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真言和真情

鲁迅的个人生活、和友朋的交往始终与信件相伴。信的内容当然是多方面的，有礼尚往来、有探讨问题、有直抒胸臆、有回敬诘难、有问候、有助人……都透着鲁迅的真言与真性情。鲁迅是一个真实的人、纯粹的人，这一点，从他和亲朋与青年的通信中看，是很突出的。

鲁迅出身于传统的士大夫家庭。周家在清乾隆年间是累世耕读、有万亩良田的望族，后虽渐渐没落，但书香门第家教颇严。祖父周福清由科举步入仕途，中进士后入翰林院，外放“最是吃硬”的县官，后再度入京任内阁中书，一直做了十多年的京官。他希望子孙继续走仕途的老路，以光宗耀祖，但其人亦有着比较开明的一面。周建人曾回忆说：“祖父是封建家庭的家长，但是和别的同时代的家长相比，他比较民主些。”周福清同意幼子伯升和孙子树人、作人进新式学堂。鲁迅去日本留学，寄回剪辫子后的照片，外人看了，盛传周家出了“逆子”，但周福清却认为这不足为奇，应该“入乡随俗”，可见他并不反对接受新文化。祖父是对鲁迅有深刻影响的人，周福清贿考案是周府由盛转衰的大事件，也是对少年鲁迅产生极大影响甚至是刺激的事件。鲁迅保留了自己手抄祖父撰写的《恒训》，其文中贯穿着自立自强、求实通变的思想，这也是和周福清自由读书的主张相吻合的。今存周福清于光绪十五年（1889）自北京寄儿子周凤仪（鲁迅父亲）的信，附有《诗韵释音》两部，另有“示樟寿（‘樟寿’是鲁迅出生时祖父为其取的名字）诸孙”的附信，叮嘱孙辈学诗“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这年鲁迅九岁，这封祖父写给晚辈的信是鲁迅少年时期接触的家信之一。光绪戊戌年（1898），鲁迅十八岁，他赴杭州看望狱中的祖父及陪侍的二弟作人，又经上海赴南京洋务学堂读书。这一时期，他购买宣传新思想的书籍、读《申报》，关心国家局势。在家信中，鲁迅谈到了由维新派办的《知新报》上刊登的一张“列强瓜分中国图”，“言英、日、俄、法、德五国，谋由扬子江先取白门，瓜分其地，得浙英也”，又谈及绍兴一带拆洋教堂，传闻武童杀洋人四名等。这些都体现出鲁迅在青少年时代就已萌生了忧国忧民、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

如果说，嫉恶如仇、刚直耿介的祖父对少年鲁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么，母亲鲁瑞正直、善良而又坚韧、顽强的性格则更加深刻地影响了鲁迅。鲁瑞也是名门出身，虽然没有上过学，却“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能力”，她还是个思想开朗，愿意接受新事物的人，天足运动兴起，她就“放了大脚”。周建人回忆母亲说：“她性格开朗、宽厚，无论我们怎么顽皮淘气，也没有看到她真正动怒，总是那么和颜悦色，无论后来家里遇到什么灾难，她从不愁眉苦脸，总是那么坚韧刚强。”尤其在遭遇一系列灾难——长女夭亡、公公因科场案入狱候斩、丧夫丧子之后，仍顽强地支撑起这一摇摇欲坠的大家庭，在艰难中，将三个儿子扶养成人。有时公公和继室蒋氏吵架，家里不得安宁，她也会站出来说话。周建人回忆：“有一次，他们在小堂前坐着，又吵开了，祖父骂了祖母。我母亲从自己的房里走出来，很严肃地对我祖父说：‘这么大年纪了，还吵什么？头发都白了，还不给小辈做个样子？’祖父没有料到我母亲竟然会出头来，不觉一怔……他看了我母亲一眼，一言不发，逃进自己的房里去了。从此以后，虽然对祖母的感情还是不好，但不再吵吵闹闹了。”鲁瑞对孩子的爱是深切而宽博的，当鲁迅提出求学的要求，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顶着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变卖首饰，供他去南京洋务学堂读书，之后又让鲁迅东渡日本留学。接着，又送其余两个孩子——周作人、周建人走出家门，踏上外出学习的成材之路。鲁迅对母亲则很是敬爱与尊重，外出前、归家后必去母亲房内请安，还常陪老人说话，又买不少小说故事寄母亲阅读。鲁迅在给萧军、赵其文的信中说：“我的母亲是很爱我的。”“感激，那不待言，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起来，大概总算是美德罢……我因为感激她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鲁迅是长子，父亲去世早，家境又如此不堪，因此更增添了他的责任感和孝心，他对母亲、对弟弟，都怀有深厚的亲情。鲁迅听从母亲安排而接纳朱安为妻，也是孝心的表现之一。今天留存的鲁迅致母亲信件，字里行间有许多无微不至的问候。他知道母亲爱孙子（海婴），信中就尽量详细描述海婴近况，好让老人放心；在回复母亲的信中，也让海婴写上几句问候的话；他自己病重后，自1936年起，才在信中断断续续向母亲报告病情，从胃病、肺病，到“吐了几口血”，既没有隐瞒，也不让老人一下子受到精神上的打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敬爱亲人，友爱世人，“孝”是根基。鲁迅与两个弟弟情同手足，通信频仍，在与二弟周作人失和前，常与之书信往来，交代琐事、处理杂务，事无巨细均一一叮咛。“长兄如父”，鲁迅作为大哥，真是竭尽全力，尽到了扶掖之责。虽然当年的信札实物大多已经不存，但在周作人、周建人的记录或回忆中，点点滴滴都有反映，也是他们所永久记得的。而鲁迅、许广平是伴侣，亦是师生，是战友，两人共同谱写了一曲感人、浪漫的爱情之歌。他们之间的通信，有文情并茂的《两地书》出版，便是很好的佐证。

鲁迅对青年总是寄予热切的希望，突出的例子是在发起新兴木刻版画运动中，对于木刻青年的指点、开导。只要有时间，他几乎是有问必答，这些教导大多数是通过信件往来进行的。其中，广东籍青年是突出的木刻群体，他们在人员和作品的数量、质量上，构成了木刻运动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与当时很多追求进步的青年一样，以鲁迅为导师，争相求教；而鲁迅也以“甘为人梯”的精神和他们通信，耐心指导，为他们寄书、购买工具、为作品集作序，甚至资助出版，还推介一些优秀作品参加国内外各项展览。这些青年中有陈铁耕、钟步卿、罗清桢、李桦、陈烟桥、黄新波等，他们坚定地走上了新兴木刻的创作道路，有的后来成长为著名木刻家，为推动中国现代美术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之中，陈铁耕最早寄木刻作品给鲁迅，请鲁迅给予指导。他于1932年7月寄鲁迅泥刻版画五幅，又在12月寄木刻八幅。鲁迅收到后立即回了信。而受陈铁耕影响参与木刻创作活动的罗清桢，则与另一位青年李桦一起受到鲁迅的重视与好评。鲁迅在给金肇野的信中说，“擅长木刻的，广东较多，我以为最好的就是李桦和罗清桢”，“罗、李二人，其技术在中国是很好的”。虽然评价如此之高，但在具体问题上，鲁迅是很严格的。比如，他在1933年7月6日致罗清桢信中写道：“倘许有所妄评，则愚意以为《挤兑》与《起卸工人》为最好。但亦有缺点：前者不能确然显出银行，后者的墙根之草与天上之云，皆与全幅不称。最失败的可要算《淞江公园》池中的波纹了。”罗清桢将作品修改后，又寄鲁迅求教，鲁迅9月29日复信：“蒙赐示并木刻四幅，甚感。《起卸工人》经修改后，荒凉之感确已减少，比初印为好了。新作二幅均佳，但各有一缺点：《柳阴之下》路欠分明；《黄浦滩头》的烟囱之烟，惜不与云相连接。”从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对木刻青年的指导是不厌其烦、循循善诱的，始终充满着热忱与期望。李桦的情况与罗清桢类似，鲁迅在给李桦的信中指出“先生之作，一面未脱十九世纪末德国桥梁派影响，一面则欲发扬东方技巧，这两者尚未能调和”。这是对李桦作于1934年的《色刷木刻十帧》说的。此为李桦的木刻创作探索，他在做版画之前，已有比较扎实的素描等其他绘画基础，这是初入木刻门槛的一般青年很少具备的，故鲁迅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鲁迅对于缺乏创作经验的木刻青年一直是非常耐心而包容的。比如，刘岘与黄新波编了《无名木刻集》请鲁迅作序，拿到鲁迅序言手稿后，由于保存不善，未等刻毕，手稿已毁坏。于是，刘岘只得请鲁迅再写一份，鲁迅并不责怪，当即又写了一份交他，即目前所见《无名木刻集》刊首。这篇序言可以视作新兴木刻运动的发起宣言。刘岘和鲁迅通信始于1934年1月，次年他赴日本学习美术，后回国参加抗日。他一生创作的鲁迅形象作品达百余幅，并发表了许多纪念鲁迅的文章，将鲁迅的教诲一直铭记于心。

王慎思（刘岘）致鲁迅（1935 年 5 月 30 日）

周先生：

前奉上之书六册及信二封均未见回信，我想大约收到了。

《阿Q正传》因为没了木板，改了先前的计划——连环图画—变为插画，现在已刻好了，共廿幅，今奉上。阿Q我整绘了十数次，都看看和心想的不合，就这样虽稍觉还能表现一些麻木的神情，然而，又和原文相差亿里了。原文不是这样吗：“……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闲空，连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只是有一回，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阿Q真能做！’这时阿Q赤着膊，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

其外，我因限于自己技巧的生硬，未必能表现出有原文意思的一二。但故事其中多种的劳作，人物，我是知道离“够格”还远得很。然而，我的打算还刻阿Q连环图，我敬待着先生的指正，好叫我在连环图上改正他们。

我是生在民国，所已（以）辫子我就弄不明白，我简直真画不好：不像了。

以上我所希望先生的请不客气的给我些批评吧。这些时，我刻的极少，因时时生病，所以单幅只有十几幅。

专此敬颂

撰安。

王慎思敬上 五月三十日夜
通讯处：本埠江湾复旦大学实验中学姚昭铭收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