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 城市马拉松“双轨制”

北马作为中国首个城市马拉松，最初组织模式是“在城市街道举行的专业赛事”，后发展出另一种模式，即在城市举行的大众性赛事，也诞生于北京。

发展史人物|萨马兰奇 国际体育组织官员

一个重大人事变动毫无征兆地发生了。

在洛杉矶指挥女排实现“三连冠”的袁伟民，奥运会后不久被直接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从普通教练员到副部级官员，这是体育系统史无前例的一次提拔，他的个人禀赋和光环，契合特定时期的用人导向。

国庆节后第四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特别提到要大力加强田径和游泳等薄弱项目。抓田径的任务落到了袁伟民头上，这对他来说是新挑战，也是新机遇。

袁伟民在田径界的首次亮相，精心选择了天津市振兴田径运动工作会议，中顾委秘书长、国家体委原副主任荣高棠一同出席。

国家体委训竞三司田径处是具体管理田径的机构，也是北马的实际操作者，一般主张参赛运动员以专业为主，配少许业余绿叶，总规模两三百人。办赛目的还是出人出成绩，这是深具集体认同感的操作模式。

但突然有强人背后推了一把，马拉松的组织模式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马拉松史上有许多重要人物的身影，萨马兰奇是中国马拉松大众化最早的推手。

西班牙人萨马兰奇1980年至2001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他倡议在中国组织万人马拉松，以宣传奥林匹克精神和理念，比赛要向社会开放。最重要的是，国际奥委会将提供赞助。

这种形式和理念，最初被称为群众体育，以后的名字叫全民健身。

后来再回顾那段历史，我们仍不由得对萨马兰奇肃然起敬。

首场万人马拉松定于4月21日在北京举行，令大众跑者非常振奋。甚至到2008年，距参赛并夺得25公里组冠军已过去23年，李燕琨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依然很激动，“比赛那天的北京，晴空万里，阳光明晃晃的”。他还记得，路边有很多年轻的父母抱着孩子看比赛，“我也想着自己的孩子，第二天是他四岁生日，心里美”。

李燕琨是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中有他的影子。

比赛共有9个国家10333人参加，展现了中国人踌躇满志的风貌，一个国家朝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奔去。

这项由专业运动员和群众同场竞技的万人马拉松，一直持续到1990年，跑过的城市有成都、大连、洛阳、昆明和广州。

萨马兰奇先生已于2010年去世，他提议的万人马拉松模式后来发展为年逾千场的现象级事件，并成为中国体育产业增长、繁荣和创新的引擎。

北马10月13日举行，在日本赞助商、电视台的强烈呼吁下，颇有卖点的日本名将宗猛、宗茂兄弟联袂参赛。这对孪生兄弟同以2∶10∶23冲过终点，包揽冠、亚军，在书写佳话的同时，也完善了北马在日本的商业注意力链条。

国内冠军还是云南曾朝学，他在昆明高原闭关修炼了一年，以2∶15∶25获赛会第六，成绩较上一年略微逊色。

同为黄种人，中日选手之间去年差3分钟，今年差5分钟，中长跑界脸上有点挂不住。社会上有人忍不住好奇地问“为什么会这样”。

这时日本最优秀的马拉松选手是濑古利彦，两年前创造了2∶08∶38的亚洲最好成绩。

“都是训练强度不够闹的。”有人统计，日本运动员月平均训练量1000公里，我国运动员700公里；日本运动员35公里训练强度122分30秒，我国运动员129分30秒。

但当即有人反驳，美国萨拉扎尔在1981年创造男子世界最佳成绩（2∶08∶13）前，训练中最多的一次才32公里。

还有人说，是5000米和10000米的基础不够。

从那时起，日本马拉松就一直是我们追赶和研究的对象，但谜团至今无解。

在曾朝学连续两年北马留名的同时，1983年全运会季军朱树春则频频外战。

朱树春去年连续赴香港和伦敦参赛，今年再次参加香港国际马拉松，以2∶18∶34.27夺得亚军，并获1000美元奖金。

与香港相距不到200公里的广州，也在百事可乐的助力下乘风而起，不过它并没有对标旨在品牌国际化的港马、北马，只是单纯想举办一场赛事。

首届百事可乐杯马拉松赛，由广州市各单位组织报名，近2000人参赛。

这算不上广州马拉松的前身，因为两者不是同一个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