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的研究视角和内容构成
一、研究视角
本书所谓“关系”，既覆盖日本对中国汉籍的受容之关系，亦包含日本对中国汉籍的排斥之关系，甚至也外延至中日两国携手编纂汉籍的协同之关系。同时，本书所谓“汉籍”，并非中国汉代典籍之称，也非中国汉文典籍之意，而取汉字古籍之意。诚如王勇师所言，“汉籍”为不分时代、不别国籍、不拘种类、不囿内外之总称，中国人原创称“中国汉籍”，日本人原创曰“日本汉籍”，以此类推，既可彰显中国文化普惠四邻之辉煌，亦可观摩东亚各国孜孜不倦之创意。(1)
一般认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始于汉武帝时期的使节往来，中国文化传往日本（倭国），给日本列岛的社会、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逮至隋唐时期，经由“书籍之路”，中国大量书籍尤其是汉诗文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往日本(2)，给日本带去了文明的种子，中国文化最终成为日本人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遗憾的是，只有《白氏文集》等极少数典籍的传播过程清晰明了，其他大多数文献的传播轨迹已经湮没在历史尘埃中，鲜有人知。甚至，不少典籍即使是在原产地中国，业已散佚在历史长河中，难觅踪迹。因此，考察流播异国的典籍，探明其传播踪迹，梳理中国文化在域外本土化过程中的化用与变异，实乃当务之急。
例如，关于大津皇子《临终一绝》和陈后主《临行诗》之间的关系，目前有三种说法：一是“中日偶合说”，把两首临终诗的相似性视为历史中的偶然；二是“日诗入华说”，认为大津皇子的诗作在先，而陈后主的《临行诗》为中国人附会之作；三是“汉诗渡日说”，认为是陈后主的《临行诗》传往日本后，大津皇子仿作《临终一绝》。这三种说法中，“汉诗渡日说”最为合情合理，但只有真正弄清楚陈后主诗篇的创作、传播历程，才能更加令人信服。
同时，古代日本人在阅读汉文典籍时，并非简单地接受、模仿，时有变容现象发生。也就是说，汉文典籍传往日本后，日本人对其认知定位和中国国内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是平安时代，对中国典籍的受容从模仿走向创新，各种各样的变容随之出现。
比如，成书于初唐时期的《时务策》《兔园策府》等文集，曾作为应对科举考试的参考资料在士人之间传诵，后来变成庶民普通教育的教材，“田夫牧子”即能随口诵读，村院黄鹂能“解读书”。然而，东传日本后，其因文字典雅，引用经史解释，收集古今事迹典故，故由教科书（贡举考试的参考书）变成了资料性类书。通过考查古代中国佚存典籍在日本的受容和变容情况，可以一窥当时中日两国获取知识的实相。平安初期的日本人对魏徵《时务策》、杜嗣先《兔园策府》的受容情况，佐证了日本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由模仿逐渐走向创新，并终于迎来日本唐风文化的高潮这一事实。
另一方面，近年来，围绕新出史料而诞生的新领域、展开的新视角颇受重视。历来为个人、秘阁所私藏，或隐藏在深山古寺中的贵重卷轴、写本相继公开，使研究者有幸得览原始文献；众多一手史料得以铅字排印或影印出版，被有效利用。例如，诸古抄本所收《会昌四年惠萼识语》等文献史料以及《江州德化东林寺白氏文集记》等石刻资料相继公开，让今人有机会探明《白氏文集》成书后的传播历程。另外《杨宁墓志》《杨汉公墓志》《白邦彦墓志》等新出石刻资料也陆续面世，为研究白居易子孙的事迹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然而，有关这些新出史料的研究并不十分充分，尤其是对白居易和杨氏兄弟的交往情况，鲜有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另外，虽然学界对《白氏文集》传往日本的经过已有共识，但诸本编撰经纬、成书后去向、所藏地等，依然存有诸多未解之谜。
此外，在考察接受方购买何种书籍、为何购买这些书籍时，需要究明汉籍流播日本过程中的日本主体意识以及书籍贸易过程的具体实相。江户时代日本实行锁国政策，中日文化交流几乎全依赖于赴日贸易的中国商人。但是，这些赴日中国商人船载的书籍等货物以及同行的赴日文人、艺能者，大都与德川幕府的主动购求和积极邀请有关。尤其是在注重实学的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时代，赴日清人尤多，日本对法制、武艺、医药等中国文化的输入极为热心。
近年来，日本在前首相安倍晋三等保守派的影响下，试图消除中国痕迹的“去中国化”风潮暗流涌动，“国粹主义”思想逐渐显露。比如，新年号“令和”出典，安倍政府宣布采用取自日本古典而非中国汉籍的年号，欲利用日本古典来彰显“日本特性”。但是，中国汉籍已深植于日本土壤之中，成为日本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日本文化中汉籍身影遍布，愿今后勿将汉籍看作异国文化加以排斥。
二、内容构成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书分十五章进行论述，大致内容如下：
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考察《净名玄论略述》收录的陈后主《临行诗》与《怀风藻》收录的大津皇子《临终一绝》的关系。通过梳理大津皇子《临终一绝》的创作背景，阐明陈后主《临行诗》东传日本的经纬。
第一章通过追溯《临刑诗》作者江为的先祖江总和陈后主的关系，探讨江为《临刑诗》和陈后主《临行诗》的“接点”。文中指出，陈诗为其本人真作，江为可能通过先祖江总的诗文集接触到陈后主《临行诗》，于临刑前触景生情仿作《临刑诗》。
第二章主要考察陈后主的诗作传至日本的经过。文中认为，陈后主诗为僧吉藏抄录并藏于嘉祥寺，入唐日僧智藏于嘉祥寺获得陈诗，携归日本后由弟子僧智光收入《净名玄论略述》。大津皇子和智藏交好，得以阅览陈诗，在感叹死之将至时仿作《临终一绝》。淡海三船敬仰大津皇子，从而在编撰《怀风藻》时将其临终诗收录。
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要考察传往日本的魏徵《时务策》、《魏文贞故事》和《兔园策府》的成书、特征及变容情况。
第三章通过考察日本大宰府遗址出土的魏徵《时务策》木简，梳理古代日本对其受容情况。《时务策》是魏徵担任皇太子李建成幕僚时撰写的文集，经由遣唐使携归日本，为上至中央官司下至地方官吏所青睐。在古代日本，《时务策》最初是作为贡举考试的教科书、参考书使用的，空海、藤原敦光等人后将其视为类书。
第四章主要考察记录魏徵言行的《魏文贞故事》一书。经考证，王方庆所撰《魏文贞故事》（又名《魏文贞故书》），与《魏文贞公故事》《魏公故事》《魏徵故事》为同一书籍。至南宋，《魏文贞故事（书）》十卷被改编为《魏郑公谏录》五卷。日本类书《明文抄》中引用的《魏文贞故事》四条，与现存《魏郑公谏录》的相关内容一致。传入日本的《魏文贞故事》六卷应是王方庆《魏文贞故事（书）》十卷中的一部分。
第五章主要考察同为对策文集的《兔园策府》。《兔园策府》是杜嗣先于龙朔元年（661）至乾封元年（666）期间撰成，作为科举考试参考书在士人之间广为流传。唐末五代以后，中下层士人乃至庶民将其作为儒学入门读物使用，后被删去了繁杂的注释，作为类书（工具书）或儒学入门书的功能减弱，遂作为蒙书流通。《兔园策府》被遣唐使团携归日本后，沿袭其本来功能，继续作为大学寮教科书或考试问题集使用。从《兔园策府》由最初作为政治参考书，到变成贡举考试参考书和教科书，乃至作为类书使用的变容过程，可以一窥当时日本文人获取知识的实相。
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则以白居易《白氏文集》为中心，考察《白氏文集》的编撰、寺院奉纳以及白居易和杨氏一族的交往与白居易诗文集东传日本的关联。
第六章主要涉及《白氏文集》的编撰过程和寺院奉纳情况，着重考察《白氏文集》的成书经过，包括各版本《白氏文集》的成书时间以及各自卷数等，特别是《白氏文集》七十卷的成书背景以及传播日本的经过。本章还通过考察《江州德化东林寺白氏文集记》碑文，从白居易文集的保存意识来讨论诸寺院奉纳本的去向。得益于寺院奉纳和家藏的保存方法，白居易文集幸得以较为完备的版本留存至今，鲜有散佚。
第七章在整理有关白居易子孙的新出史料的基础上，考察白居易后人的人生遭遇，探究《白氏文集》家藏本的去向。首先证实白居易侄子龟郎即白行简之子景受。白居易最完善的手定本原藏在旧居普明禅院，因咸通四年（863）水灾和乾符四年（877）火灾而亡佚。分藏在外孙谈阁童处的《白氏文集》，可能被携往位于太原的谈氏老家。
第八章通过考察杨氏一族相关的史料，挖掘白居易和杨汝士兄弟四人的交友关系，特别是通过追溯其与杨汉公、杨鲁士的交往，考察其与江南地区以及中央杨氏一族的交往情况，并着重分析入唐僧圆仁携归《杭越寄和诗集》与职方郎中杨鲁士的关系，以及僧惠萼抄写《白氏文集》与苏州刺史杨汉公的关系。
第九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从接受方购买何种书籍、为何购买这些书籍以及这些书籍在日本的流播情况出发，探讨江户时代日本接受汉籍的主体意识、中日书籍贸易的具体情况。
第九章关注传播至日本的《元亨疗马集》，细致调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山口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元亨疗马集》诸本，并在梳理《舶载书目》等所载《元亨疗马集》目录的基础上，指出德川吉宗时代传播至日本的《元亨疗马集》为康熙十九年（1680）的丁宾序本，《舶载书目》等所载《元亨疗马集》为日本享保九年（1724）十一月施翼亭携带至日，现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索书号为“子50－17”）。《元亨疗马集》等未在日本翻刻刊行，对日本马医学的影响仅限于舶载原书的范围，概因与之前传入日本并在日本刊刻的《马经大全》内容重复较多而不再被大量需求相关。
第十章关注传至日本的骑射术专业书籍《射诀》，指出清人陈采若不仅携带骑射实用性书籍《射诀》至日，而且携带诸多骑射用具，在日传授骑射术。由于陈采若等在日教授骑射技艺之事未得到清政府许可，故浙江总督李卫遣人赴日探听日本动向，并要求舶载陈采若归国。本章力图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陈采若，以及鲜为人知的书籍——《射诀》出发，窥探江户时代中日文化交流之一斑。
第十一章以德川吉宗时代对中国马医术、骑射术的接受为中心，考察该时代成书的《马书》《马疗治》等与江浙地区赴日清人的关联。因受到幕府的邀请，赴日清商船载马匹、马具以及擅长马医术、骑射术的旧军官和医师赴日。围绕马的疗治、骑射等，德川吉宗遣使向陈采若等江浙地区的赴日清人询问。这些赴日清人的回答最终促成了《对语骥录》等书籍的问世。
第十二章、第十三章与上述专论中国书籍至日的传播途径和传播人物不同，主要从思想层面探讨日本搜求中国书籍的缘由和目的。
第十二章在对《古今图书集成》的作者、成书以及印本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古今图书集成》东传日本及其影响进行了探讨。全套《古今图书集成》是拥有开明的实学思想和欲振兴幕政的德川幕府将军吉宗下令输入的。《古今图书集成》的辗转收藏，与明治政府的大型类书编纂事业有关。
第十三章对德川吉宗收集中国法制书籍、地方志、“洋书”（汉译“洋书”及“洋”版书）的情况进行梳理，指出吉宗对唐船舶来书籍的态度是择有用者而藏之，注重史部的诏令、奏议、地理、职官、政事及子部的农家、医家、天文、算法。对西洋文化的兴趣和对汉译书籍的收集，大大促进了“兰学”在日本的流播。
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以日本年号与汉籍、日本古籍的关系为中心，考察日本年号的源流、文字构成及其出典从汉籍向日本古籍转变过程中隐藏的民族意识和政治诉求等。
第十四章首先梳理了中国的年号与用字，指出中国虽不乏少量三字、四字、六字的年号，但以两字组成的年号为常用，且已定型。日本年号自诞生之始深受中国影响，并深植于日本的政治文化土壤之中。除取自祥瑞之外，至近代可以明确出典的日本年号，皆取自中国古典。
第十五章关注日本新公布的年号“令和”及其出典《万叶集》卷五
（《梅花歌序》），在探究年号“令和”出典的同时，尝试挖掘其中隐含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诉求。文中指出，《梅花歌序》前半部分受到王羲之《兰亭集序》、中间部分受到张衡《归田赋》、后半部分受到骆宾王《秋日与群官宴序》的影响，故“无法消除中国文化的痕迹”。安倍晋三采用“令和”新年号并宣布出典为日本古籍《万叶集》，体现了其借助民族文化认同来统合国民意志、推进其修改现有宪法的政治意图。
综上所述，本书以汉诗、汉籍为中心考察中日交往实况，追溯中国文化流播日本的始末缘由以及在日本的受容和变容情况。通过对中日汉籍关系的研究，本书再次确认了一个事实：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经历了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存在变容甚至排斥现象。
文化包括创造、被创造、享受三方面，这三者虽然联系密切，但各自在某种程度上又有相互独立的一面。(3)因此，在研究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研究以本国已经佚失的汉诗、汉籍为对象展开的文化交流时，必须弄清楚它们诞生的文化环境和时代背景。基于这种观点，本书详细考察《白氏文集》复杂的编撰过程和据此生成的诸本。今后笔者拟立足当前研究成果，对《白氏文集》等传播日本后的受容和变容情况进行更为全面、具体的研究。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中日间的书籍往来，特别是关于汉诗、汉籍的研究，近年来在国际上备受瞩目。笔者曾在“书籍之路”概念的倡导者王勇先生的指导下发表数篇相关论文，本次在广大同志好友的帮助下得以将研究成果集结成书出版，实属荣幸之至。读者朋友们通过本书，若感受到本研究课题的重要性和趣味性，则幸甚至哉。
本书能够顺利完成得益于台湾大学佐藤将之教授及好友河野保博、赤木隆幸、植田喜兵成智、沟口优树、樋口能成等人的无私帮助。同时，本书的相关章节译自日文，分别由余水秀（前言）、王谈谈（第一章）、苏亦伟（第二章）、龚凯歌（第三章）、毋慧婕（第四章、第十章）、叶朝霞（第五章、第十五章）、许浩（第六章、第九章）、伊蒙蒙（第七章）、杨亚莹（第八章）、潘志涛（第十四章）、郑睿姝（附录二）等研究生完成初稿，张燕燕协助进行了校对。在此，对花费大量时间助力本书撰写、翻译和校对的上述诸位学友表示由衷的感谢。
(1) 王勇：《从“汉籍”到“域外汉籍”》，《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2) 关于中日“书籍之路”的研究，请参照王勇：《書物の中日交流史》，国际文化工房2005年版；王勇等：《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3)［日］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岩波书店1982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