立场上的判断；但只有在庄周梦蝶或者蝴蝶梦庄的相关相通之中，才有这个世界的美和全部——梦，不是我们人生必然的一部分吗？

五、朴素为美：自然与本真

1．尊重个体性

之前我们说到，庄子特别强调要从天地自然的高远境界来观照世间万物；但庄子并不因此而忽略万物各自的特性，他的“齐物”观念其实非常肯定万物各有其存在的理由，不能相互贬低、相互否定，这不就是对个体的尊重吗？

《庄子》有一则寓言故事，说南海的帝王叫倏，北海的帝王叫忽——这倏和忽都是形容时光飞逝的词——中央之地的帝王是浑沌。倏和忽时常到浑沌所在的地方相会，浑沌对他们很好。倏和忽就打算要报答浑沌的恩情，商量说：“人都有七窍来看、听、饮食、呼吸，只有浑沌没有，我们试着给他凿开七窍吧。”于是他们每天给浑沌凿开一窍，到了第七天浑沌就死了。

倏、忽二位给浑沌“日凿一窍”，看来确实是出于好心，但他们似乎不懂世间万物缤纷多彩的道理，而以“人皆有七窍”的一般状况来要求所有人，不顾万物各自的品性，将单一面貌强加于人；本来浑沌虽然眉毛胡子一把抓，显得很是怪异，不过他在自己的状态里活得好好的，他不是还很好地招待了倏、忽二位吗？你要抹去他的个性，就是置其于死地。

《庄子》一再讲到这一点，书里还有一个故事：鲁国城郊飞来一只很大的海鸟，鲁国国君很高兴，就毕恭毕敬将海鸟迎进太庙，演奏《九韶》这样庄严的音乐取悦它，奉上美酒和牛羊供它吃喝，每天如此；那海鸟如何呢？目光迷离，神色忧郁，不吃一口肉，不喝一口酒，郁郁寡欢，三天就死了。《庄子》说这是“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也就是说，这是以养人的方式养鸟，不是以养鸟的方式养鸟。“以鸟养养鸟”，就是尊重不同于我的其他的特性、其他的方式啊。

2．朴素与本真

由对世间万物不同特性的肯定和尊重，更进一步，便是要保存万物各自的本真，或者说本来面目。

《庄子》里对所谓美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意思是说“朴素”是最美的。今天，“朴素”这个词很平常，对庄子这句话，人们或许会理解成：简单平淡就是最美的。我不想直截了当地说这么解释就是错，不过，绝不是庄子真正的本意。不妨问一下：老虎身上的斑纹，很是繁复，这算美吗？

其实，这里所谓“朴素”，不应当从朴素简淡的美学风格上去理解，而要从“朴”“素”本来的意思说起。这里的“朴”，指未经砍伐加工的树木，东汉王充的《论衡》有解释：“无刀斧之断者谓之朴。”凡是经过剪叶修枝的树，都不算“朴”了。“素”则是未曾染过的布帛，现在说“素面朝天”，就是这个意思，指没有涂抹妆饰。那么“朴”和“素”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词，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构成了“朴素”的真正意旨，即保持了本来性状、未经装点改易。

这层意思，《庄子》有一个譬喻讲得清楚而精彩：百年的大树被剖开，一部分做成祭祀时用的尊贵酒器“牺尊”，而且涂饰得色彩青黄斑斓，其余部分则被抛弃沟壑。这两者，在世俗的眼光看来，或许有美丑高下之区别，但在丧失其本来性状上则是一般无二的。很清楚，在庄子心中，至高的不是美，而是保守本性的纯真，美是本性之真的结果。那么，回到前面我们问过的问题，老虎的斑纹虽然斑斓多彩，与简单素淡一点儿搭不上边，但它也是天生如此的，出自本真和天然，所以，可以想见，庄子一定会颔首认可其美，而不会强指为丑的。

明白了《庄子》“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真意，即保守天然本性就是美，那就可以真正理解他讲东施效颦故事的意思了：西施因为心脏有病，常常皱着眉头；和她同乡的一位丑女看见了，觉得很美，回家路上也按着胸口，皱起眉头。村里的富人看见她的丑态，紧紧地关上大门不敢出来；穷人看见她的丑态，带上妻子、孩子跑得远远的，不敢接近她。

《庄子》的评论是：“彼知颦美而不知其所以美。”——她虽然知道皱眉很美，却不知道皱眉为什么美啊。

为什么呢？让我直截了当地说：因为西施有心脏病。

西施之颦，之所以美，其实不在她是美人因而一切皆美，而是因其“病心”，这是出自真“心”的。而东施效颦之所以丑，也不是因为她原本就丑，而是她并未“病心”，其颦非出本心，纯属模拟造作。东施一意追求世俗所认同的美，矫揉伪饰，导致丧失了自己的本真。可以设想，如果西施没有“病心”而“颦”，恐怕庄子也会笑话美人的吧。

这种违逆自己本性、盲目认同并追逐世间一般价值的作为，是庄子一贯讥讽的。《庄子》那个有名的“邯郸学步”的故事，也不妨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燕国寿陵地方的一位年轻人，到赵国的邯郸去学那里的步态，结果没学好新的，原来走路的步法也忘了，只好爬回老家去。这不也是失其本来固有特性的结果吗？

3．本心与本性

为保持原来的状态，保持本真，庄子有时候甚至显得有点儿极端。

人类进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制造和使用工具，人们不再是赤手空拳打天下，应付种种外在的威胁和生活的难题。然而，在《庄子》中有一个人却反对新工具的使用。

孔子的弟子子贡，有一次经过汉水南岸，看到一个老人正在灌溉菜园。他开隧道、通水井，抱着瓦罐以水浇菜，看他很吃力，收效却很小。子贡就向他推荐用力少、收效大的抽水机械，用木头砍凿而成，前面轻，后面重，水可以抽得很快。老人听了之后，非但没有感谢子贡，而且忿然变色，指责子贡说：运用机械是行机巧之事，有了机巧的事，必定启动人的机巧之心；内怀机心，心灵就不再纯真质朴，于是精神不宁，那么怎么承载得了大道呢？我不是不知道运用机械，而是因为它会启发机心，所以不那么做罢了！

从实际表现上看，老人确实是排斥机械的，但他的话也很明显地表明，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反对的根本原因不在机械，而在因为要使用机械便会生出机心，使得本性就此扭曲。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庄子从对世间万物特性的尊重，到强调要尊重天下万物的本真和本来面目，最后，追到人本身，保持本心、本性的自然、纯真，成为了庄子非常重视的一个方面。

对本心、本性的重视，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是很有影响的一个观念。很多士人都借庄子的思想，来表达坚持自我本性的立场和态度。

比如竹林七贤里的嵇康，身处在曹魏皇室和司马氏集团的争斗冲突之中，身边的朋友也逐渐四分五裂，各奔前程，像七贤中的山涛就跑出来做官了，并且推荐嵇康也进入官场。嵇康因此写了一篇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表达了自己断然拒绝的立场。当然在那样的政治形势之下，他也不方便直接表露自己的政治态度，所以说了一大通自己如何不合适官场的话：比如自己很懒，不耐烦天天批阅公文、书牍来往，甚至连小便也要憋到忍不住的时候才去如厕；比如自己很脏，不爱洗澡，身上虱子不少，与人说话时动不动要去摸、捉虱子，所以绝对穿不得官服……读他这篇文章，常常会被这些奇异好玩的内容吸引，以为这就是魏晋时代放诞不羁的风度。其实，这些都是面上的话，嵇康讲这些，其实是要向山涛表明自己的脾气、性格：与山涛能进入官场不同，自己的本性实在是不适合那些繁文缛礼的；而人生最重要的事，乃是“循性而动”，也就是依循着自己的本性去生活。所以，你山涛走你的阳关道，我则自行我的独木桥。这不正是对本心、本性的遵从和坚持吗？

说到对本性的遵从和坚持，不能不提到比嵇康晚一些的陶渊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可这不是生就便如此的。陶渊明壮年也曾有十多年断断续续的求仕生活，出入当时几位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身边。但最终他的选择是归隐田园，依照他自己诗文里的说明，是“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是他反省自己，最后觉得“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自己的本性还是更适合自然的园田而不是官场红尘，于是，不如归去，“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陶渊明了不起，就在他对自己的本性有清醒的认识和自觉，听从本心的召唤，做出人生的重大抉择。

维护本心、本性的真纯，甚至影响到后来传入中国而与儒家和道家三足鼎立的佛教。我们都知道，佛教里面的禅宗，是最为中国化、影响也最大的佛教宗派，它对庄子思想的吸取也是众所周知的。比如禅宗六祖慧能的《坛经》里，讲如何修行，如何实现佛性，就特别强调佛性与人的本性是相同的，认识和维护自己的本心、本性，就是实现佛性的关键。《坛经》的比喻是：人的本心、本性，如同日月，本自皎洁；只是因为后天的种种污染，如同乌云遮蔽了日月，才晦暗不明。所以，需要做的就是拨开云雾见日月，明心见性，识得自家本心、本性，就是修行，就是成佛。

再往后，晚明从心学里杀出来的李贽，还提倡所谓“童心”，也就是保持原初“绝假纯真”的赤子之心，认为由此“童心”，才会涌现真正的文学。

这一系列例证，都说明了庄子突出自然、本真的思想，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