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求学
1942年7月，李庆忠小学毕业了，当时震旦大学附属中学[8]（今向明中学）在学费征收方面对信教家庭的孩子有所照顾，在提出申请的情况下可以减免一半。尽管李庆忠对天主教怀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但考虑到家里的经济状况，他还是委曲求全地走进了这所具有浓郁教会背景的学校。
1942年，李庆忠进入震旦附中就读的时候，学校处在天主教会的管控之下，学生经常被要求背诵拉丁文、法文，还要参加辅弥撒之类的宗教仪式。李庆忠因为内心抵触此类宗教活动，时常遭到老师的责罚（用戒尺打手心）。有时候因为表现不好，还会被“留校”（放学后留校自修半小时）。正值少年的李庆忠觉得自己太不自由了，不仅家园被日军占领了，就连上学也要受法国人的管制，还要强迫信仰他们的宗教，一股强烈的反抗意识在他的内心深处油然而生。震旦附中的课程大都用法语教学，李庆忠这一时期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很好，处于中下游水平，除数学、物理外，其余课程均维持在60分左右。
图1-2 震旦大学附属中学校舍（向明中学提供）
1945年2月，强弩之末的日军已经很难维持对上海的统治，上海周围经常听到国人反抗侵略的枪炮声。为躲避战乱，初三下学期，在母亲的陪伴下，李庆忠回到老家昆山，以插班生的身份进入昆山县立中学（今昆山市第一中学）农科班就读。
昆山县立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且有革命传承的学校。1924年，苏南各地兴起创办县立初级中学的风潮，在昆山县主管教育的劝学所所长王沂仲的奔走呼吁下，昆山县立中学得以创建，聘开明学者吴粹伦[9]为首任校长。吴粹伦注重良好学风、教风的养成，并亲笔题写了“诚笃朴实”的校训和“当思来处”的礼堂匾额，以此激励学生求学上进。抗日初期，校舍曾毁于日军炮火，1939年9月得以复校。李庆忠入校的1945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在学生中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并成立了第一个党小组。广大学生经过积极争取，还建立了县中学生自治会。党组织通过学生自治会组织了许多文娱、体育活动和社团活动，成立了篮球队、数学研究会、英文补习班。“呐喊社”“文笔峰社”等进步社团也积极组织开展读书活动，传播进步思想，团结教育广大同学。对于从教会学校转入的李庆忠来说，这些都是新鲜而奇特的。对日本人的仇恨、对天主教的抵触、对进步思想的向往……各种情愫在这名15岁少年的内心碰撞着、交织着，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未来的成长。
1945年7月，李庆忠初中毕业了。当时的昆山县没有高中，战乱年代也没有适合他那个年龄的工作，为了学得一技之长，在乡邻的介绍下，李庆忠进入日本人在昆山创办的乡村建设训练班学习了两个月。乡村建设训练班是日本人以城乡建设、发展农业、培养农村干部的名义开办的欺骗奴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学校。除了在理论课程上推行奴化教育、腐蚀青年人的思想，每天还安排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的繁重体力劳动。训练班的生活很艰苦，吃的是腐烂变质的饭菜，住宿大都席地而卧。稍有不慎，还会招来日本人和伪军的打骂。李庆忠记得，一天中午日本人前来检查时，发现他们在休息，就勃然大怒，命令他们紧急集合，让所有学生在火辣辣的太阳下工作了两个小时，一名学生因为干活慢了，就被揪耳朵。回顾这段经历，李庆忠在个人自传中写道：“这些事情在我们解放了（的）祖国，获得自由的土地上，再想想，回忆起来是令人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的。民众受压迫的痛苦的确是记忆犹新的。”[10]当时，李庆忠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除这所学校提供食宿以外，还因他的表哥顾云西以及昆山县立中学的几个同学也在这里读书。顾云西是李庆忠舅舅家的第三个孩子，受中共地下党的指派潜伏于乡村建设学校秘密从事党的工作。李庆忠虽然每天跟着表哥一起上课、劳动，却并不了解顾云西的真实身份。
1945年9月底，李庆忠重返上海。熟悉的街道上再也见不到耀武扬威的日本人，昔日受压迫、欺凌的怨恨情绪得以宣泄出来，这位少年的心情自然十分高兴。同年10月，李庆忠没能参加国民政府组织的初中升高中的招生考试，无法进入公立中学就读，只好再一次迈进了震旦附中的大门并在高中部学习。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李庆忠发现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相反，那些达官贵人们却过着富足的生活，不但不管底层人民的死活，还经常欺压百姓。渐渐地，在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以及震旦附中特有的文化环境、宗教氛围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李庆忠对胜利后的社会感到失望和心灰意冷。对于一个生性纯净、内敛、不谙世事的少年来说，此前设想的抗战胜利后的种种美好场景都没有实现，这给他的内心平添了许多失落。
图1-3 上海格致中学旧教学楼，今用作校史馆（2015年刘玉松摄）
在震旦附中读了一年半以后，1947年2月，李庆忠转入上海市立格致中学就读高二（下学期）。期末考试因为体育不及格而被留级一学期，进入春季班，从高二下学期重新学起。留级之后，坏事变好事，因为此前李庆忠许多课程学得不够扎实，正好借此机会得以进一步巩固、提高。每当回忆起这次留级，李庆忠认为这是他成长道路上很重要的一个转折，为他后面的学习和升学夯实了基础。学习之余，李庆忠喜欢读一些科学家、发明家的传记，通过阅读名家的成长故事，李庆忠觉得他们是如此的伟大，并萌生了以他们为榜样、学好知识、造福社会的想法。
因为留级的缘故，李庆忠高中毕业时正值1949年年初，还有半年的时间才进行大学入学考试。此时的李庆忠已至成年，具备了自觉学习、主动学习的意识。毕业后，他与蒋寿九、程祖球、吴健英等八九位同学一起组成了自学小组，重点强化数、理、化的学习，每周还抽出固定的时间就难解的问题进行小组讨论。晚上，李庆忠还曾持续3个月去慕时英文夜校补习英语。正是这段时间的勤奋自学，使得李庆忠对高中阶段的知识得以进一步消化、吸收、巩固，并打下了坚实的数理基础，为其日后顺利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创造了条件。1949年年初的上海处于全面解放的前夕，大势已去的国民党政权肆无忌惮地搜刮、欺压百姓，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极度贫困，反蒋、倒蒋的呼声日益高涨。李庆忠在学习之余，会与同学们谈论一些政治话题，特别是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十分愤慨。他们就通过唱《茶馆小调》[11]等进步歌曲表达内心涌动的“把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混蛋，从根铲掉！”的想法。
1949年5月25日清晨，李庆忠像往常一样起早去找自学小组的同学们学习。走出家门时，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一排排的士兵睡在街头，从周围议论的人群中，李庆忠得知这是陈毅领导的解放军入城了。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纪律严明、不扰民的场景深深地印在了李庆忠的脑海里并伴其一生。当时正在上海工作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在日记中也记录了解放军入城时的亲民举措：“26日。下午三点起微雨，子夜大雨。上海全部解放……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12]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稳定全国政局、使高等教育平稳过渡，各高校仍沿袭民国时期的做法，实行单独招考。但北大、清华、南开3所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分别采取了联合招生的形式；上海市则率先成立“上海市国立大学、专科学校统一招生委员会”，采用统一招生考试的办法，上海交通大学、上海法学院、上海商学院等16所高校于当年8月11日使用统一试卷同时进行考试。经过半年的自学，李庆忠不仅把此前落下的知识补齐，而且还进一步夯实了数理化基础。国民党反动政府终于垮台了，轮到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了，想想人民解放军亲民爱民的纪律表现，李庆忠更加坚定了考大学，进一步学习文化知识、服务社会、建设新中国的信心。
1949年8月11日，怀着自信而又激动的心情，李庆忠参加了上海解放后的首次高考。既然选择了上大学就要上最好的，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李庆忠同时选择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6所国内知名高校。最终，凭着优异的成绩，6所学校都录取了他。经过深思熟虑，李庆忠最终选择了远在北京的清华大学。
[1] 王德森（1857-1943），清末民国昆山县人，字宝书，号玉堂，晚号岁寒老人。精研《素问》《灵枢》，并悬壶疗病数十年，擅长内、外、妇、幼各科。
[2] 昆山市玉山镇志编纂委员会：《昆山市玉山镇志》。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83页。
[3] 昆山市玉山镇志编纂委员会：《昆山市玉山镇志》。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88页。
[4] 李庆忠访谈，2016年7月11日，青岛。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5] 陈科美，金林祥：《上海近代教育史1843—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50-451页。
[6] 私立崇真小学创建于1925年，由法国天主教拯亡会、上海若瑟堂天主堂创办，属于典型的教会学校。
[7] 李庆忠自传，1956年。存于中国石油东方地球物理公司。
[8] 震旦大学附属中学由原天主教耶稣会司铎、爱国老人马相伯于1902年创办震旦学院时一同创建的震旦学院预科发展演变而成。
[9] 吴粹伦（1883-1941），昆山人，教育家、昆曲家。在他的倡导下，昆山县立中学不仅成立了学生会，他还亲自动手用蜡纸刻印昆曲教材、一字一句地教唱，为在校内推广昆曲、培养爱好者不遗余力。
[10] 李庆忠自传，1956年。存于中国石油东方地球物理公司。
[11] 《茶馆小调》由长工作词，费克作曲，1944年年底作于昆明。首先在西南联大传唱，后成为风靡全国的著名讽刺歌曲。
[12]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55-1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