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分工理论

分工具有悠久历史，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个社会制度。分工是劳动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并随着社会发展不断细化，并促使专业化的产生；分工与专业化相互依赖，难以分割。分工理论作为一种基础性理论，对社会运作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极为关键。

分工理论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曾论述了专业化和分工对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并分析了分工产生的原因以及分工的作用。柏拉图认为，人的各种需求是分工产生的根源，“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因此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它为城邦”。可见，柏拉图是从人类的需要及其满足来论述分工起源的。同时期的色诺芬在《经济论》中提出了分工问题，从现实意义角度进行探讨，认为分工能够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并提出分工与市场的密切关系；其在《居鲁士的教育》中阐述了分工存在的必要性思想。色诺芬认为，在小城镇中，匠人必须熟练掌握制作多种生活用品的技能，即便如此，他也很难找到雇主来维持生计。但大城市的情况则不同，人不需要掌握生产各种产品的全部过程，只需要熟练地从事某一手艺或工序就能够使他谋生。可见色诺芬认为分工乃属一种客观现象，它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它一定会长期存在于社会当中。

1776年3月，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著作《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出劳动分工的观点，并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导致生产效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用前三章的篇幅阐述了分工理论，即《论分工》《论促成分工的原理》《分工受限于市场范围》，可见其对分工理论的重视。在《论分工》中，开篇第一句“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从一开始，亚当·斯密明确提出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分工带来的结果。亚当·斯密列举了扣针制造工厂生产的例子，证明了分工促进生产力提高这一事实。亚当·斯密认为，社会分工起源于人们的交换倾向和交换能力。在他看来，分工不是一种为获取集体效益而缓慢产生的自发的人类倾向，这种倾向是天然的性能，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他说：“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这种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的一般倾向，使得人们因为各种才能所生产的产物聚集成一个共同资源，即想要获得个人利益，就要顾及他人的利益。从中可以看出，分工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追求的个人利益，分工也在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驱使下，不断向前发展。此外，市场的范围亦会影响分工的程度。“由于是交换能力引起了分工，所以分工的程度就必然总是要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句话说，要受到市场大小的限制。”这段话高度概括了分工的起源以及分工与交换的关系，即分工源于交易的需要，而交易的能力大小又影响分工的发展。市场范围越大，人们的需求就越多，需求的大量增长意味着人们需要通过分工和专业化，提高生产效率，生产更多商品，来获取最大利润。这一理论很好地阐释了市场与分工之间的关系，拓宽市场，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综观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核心结论：一是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二是分工源于交换的需要；三是分工的深入程度与市场范围大小呈正相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会导致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产生报酬递增，市场范围的扩大又依赖于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

马克思的分工理论继承了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理论内涵，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丰富与发展。他从社会分工和劳动力的内在联系来考察社会分工问题，提出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结果。分工作为生产活动的表现形式，既能解释生产活动的内涵，也能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分工不仅体现了生产力的性质，也体现了生产关系的性质。在分工和交换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分工和交换互为条件，他指出，“分工越向前发展，产品就越不是交换手段，于是就需要一种独立于每个人的特殊生产之外的一般交换手段”。在分工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分工是市场经济形成的基础和动力，分工的广度和专业化程度影响了市场规模的大小。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是一个内容丰富、逻辑缜密的理论体系，其深刻的科学内涵阐释了分工理论的特征与本质，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及发展分工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论述了分工以及大规模生产，强调分工、专业化和规模经济在财富创造中的绝对作用。但与古典经济学将分工视为理论的核心不同，新古典经济学只是将分工作为外生的假定因素之一。自马歇尔之后，经济学研究对于资源配置问题越发重视，分工问题逐渐被忽视。直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产业组织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经济学界才再次认识到分工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杨格（Allyn Young）（1928）重新发掘了亚当·斯密定理，并将其视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是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提出用资源配置问题替代分工问题是不正确的。首先他认为“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这就是著名的杨格（Allyn Young）定理，它解释了报酬递增、分工和市场规模之间的关系，定义了分工概念和衡量分工的标准并分析了劳动生产率对分工的影响。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分工问题有了新的解释：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市场规模扩大导致分工深化，分工深化又进一步导致市场规模的扩大，这是一个循环累计、互为因果的过程。杨格定理表明：一方面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另一方面，市场规模又取决于购买力，即生产的数量，也就是分工的水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杨小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通过对分工问题进一步研究，重新把分工问题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构建起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杨小凯在古典经济学对于分工及专业化的研究基础上，借助超边际分析工具，充分融合当代经济学主流观点与方法，以专业化经济、分工和经济组合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阐述分工与专业化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其理论本质仍是通过交易效率提高促进分工活动深化，导致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以及产品生产环节的延伸，从而形成产业结构的变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产品内分工得到快速发展，产品内分工是指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工序和区段，被拆分到不同国家进行，各个国家利用自身优势参与产品生产价值链的特定环节，并进行专业化分工生产的形式。这一分工方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此进行研究，成为分工理论新的研究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