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高中状元》：对仕途心灰意冷

苦心帮忙者失意收场

吴长庆死了，张謇也失业了。

一般人失业也就失业了，然而，一个军事高参失业就大不一样了。张謇的失业，立即引来一群军事将领的注意，就像当今世界500强企业的某跨国公司CEO失业，立即就会引来无数猎头的关注。

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早就听说过张謇，一直盯着他呢。听说张謇失业，他马上就派自己的手下带着重礼聘用他，邀请他加入两广总督的幕府。北洋大臣李鸿章本来对张謇也不怎么感冒，甚至对他还有点耿耿于怀，现在听人们一再说起他如何了得、如何了不得，再加上张之洞在他面前老是不停地提起这个人，他干脆也派出专人来礼聘他入幕。

对于这两个大人物，张謇的反应是一口回绝。

不是张謇不喜欢钱，更不是张謇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而是因为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原因——张謇认为，自己是个重气节的人，不能在自己的恩主死后，就立即投入害死恩主的这批人的怀抱。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道义上，张謇认定，事儿不能这么干。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吾辈如处女，岂可不择媒妁，草草字人。”

张謇这么一个简单的举动，却产生了一个让他没有想到的结果：在士林中，他的威望值迅速增高。人们只要说起他，就毫不犹豫地给他安上一个特招风的招牌——铮铮铁骨，还流传着一种说法：南不拜张，北不投李。

把全国最好的两家大公司的老总亲自发出的邀请都拒绝了，总不能这辈子就守在家里不找工作吧，总不能一辈子不出人头地吧？其实张謇此时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学而优则仕”这条成才道路。他的这一想法也契合了父亲张彭年的观念，张爸爸朝思暮想的就是这个儿子能早日金榜题名，光耀门楣，而不是学点文化后到官家去当什么幕僚。考试当官、当大官，张爸爸认定，这才是正道。

“学而优则仕”是好，然而，张謇这辈子能走得通吗？他现在也老大不小了，已经不是靠梦想生活的青年人。张謇之所以这么想，也不完全是痴心妄想，他对自己学术水平的高度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在给袁保龄先生的信中，他透露出自己的想法：“明年当入都，挟事所素业，刻励以求于世，观其合否。”

然而，就在此时，有一个与他有关的内幕事件正在暗箱中操作。在京城里，清流派一帮人已经注意上他，这批人认定张謇是一个年轻有为、敢说敢干的知识分子，不仅如此，这批人已经采取行动要刻意帮助他、举荐他，并对他寄予厚望，想帮他以最快的速度走完科举成才的道路，取得走上政治舞台的那份“资格证书”。当然，清流派们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帮助他，并不是因为张謇给他们送了厚礼，他甚至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件事，这是清流派们出于政治斗争需要而自发的行为。

至少有三点，促使了清流派们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而不是消极地等待张謇自己来考试。第一，在各种各样的考试中，张謇的才、学、识已经充分地展现出来。他不只是全部及格，而且是全部优秀。第二，在长庆军的幕僚生涯中，张謇已经声名鹊起，成为时代青年的偶像级人物，类似于今天的某位草根网红。那么张謇加入他们的阵营，不但可以壮大清流派的力量，还可以壮大清流派的声势，而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第三，清流派首领潘祖荫、翁同龢都是南方人（俗称南派），张謇也是南方人，在北京，大家就是老乡。作为南方人的一员，他们迫切地要以老乡的情感来提拔他。

1880年，清流派阵营里砥柱人物之一的黄体芳任江苏学政，他开始着手对张謇多方关照。1885年5月，张謇前往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在这次考试期间，张謇结识了黄体芳的儿子黄绍箕（翰林），同时还结识了沈曾植、盛昱、梁鼎芬，这几位已经是在朝任职的清流派名人。7月，在参加盛昱主持的国子监入学资格考试中，张謇被取为第一名，录为第四名。10月，参加顺天乡试的张謇高中第二名。这是他参加科举考试以来最辉煌的一次成绩，而这次的优异成绩同时还有着另一层意义。

因为从顺治二年（1645）大清朝开科取士到现在的两百多年间，南方知识分子跑到顺天来参加乡试的人太多了，而被取中的只有三人，这三人中，就包括张謇。

顺天乡试高中，让张謇产生了一种自豪感。在他看来，今天之所以有这样的好成绩，完全是自己夜以继日努力学习的结果。此时，他还不知道，在他的背后，在朝中，有一批人正在幕后暗中帮他。

乡试期间，张謇住在东单牌楼文昌关帝庙，潘祖荫、翁同龢这两位清流派的首领来到这里专程来看望他，还亲自为他的《乡试录》写序。这俩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的目的很明确，通过这样的活动，潘、翁两人与张謇之间就确立了一个当时官场上最为重要的关系——师生关系。这俩人都希望他来礼部参加会试，早日状元及第。

所有人的想法都是好的，但现实有时就喜欢玩“捉弄人”的游戏。1886年、1889年、1890年、1892年，四次礼部会试，张謇场场都是高兴而来，败兴而归。每次发榜，他再怎么找，也找不到张謇这两个字。

从1868年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开始，在参加科举的道路上，张謇已经消磨了25年的大好时光——那是人生中最美丽灿烂的青春年华。如今，他还只是一名落第秀才，无论自尊心和承受力，都要接近崩溃。陷入失望的不止张謇一人，除了张爸爸，还有一批人也陷入张謇落第的痛苦之中。

自从张謇参加顺天乡试高中以来，清流派的领导潘祖荫就开始暗中发力，利用自己是主考官的大权，从笔迹、观点，从一切可能的角度识别张謇的卷子，他的目标有两个，一要让张謇进入录取范围，二要让他名列前茅。

多次的摸索，结果是每次都看走眼。有一次，他把无锡孙某的试卷当成是张謇的试卷，让孙某白白捡了个大便宜。为了那一次看走眼，他几乎恨不得要打自己一个耳光，还拒不接受孙某的拜见。

回乡推广桑蚕事业

对科考仕途心灰意冷的张謇决意回归乡里，再寻出路。他多次从上海路过，亲眼看到一个非常令人眼红的景象：上海作为全国生丝出口的大商埠，运往外国的蚕丝堆得比山还高。他不禁思索，咱们通海地区毗邻上海，为何却不植桑养蚕呢？是不是咱们家乡人不知道植桑养蚕这条生财路子呢？

张謇觉得自己这个发现应该是个带领乡亲们发大财的好路子，今天的学者将类似这样的做法命名为蓝海战略，就是在别人没有发现财路的地方，自己找到了潜在的财路。对于张謇来说，这意味着在荆棘丛生的林海里开辟出一条新路来。一片陌生的林海，常常凶险万分，在这里开路，可不是一般人敢干的。

1886年，张謇动手了，他跟着父亲一起，从亲戚朋友那里聚拢了一点资金，从湖州购买了一批桑苗，然后摇唇鼓舌动员同乡人来他这里赊购。为了配合这次赊购营销计划，他同时又搞了一个免费送书的活动——只要是赊购桑苗，就免费赠送《蚕桑辑要》之类的农业科技书。不仅如此，他还跑到海门地方官那里请求官方支持这次活动，请求官方出面劝乡民兴办蚕桑。他的想法其实不复杂，就是通过官方途径，推行新兴农产品，振兴地方经济。

张謇跑了一身汗，借了一身债，说了一大堆的好话，想了一大堆办法，然而，这次努力的结果就像他当年的科举考试一样，差不多同样让他哭鼻子——乡民们反应冷淡，应者寥寥。张謇的那些好话、好心、好计划、好财路，除了引来乡里乡亲无数的冷眼，没有从中赚到一分钱。

很多同学问我其中的原因，为什么蓝海的市场摆在那里，那些农民们却不立即行动？

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比如有田地的农民没钱买桑苗，或者有田地的地主宁可平稳地收租也不愿冒险去搞什么蚕丝。另外，种了桑树如果没人养蚕，岂不是白种？而养蚕是需要一定技术的，比如防止蚕生病就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技术活。在这诸多原因中，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是没有示范效应。因为当地即使有人看到过桑树是如何种的，也知道蚕是如何养的，丝是如何纺的，但他张謇自己都没能够养出一条蚕来，没通过种桑养蚕赚到过一分钱，别人岂敢动手？在农村，要推广新项目，一定要首先培养出一批示范户来，否则，你磨破嘴皮子也没用。

张謇这次碰壁失败后，认为历史书上记载的那套劝民农桑的传统方法在自己家乡推广不开。但他没有气馁，而是另外开动脑筋，努力去想新的办法。

张謇这一次想出来的办法比较先进：用集资的方式开公司，用公司加农户的方式推销桑苗。具体来说，就是乡民自己定下购买桑苗的数量，只记账，不用付现金。三年后，公司养蚕，收购乡民的桑叶。届时这些购买桑苗的钱，加上二分利息，从种植户卖桑叶的钱中扣除。

这一个办法似乎有些效果。因为栽桑树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就跟栽其他树一样。而植桑的农家不用自己养蚕就能解决桑叶的销售问题，这样一来，使种桑户的风险大大降低。到1896年，也就是离张謇第一次引进桑苗后整整十年的时间，资料记载，通海地区开设了三个茧行，通海地区的桑树种植超过一百万株。农业投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投入资金，还要培养、引进会养蚕的熟练人手。

然而，另一个即将到来的恐怖情况张謇没有料到：即使外国对蚕丝的巨大需求摆在那里，但由于市场的话语权操控在洋人手里，养蚕的风险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会随着规模的扩大、资金投入的增多而增大。

张謇这人有点怪，在这十年的时间里，他一边搞蚕桑事业，一边还搞些学术研究。学术研究的成果还真不少，他的几篇文章相继发表出来：《释书谱》《说文或从体例错出》《蜀先主论》《赣榆县志序》《督抚提镇即古诸侯说》《周易音训句读》。

这些文章，后人的评价不高，因为是因事而发，不具备学术研究的系统性和理论性。但是，对于后人研究张謇这一个时间段的思想变迁来说，这些文章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些学术性的作品，反映出在这一时期，张謇的思想正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

比如，在方志的编修上，他把重点定在“民生之利病”上，类似于今天我们要重视民生工程。这种做法，与传统方志编修中“重官而不重民”的做法有很大不同。可以看出，张謇已经彻底放弃通过科举考试来追求人生目标。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性行为是在1892年，张謇第四次会试落第时，他直接把应试的文具用品全都扔掉。从那一天开始，他就下定决心，自己的人生要另走一条道路，一条造福乡梓的道路。

然而现实是，多年的奋战，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表示，脚下的这条路荆棘丛生，不见得比科举考试容易，而且似乎更难。

天哪，人生中那条成功的路，到底在哪里？

黄河水大抵不过官僚们主意大

1887年，是张謇第一次礼部会试落第之后的第二年，孙云锦由江宁知府调任开封知府。出发前，孙云锦特地邀请张謇随同赴任，希望他能协助自己治理河道，搞好水灾防患与救灾工作。虽然张謇此刻已在家搞桑蚕事业，但他还是欣然接受了孙云锦的邀请。

也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在郑州东西桥，黄河决口，一开始堤坝就溃毁了三十丈，接着决口迅速扩大到两百丈。资料记载，这一次黄河横溢五十里，受灾百姓之多简直无法统计。

张謇接到指令，由中牟堡乘船，沿途察看水灾情况。

在张謇的眼前，出现了一幕幕恐怖的景象。那些还残存的堤坝上，原来预先存储的用来防止大水破堤的材料，现在已经被大水冲洗一空；沿途的灾民没有地方住，只好住在堤坝上——在这样的平原地带，唯有堤坝比黄河水位高；许多人家中的财物全被大水冲走，只好折些堤坝上的柳枝当被子，趴在上面睡觉。死亡的人、死亡的牲畜如牛、羊、猪等，已经多得完全没有办法统计。

张謇差不多是哭着向孙云锦汇报河水泛滥成灾的恐怖景象和灾民生存的悲惨状况。人的一生看到像地震、水灾这样重大灾难的机会并不多，有这样人生经历的人，往往在今后的工作中，在遇到重大打击或困难的情况下，会有更坚强的、超越常人的意志力。

就在张謇为黄河水患苦闷伤心的时候，河南巡抚倪文蔚专门找到他，委托他写一份如何治理黄河水患的方案用来上报朝廷。10月，张謇完成草拟工作，一份治河方案《疏塞大纲》交到倪文蔚的案头。凭着自己的学识与经历，在方案中，他大力主张恢复黄河故道。

他的主张有没有科学道理呢？要讲清这个问题恐怕要请水利专家。但我用我的办法，为他的方案的科学性找到了当时一批专家级人物的印证。当时北洋大臣派来的一批外国水利工程技术人员提出了跟张謇看法类似的建议。

张謇代笔的这个方案最终交到李鸿藻的手里，李鸿藻是奉旨勘查黄河的钦差大臣。李钦差细细看过之后，给出一个评价：这个方案是好，但是“工程浩大”。结论是不予采纳。是啊，张謇你为什么没有考虑到成本问题呢？当时国库里没有银两，家底是空的。没有银子，拿什么来执行你的方案呢？

张謇没有因此而气馁，反而接受教训。接下来，他以成本为考虑基点，提出了他的第二套方案。这一套方案主要针对那些弯曲凶险、易出故障的河段，提出的办法是就地形水势引直河道，并主张引进工程机械施工。说白了，就是让河水无障碍地前进，减弱河道弯曲的地方被河水冲塌的可能性。

该想到的都想到了，这一次，方案应该顺利过关了吧？然而，张謇这一次又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上层领导的观念问题。他的方案提上去，管事的人细细地看后，给出了一个结论：该方案不合旧俗，不予考虑。旧俗，指的是旧时治河道靠的是纯人力、纯手工，没有用机械的做法。用机械施工是新的方法，不合旧俗。

很多人会问，用工程机械施工不是效率更高吗？为什么还要合旧俗呢？张謇在考虑问题时，考虑到实质性的层面，却没有考虑到文件审批程序的层面。在大清最高层，顽固派与洋务派斗得正欢，在这个顽固派、清流派得势的阶段，你提出洋务派的玩法——用机器，岂不是犯了高层领导的大忌？

下面的人这么用劲使力想主意，上层的领导却这么搞过来搞过去，这一次把张謇搞得泄了气。这样看来，还没有当官，此时的张謇就已经尝到官场滋味了。从上层的打斗戏中，他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后果：这么弄下去，黄河永远治理不好。

这年冬天，冒着茫茫大雪，怀着极度失望的心情，张謇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路上，他坚定了一个决心：再也不跟在那些当官的人后面混日子，自己另起炉灶自己干，不信在家乡就干不出一番事业来。

年轻人有事业心是好的，但是对于一个书生来说，一没资金，二没市场经验，三没对某个行业或市场有深度研究，想另起炉灶，发展事业，这对刚刚走出象牙塔的知识分子来说，其实是冒着巨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