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说
哲学之变
[荷兰]马丁·斯托克霍夫 钟远征 译
摘要：本文认为，哲学或可受益于回归其片段式的根基，即回归日常个人问题，这种回归同样需要一种“片段式”的方法，即对观视方式的发现和设计。通过探究维特根斯坦关于面相的观点与这种转变的潜在相关性，此论点得以达成。
关键词：哲学的目的 哲学方法 面相观视 维特根斯坦
作者简介：马丁·斯托克霍夫（Martin Stokhof），阿姆斯特丹大学逻辑、语言与计算学院、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译者简介：钟远征，郑州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研究所讲师，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以及后期维特根斯坦研究。
一 哲学之当下
诚然，哲学是光彩熠熠的，有不同的传统、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方法，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哲学之所然、能然或应然的不同观点。但并不是说，这种多样性总是不言自明的，学术机构、期刊、会议，往往只代表这一广大范围的一部分。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哲学远非一个同质的领域。
话虽如此，但宽泛而观，西方传统中的当下哲学学术却是非常专精于概念分析的。在分析哲学中，概念一直是哲学家日用不离的，尤其最近，纯粹的概念分析被扩展到了所谓“概念工程”。无独有偶，时下的大陆学派也愈加强调概念问题，其与分析哲学的差异主要就表现在核心概念的认定上。[1]正是分析传统中概念哲学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下文的背景。[2]
概念分析的核心地位的确立，是一个漫长过程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哲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斗争最为关键。随着自然世界、社会生活和人类文化愈加得到科学方法的佑护，哲学还有什么作为的余地呢？
哲学主要通过专门领域的开拓和与之相称的方法的界定应对这一事关存亡的挑战。科学关乎经验现象，而无论其本质如何，哲学则处理概念。科学使用定量方法寻求律则一般的普遍性，哲学则应用概念分析以寻求明晰性和诸种关联。
这种分工，往往伴随着一种关于概念分析和实证研究如何相关的特定观点。最具雄心的立场将前者置于显著的地位：哲学家为实证科学家准备了地基。其中一位代表是彼得·哈克（Peter M.S.Hacker），他指出：
所以，哲学对神经科学所能作的贡献是概念上的澄清。哲学可以指出，意义的界限何时被僭越了。它可以清楚地表明，影响了神经科学家研究的概念框架何时被扭曲或歪曲了。由此，它可以澄清，知觉关涉于看或拥有种种图像，抑或知觉是大脑所形成的假设这一观念有何谬误。……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心理图像不是虚幻的图片，不能在心理空间中旋转，诸如此类问题。哲学分析的概念澄清对神经科学的成就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而远非与其目标不相关联。[3]
通常，概念分析的背景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一个合切的概念系统对应于事物实际之所是。可以说，哲学和科学所面对的基本挑战，就是找到“在其接合点雕琢自然”的概念，即找到与构成现实的自然类型相对应的概念。这是一个备受质疑的假设，对关乎超越纯物理领域的概念来说尤其如此。当社会和文化元素促成我们对概念的塑造时，是否确实存在这样所谓“自然接合点”（事物实际所是的方式），根本就不是自明的。然而，部分哲学以及大部分科学，都基于自然主义假设而进行研究。此假设认为，终究而论，所有现象都具有客观的性质，这种性质指导了我们研究和解释它们所必需的方式。[4]
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涉及哲学家的专长。但请注意，对科学所使用的概念进行反思和分析，也是科学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对他们中有理论倾向的人而言。有鉴于此，人们或许会问，哲学家需要具备何种具体的专业知识才能有所承担？提这个问题，并不是要否认适当的分工可能对双方都有利，但这后一立场却不是一种富于原则的回答。认为概念分析是哲学与科学的区别，有没有什么根据呢？
哲学中的相关进展所采取的最新形式，是转向所谓“概念工程”的[5]，支持者们不再满足于对概念的分析，无论它是作为一种自主的哲学努力，还是被认作像哈克那样的“第一哲学”。他们声称，哲学承担设计新概念任务的时代到来了。
概念工程师的目标是改进或取代，而不是分析；是创造，而非发现。概念分析家对我们所确实拥有的概念很感兴趣，概念工程师感兴趣的却是我们应当拥有的概念。
他们的课题是规定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6]
一个有趣的问题出现了：何以决定什么是好的、新的概念呢？从定义上看，这些概念将与我们所拥有的概念不同，但有何动机采纳它们呢？有一种答案或多或少地与概念分析相一致，只要我们在使用新概念的理论中寻求决定其描述和解释的充分性的决定因素。但我们仍可能追问，为什么被如此构思的概念工程将会是哲学的专属领域？当然，我们熟悉科学所引致的概念变化，后者颠覆了我们关于空间、时间、生命及其起源、主体和自由意志等的日常概念。问题是，当涉及发展如此这般合切的新概念时，哲学家可能对专业知识有何具体主张。人们在受到实证发现的影响时，尤其会觉得科学家所处的位置更为有利。
然而，增加描述和解释的充分性，或不是设计新概念的唯一理由，后者也可能是出于政治和道德上的原因。综观政治思想和道德观点的历史发展，我们必定注意到，它们中的一些已经伴随着概念上的变化：合法性、自由、道德身份、责任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概念已然改变，而且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变成了更好的概念。因此，概念工程也可被视为一种旨在带来必要改变的积极举措。这里出现的问题类似于前文中的问题：在规范的意义上，哲学家在设计比我们现有的概念更好的概念时，有着怎样具体的专业知识？就此而言，哲学家显然不只想区别于科学家，而是要有别于几乎所有人……
最后，无论是经验的还是规范的，都存在方案上的问题：在何种关乎语义及其与概念的关系的假设下，“开具”新概念才是有意义的？要使之成为一个可行动作，需要满足什么要求？这些都是棘手的问题，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的答案取决于人们如何处理语义和语用学中的复杂问题，而此处并不是进入讨论的地方。[7]
本文将探索一个不同的视角，一种更温和的概念，即哲学对我们的智识以及道德生活的贡献。以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关于面相观视和面相变化[8]的评论作为切入点，我试图论证，其中所涉及的现象组构，描述了一个哲学可以有其用武之地的领域。
二 维特根斯坦，面相，方法
评论家花了一些时间才认识到，面相观视对于维特根斯坦的整体哲学观点颇具重要性。对于面相观视的评论[9]，乍一看可能只是关于视知觉的一个特殊特征的。事实上，维特根斯坦用作插图的那种视觉“谜题”本身虽可能引人兴味，但除了对视觉图像的分析之外并不是特别重要。因此，许多关于《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的标准评论并没有那么关注这些段落，更不用说将它们视为主题了。然而，许多作者已经将维特根斯坦关于面相观视和面相变化的评论，与他对哲学之本性及其方法的观点联系了起来。
一个较早的例子是黛布拉·艾顿（Debra Aidun）。艾顿认为，面相的变化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之间存在着关联，尽管这关联多数是隐而不显的。她说，“没有明确的文本证据表明，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类似于面相观视”。但她指出，在《哲学研究》第129节“哲学研究方法”的部分中有一段话，“其中，他说到那些在哲学上令人困惑的事情的特征，这当然让人想起第二部分介绍面相观视的那个段落”[10]。艾顿所提及的段落内容如下：
那些对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事物的方面，因为其简单性和熟悉度，倒是隐而不见的。（人们无法注意到什么——因为它总是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他研究的真正基础根本不会给谁留下什么印象。除非这一事实曾经击中了他。——而这意味着：我们不会为一度所见到的最显著和最强大的东西所震撼。（《哲学研究》第129节）
艾顿说，维特根斯坦描述面相观视的方式，“与这个描述格外地一致”。她指出，一般说来，当维特根斯坦讨论哲学的目的和方法时，会经常用到“视觉意象”：他谈到“看”“清晰”，并敦促我们：“不要思考，但要看！”（《哲学研究》第66节）。虽然后一种观点在维特根斯坦并非典型，因为看和知/真之间的关系似乎是大多数印欧语系语言的现代词汇的建构。但说来确实是，维特根斯坦自己所描述的哲学关切，和面相观视有着不只表面上的相似，尤其是在面相闪现和面相变化上，另一种对我们隐藏不见的视角的突然实现，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自由的效果。
斯蒂芬·马尔霍尔（Stefan Mulhall）较早以论著的方式涉及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面相观视问题。他的著作详细分析了维特根斯坦关于面相、面相闪现和面相变化、面相盲视，以及关于次级意义和意义体验的方面。著作还探讨了以上方面与维特根斯坦关于心理概念、内在和美学观点之间的联系——也有方法论性质的联系，但是间接的。马尔霍尔主要利用他对维特根斯坦对面相观视评论的注释，来阐述维特根斯坦的整体哲学观点，他认为后者：
表明了维特根斯坦对面相知觉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阐明一种奇怪的视觉体验：在现实中，它强调了与世间事物相联系的人的行为的属人特质，正是后者将人的实践活动与自动机区别开来。[11]
他依凭这个结论来追踪维特根斯坦与其他哲学观点——特别是海德格尔和戴维森的观点——的相似之处。因此，与其他作者不同，马尔霍尔并不主张维特根斯坦关于面相观视的观点和其对哲学方法论本身的观念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而是认为前者指示了一个宽泛的哲学前景，是一个维特根斯坦与其他人所共有的立场。[12]
朱迪丝·热诺瓦（Judith Genova）的著作，在维特根斯坦探讨哲学目的的语境下，更普遍地将面相观视看作“我们观视方式的变化”。由此，面相观视和面相变化的方法论地位变得更加突出。热诺瓦强调，这种方法论的地位并不以规划和捍卫哲学论题为目的。在她看来，维特根斯坦的评论证明了“观视方式的相对论”[13]。在对面相观视评论的详细考察中，加布里埃尔·希尔特曼（Gabrielle Hiltmann）构造了一个在面相观视和方法论之间更为密切的关联。[14]这种关联也是在这个主题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戈登·贝克（Gordon P.Baker）的《维特根斯坦的方法》“被忽视的面相”一卷——的中心主题。[15]在此卷所收集的贝克于身后所发表的论文中，他在讨论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本质、目的和方法的观点时，提到了面相观视和面相变化。通常情况下，这些关联仍隐晦或只被横向引用，但在此也得到了明确的考察。例如，在“语法的面相和面相的语法”一章中，贝克探讨了维特根斯坦关于面相观视、语法、“概念”（观视现象的方式）以及关于方法论的评论之间的关系。贝克起草了一份介乎面相和概念之间的“类比和反类比”的清单，并将它们联系于维特根斯坦哲学方法论中明晰陈述的观念所起到的核心作用：“哲学问题可被追溯至偏见，这些问题是通过提出其他看待事物的方式来解决的。”[16]
这种对维特根斯坦关于面相观视的观点如何被解释的描画[17]，显然是非常简短和不完整的，但却从更局部到更有方法论意义的层面显示了多种路径。在本文的背景下，方法论的分析尤其相关，但这些分析同样也是异质性的。菲尔·哈钦森和鲁伯特·里德（Hutchinson & Read，2008年）在他们所称的“阐明性”和“治疗性”的面相观视之间做出了有益的区分。前者将面相观视和由之而来的种种概念（如明晰呈现）作为一种可以用于更广泛的概念分析语境下的技术。后者则更为激进：面相观视直接被关联于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哲学最重要的（即使不是唯一的）功能，即消除哲学根基处的诸多误解。
显然，像哈克这样的作者所辩护的概念分析，体现了阐明性的观点。澄清概念结构，以之为适当的科学研究准备基础，被认为是哲学分析的一个积极的和实质性的功能。对此，哈钦森和里德反驳道：
这种对事物之为何的分析、绘制或科学观视，是科学的理想，却恰恰不是维特根斯坦式的哲学家所追求的。令人惊讶的是，哈克等人没有看到这一点，这属实是不幸和具足讽刺意味的；他们的明晰呈现使哲学成了（近乎）科学。[18]
他们认为，治疗性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并且将贝克的工作当作关键例证。如果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观点，面相观视是哲学的治疗功能中的一个重要工具，这当然是正确的。任何人的哲学观念中，都有或至少应该有这样的余地：有很多误解需要被澄清。面相观视，特别是被动的面相变化，可以说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合理工具。然而，仅把面相观视的应用限制于这种特定的方法论层面，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在元层面的思考也过多了。以这种方式构建的作为治疗的哲学是一种二阶活动：它是我们为了摆脱一阶哲学所做的（或应该做的）——通过揭露它是基于误解而达成。我们应当注意到，维特根斯坦本人是反对这种对治疗哲学的错误建构的：
人们或许认为：如果哲学谈论“哲学”一词的使用，那么必定就有一种二阶哲学。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的；毋宁说，它更像是处理“正字法”这个词的正字法，而这时它并非就是这样一种二阶正字法。（《哲学研究》第121节）
我们不应声称有从优越的元哲学位置观察和判断基础智力活动的能力，而应当意识到，我们所有的思维都是相互关联的：我们所思为何，我们如何思考，以及为什么思考，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在何为面相观视与它如何运作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中间的立场。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想通过关注两种好似在起作用的力量，来表明这种立场可能是什么样子：自由和限制，其一与治疗有关，其二与概念分析有关。正是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定义了第三种视角。
三 面相与自由
让我们从自由说起，以不同的视角观视可以有治疗的效果，因为它表明被我们当作显而易见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其实却不然。这有一种解放的效果，因为它通过表明一种特定观点不是看待事物实际所是的正确方式，而只是一种视角，即看待事物的一种可能的方式，从而松绑了此观点对我们的严格把控。
重要的是，不要将随后的变化视为放弃了最初的特定观点，认为它被新的观点取代了。如此一来就将假设，毕竟有看待事物的正确方式这一事实。当然了，这是科学所处的风险，也发生于我们日常与世界的大部分接触之中，但对哲学而言却不是如此——至少不是维特根斯坦的说法。“替代”的观点专注于哲学概念的对与错，是一种符合传统哲学做法的观念，这也确定地表明它不是维特根斯坦所追求的。
还需注意，将哲学观点视为错误或不正确的观念，也让我们得以了解激进的治疗观点。因为它好似认为，这般的哲学是基于对事物之所是的谬见。凡此种种必须被这样理解：哲学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对事物之所是提出了错误的看法。但是，如果哲学并不提供替代的选择——正如激进的治疗派坚持哲学之所不能，激进治疗带来的解放实际上就把我们送入了科学的怀抱。在此意义上，这个观点与它所反对的传统概念分析一样是科学的。[19]
但我们声称，正如下文所要阐明的那样，这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所坚持的。在阐述一个关于学习阅读的冗长例子中，维特根斯坦说明了他遵循规则的考量的核心要素。他注意到，学生的学习能力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中断，接着后退一步去反思这一观察的状况为何。
当我说“在此学生的学习能力可能中断”时，我有何意指呢？我是根据自身的经验来传达这一点的吗？当然不是。（即使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那我该怎么说那句话呢？毕竟，我想让你说：“是的，这是真的，人们也可以这么设想，这也可能会发生！”但我是想让人注意到他能够想象这一点这个事实吗？——我想把这幅图像摆在他的面前，并且他对这幅图像的接受在于现在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一个给定的情形：也就是说，把它与这一图像序列进行比较。我已经改变了他看待事物的方式。（印度数学家：“看看这个！”）（《哲学研究》第144节）
让我们来做一些评论。维特根斯坦强调，这样的哲学观察不是经验的：虽然它所观察的可能是经验的事实，但它的目的却不同。他还指出，这不关乎我们想象不同事物的能力，那是论证工作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此中之意。那么此中之意为何？问题的关键似乎包含在这个表达中：“他对这幅图像的接受在于现在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一个给定的情形。”“以不同的方式看待”，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关于“不是这样而是那样”的问题吗？还是“不仅是这样，而且是那样”？激进的治疗派支持前者，维特根斯坦在此所说的似乎支持后者。当一个人教一个学生时，他确实可能遇到这两种情况。学生的学习能力中断了。但也有一种情况，学生学到了我们能教他们的一切，然后继续学到比我们所知道的更多的东西，比我们做得更好。哲学观点的关键，在于让我们记住这两种可能性。
自这种观点看来，面相观视是富有成效的：它创建了我们同样可以使用的替代方案。当然，它仍然是可能有治疗效果的。看到一个给定现象的另一个面相，消除了一种误解，即我们最初的观视方式是唯一可能的。这种对必要性的假设（通常是采取一种本质主义的元观点的结果）被认为一种误解。但我们没有必要放弃最初的方式，不将其作为一种看待事物的可能方式。换句话说，有所变化的并不是我们的观视方式，而是我们朝向事物的态度。或者换一种表达，这种变化是一个认识论层面的变化，也就是说，它与我们如何看待事物有关；它不是本体论层面的变化，也就是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并非基于事物之所是。
就此概念而言，面相观视的能力反映了我们对自身与世界之勾连的内在多元性的认识，而面相变化是对由多元主义带来的内在自由的施行。事物可以不同的方式被看待，而且我们能够利用这一点，改变种种面相，让他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物，我们也可以被他人说服去这样做。
这是我们在广泛的实践中所应用的一种能力，所以不应错误地认为它是专业哲学性的。我们在日常生活、文学、视觉艺术甚至科学中使用它（正如理论物理中思想实验的作用所见证的）。自然，它所采取的形式因我们所关切的内容而有所不同。但在一般层面上，目的却非常一致：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敦促我们权衡除了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其他可能性，将我们从“片面饮食”的案例的后果中解放出来（《哲学研究》第593节）。但话虽如此，它却是一种在哲学领域中特别富有成效的工具，其自身是通过寻求超越经验领域的必要的、普遍的真而形成的。正是哲学所追求的普遍性和必要性，与现实的多元性和偶然性是如此不一致。
因此，对于希求承认多元性和偶然性的哲学来说，面相观视和面相变化是一种杰出的工具：它将我们从观到必然的主导方式中解放出来，并提供了一系列作为解毒剂的可能的替代方案。它之所以能达成解放，是利用了我们的创造力，以及我们在观视上的自由。
四 限制与意义
然而，以不同的方式去观视和思考的自由，并非不受限制。我们的想象力虽可以产生繁复多样的画面和视角，却并不是无限制的。无限的想象不会产生意义，意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涉及在某些方面具有可比性的不同的情状：为了获致意义，我们既需要变化，也需要稳定性。
在《哲学研究》的多处章段中，维特根斯坦承认了限制的存在。在《论确定性》[20]一书中，他更是普遍而明确地承认了这一点。在那些文本中，维特根斯坦观察到，“世界图像”（他如此称谓作为我们语言游戏之基础建构的确定性的框架）的多元性是确实的（《论确定性》第93、95节）。自这些框架所经历的历史变化，可以明见多元性的现实。但也有同一时期的多种世界图像，它们被那些不同的共同体及其子群体采纳。特别对于后者，由面相变化而生发的自由是很重要的。通常情况下，世界图像的多元性导致了所谓“深刻的分歧”，显然不可克服的差异似乎违逆了相互间的理解：意义似乎未能弥合如此深刻的分歧。[21]然而，我们可以自由地观视、想象不同的事物、辨别新面相的多样性是受限的。这些限制因素有两方面：自然的限制和社会文化的限制。
自然的限制来自世界本然所是的方式，其中包括我们人类所是的方式，亦即我们的生理和基本的心理构成。当然，我们确实可以想象，物理现实方面的性质是不同的。不仅科幻文学表明了这一点，理论物理学也忙于想象物理现实之可能的不同方式并研究其种种结果。然而，对于我们的日常实践来说，世界之实然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在《哲学研究》第142节中，维特根斯坦做出了如下考察：
只有在正常情况下，语词的用法才被事先清楚地规定了；我们知道，毫无疑问，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说什么。情况越不正常，我们要说的话就越值得怀疑。如果事情与其实际的情形有很大不同……那么我们正常的语言游戏也将因此丧失其意义。如果经常发生一块奶酪出于不明的原因突然长大或缩小，那么用天平来确定其价格的程序就会失去其意义。
对奶酪块所讲的东西也适合于人类，由于在我们如何与包括我们自己和他人在内的世界的互动中有着绝对的稳定性，我们才得以拥有实际所有的种种实践。
但也有一些限制并非普遍存在，即那些定义了不同的共同体或者处于不同时间点的同一共同体的特征的种种框架。在《论确定性》中，维特根斯坦给出了各式各样的例子：从相信地球是平的到用火刑进行审判的实践。但凡这些确定性在一个共同体中根深蒂固，那么对另一种选择的想象就成了问题。在共同体中，关于另一种观视事物方式的问题，往往根本不会发生。在与一个确实持有另一种观点的共同体的对抗中，严重分歧的危险尤为彰显。
所以，使这两者满意的确定性和约束性就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共同体内，这两个方面在广义上是意义之所构成。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共同体采用了描述语言和非语言实践的框架，这些框架定义了做什么有意义，以及如何谈论这一点。但如果跨越了共同体，构成性的权力就可能会丧失，并可能因此产生误解。[22]
自然约束，即共有的约束，或许会减轻这些影响，而前提是它们被承认其是所是。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所以随后它们就只有部分的效用了，它们使我们看到我们所共有的是什么，但这本身并不能让我们明见在何处存在分歧以及为什么存在分歧。这里，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和思考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哲学作为批判性的反思的用武之地。哲学可使我们追踪（自然的以及特定共同体的）世界图像的构成要素，通过反思自身的实践，看到构成这些实践的一些要素的面相性质，观视和研究新的面相，从而创建初步的替代方案。
正如维特根斯坦在怀疑方面所强调的那样[23]，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同时被囊括其中：我们永远无法完全走出自身的世界图像并且仍然能够做到观视：毕竟，我们所见为何、意义为何，仅仅是因为我们之所观是由这样一幅世界图景构成的。但我们可以通过追踪某些要素如何运作、如何连接，以及通过想象其他方式来加以研究。
这就类似于概念分析吗？是的，也不尽然。面相观视和面相变化在关联于事物的实际属性时，是具有客观性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无论我们有多努力，鸭—兔头的图像都不能被看作鸭—狮头图像。但这涉及主体间性，而不一定涉及本体论的客观性。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世界的生活方式虽确实限制了我们所能看到的东西并进而限制我们做出迥异的思考，但它确实为各种不同的观视方式留出了空间。这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面相观视和面相变化的影响，其重要性（或由之而来的缺陷）更多的是社会文化和历史意义层面上的，而非关乎客观真理。
那么，如此将把与科学家有联系的哲学家置于何种地位呢？对世界图像的考察确实是对真实的、经验的东西的追问。这意味着，就其对象而言，哲学家的思考与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的工作是重叠的。然而，他们各自活动的目标却迥然不同。有别于实证科学家，哲学家并不是在发现一般的类似于律则的联系或者潜在的过程，他的工作也并非解释。哲学家所参与的工作，最终是规范性的。它不仅是为了可能性去开启可能性，而且是出于实践的目的。其中的指导思想是，为了达成实际的或可能的意义，必须有一个实践层面的立场。关键在于：最终，哲学是一种观视和行动，是反思和实践的参与。而对后者的坚持，引入了一种道德的视角。
五 “贫困的哲学”[24]
由此题目显现出怎样的哲学观点呢？我们如何行动在本质上关乎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事项，在此意义上，也牵涉对实践层面的关切。我们所能够设想的实践是一方面，但能够设想的实际作为完全就另当别论了。因此，改变观视方式的能力所能提供的自由，在另一方面是受到限制的。它不仅受制于我们想象力的所能和无能，而且更严格地说，也受制于我们在实践上的所能和无能。实践是由我们所关切的、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事项决定的。面相变化所允诺的自由，因其与构成实践差异的事项相关联，才变得有意义。而实践的差异又与我们对日常生活的关切紧密相连。这就是哲学从面相变化转向实践变化的地方，也是从日常抽离之物向片段之物的变化。
我们好似正在走向所谓“贫困的哲学”。对概念分析的沉迷，似乎是科学主义的替代方案。这种分析要么是准科学，出现于诸如当代分析哲学的语境中，要么是后现代哲学（特别是被用于其他人文学科）。但科学主义有乏真诚，标识了思想的狭隘，这些替代方案恰恰证明了一种无能和不情愿——无能和不情愿地意识到。一方面，确实有很多科学所不能为也不愿为的；另一方面，只有抱持谦逊以及对人类理性之限度的充分认识，才能进入那些科学所余留下的未知的领域。
哲学要在此领域中有一席之地，就需是一种“贫困的哲学”：一种谦逊、不决、批判性的自我反思的哲学，一种提议、提问、观察的哲学；而不是一种主张、捍卫论题、投射愿景的哲学。我们与其开拓一个高度专门化、专有的哲学领域，不如把哲学看作一种处理片段和日常事项的方式，这似乎更加温和，更富有成效。[25]
科学主义是乐观主义的外推，是乐观主义与好奇心的结合。这两者都没有错，只要人们承认存在着并非它们自身的诸种边界。“超越边界”是科学领域内可以发生也应该发生的事情，但它并不适用于科学的局限性。这也是科学主义的失防之处，它没能辨别边界和限度，没能辨别我们目前所知和所理解的种种边界与理解本身的种种局限。
当我们考量人类生活在地球之外的可能扩展时，就面临一个变得非常明晰的领域。对这种可能性的思考（更不用说它的实际实现了）所产生的兴奋，深深根植于这种乐观主义之中，根植于对控制的渴望和对我们获得控制的能力的信心。“决定自己的命运”，“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此种理想既适用于人类物种，也适用于人类个体。
“贫困的哲学”反对这一论调。它反驳对于未来的乐观预测，并代之以对现实的简明体察：人类的状况，人类在实现其理想、克服其弱点上的不断失败，在理解自身生活方面的无能，以及他们从未失落，仍努力的渴望。
“贫困的哲学”的观念是否必然意味着学术哲学的撤离呢？不一定。虽然这确实符合前者的主要原则，即脱离那塑造了作为学术学科的哲学核心的种种论辩。人们也可能会说，要使其具有超越其自身的现实意义，“贫困的哲学”就需要保持在线。但显然，它不能作为这些对话的另一个参与者，因为它的目标和方法根本不同。然而，有意义的地方在于，它应对了那些学术哲学也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或许只是措辞不同，但确实是以不同方式的进路，这意味它的现实意义（如果有的话）也必须以不同的方式产生。这种现实意义不包括提供替代的答案或者不同的论点。毋宁说，它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以拓宽人们的视野。
对于大多数接受过分析哲学学术训练的人和那些以通过其特有的方法追求其特有问题为业的人来说，“贫困的哲学”可能没有太大的价值。对于构成当下哲学的其他主要的进路而言，或许也是这般情形。然而，活跃在这些传统中的人确实有理由去反思他们所从事的研究范式的本质，并探索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作为。当然，在初期阶段，当人们被引至传统的方式和手段时，去理解那些被追问的问题、得到辩护和挑战的答案以及所使用的论证类型时，在人们所受训练的形成阶段，可能会觉得需要退后一步，并改变研究的视角。
“贫困的哲学”是看待事物的一种不同的方式：并不是通过以其一己之力挑战主流范式，而是通过提供另一种视角，通过空间的创造以及对于局限性的觉知。
[1] 感谢Tamara Dobler分享她对概念工程的观点，同样感谢Deva Waal分享她对日常生活重要性的看法。和往常一样，我要感谢Michiel van Lambalgen就这些相关主题所进行的多次对话。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同意此文中的任何一个观点。福柯的“考古学”和经典现象学的没落，可作为一个主要的案例。
[2] 因此，下文中的“哲学”（或多或少）指的是“当下的分析哲学”，出于易读性的考虑，我们将避免将此限制明确化。
[3] 在哈克[Peter M.S.Hacker，“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emotion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iatry，16（3），2004，pp.199-208]，以及哈克和迈克尔·班内特合著的书（Max Bennett and Peter M.S.Hacker，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Neuroscience，Oxford：Blackwell，2003）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情绪。哈克是一个奇怪的例子：他一方面坚持哲学相对于科学有其作用，另一方面却也认定哲学是关乎理解的：参见，例如（Peter M.S.Hacker，“Wittgenstein and the autonomy of humanistic understanding”，in Allen，R.& Turvey，M., eds., Wittgenstein，Theory and the Arts，Rotledge，London，2001）。这两者如何能够调和？似乎只能是由哲学产生的理解与科学所提供的知识有着本质上的联系。在哈克看来，这是好似正在发挥作用的科学主义的隐含形式。但是，为什么科学不能自主地生发与哲学所追求的理解真正不一致的知识呢？冲突是有可能的，事实上也存在这样的冲突：科学告诉我们关于世界和我们自身的事项，但它们根本不符合人类的自我理解，这是我们需要学会与之共处的一个事实。在某些（虽然不是全部）情况下，这个过程可能涉及改变我们对自身的理解，以使其符合科学所教授的内容。但是，就像科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样，“平衡”科学和自我理解的问题也是如此。没有绝对正确的方法，也不存在稳定的设置。
[4] 更多探讨以及关于语言学自然主义观念的应用，参见Martin Stokhof and Michiel van Lambalgen，“What cost naturalism？”in Kata Balogh and Wiebke Petersen，eds., Bridging Formal and Conceptual Semantics，Selected papers of bridge-14，University of Düsseldorf Press，2016。
[5] 人们想知道，这个术语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潜在的科学态度，而理论和应用科学在其中可被作为榜样。
[6] Jennifer Nado，“Conceptual engineering，truth，and efficacy”，Synthese，196，2019，pp.1-21.
[7] 新近的探讨，参见Herman Cappelen，Fixing Language，An Essay on Conceptual Engineerin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特别是第五部分）；对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以及维特根斯坦的多元替代方案，参见杜布勒（Dobler）对概念工程中的标准方法的一些基本假设所进行的批判性分析（Tamara Dobler，Pluralist conceptual engineering，ILLC，University of Amsterdam，2021）。
[8] 面相观视（aspect seeing）和面相变化（aspect change）。将本文语境下的“aspect”译为“面相”，是参照国内学界的主流译法（如韩林合先生的译法）。翻译的基本依据也在于：维特根斯坦本人是以格式塔心理学的著名图像（兔鸭头图）引出其对面相知觉问题的探讨的。具体参见《哲学研究》第二部分第124节。——译者注。
[9] 出自曾经是“哲学研究的第二部分”，但现在被相当正确地称为“心理学哲学：一个片段”，Ludwig 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Philosophy of Psychology：A Fragment，translated by G.E.M.Anscombe，P.M.S.Hacker and J.Schulte，revised fourth edition by P.M.S.Hacker and J.Schulte，Wiley Blackwell，2009，xi。（因原作者在引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时只标注章节，且囿于其所采用的《哲学研究》的版本问题，译文凡涉及《哲学研究》的引用也只在正文中标注章节。下同。——译者注）
[10] Debra Aidun，“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 method and aspect-seeing”，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5，1982，pp.106-115.
[11] Stephen Mulhall，On Being in the World，Wittgenstein and Heidegger on Seeing Aspects，London：Routledge，1990，p.4.
[12] 在这个方向上的其他工作，可参见Jaakko Hintikka and Merril Hintikka，“Ludwig looks at the Necker cube：The problem of ‘seeing as’ as a clue to Wittgenstein's philosophy”，Acta Philosophica Fennica，38，1985，以及Paul Johnston，Wittgenstein：Rethinking the Inner，London：Routledge，1993。对马尔霍尔和约翰斯顿的详细批判性分析，参见Avner Baz，“What's the point of seeing aspects？”，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23（2），2000。
[13] Judith Genova，Wittgenstein，A Way of Seeing，London：Routledge，1995，p.19.
[14] 参见Gabrielle Hiltmann，Aspekte Sehen，Bemerkungen zum methodischen Vorgehen in Wittgensteins Spätwerk，Würzburg：Königshausen und Neumann，1998。
[15] 参见Gordon P.Baker，Wittgenstein's Method，Neglected Aspects，edited by Katherine Morris，Oxford：Blackwell，2004。
[16] Gordon P.Baker，Wittgenstein's Method，Neglected Aspects，edited by Katherine Morris，Oxford：Blackwell，2004，p.291.
[17] 也有作者研究了维特根斯坦的面相观视与其他主题的相关性。宗教信仰主题有John Churchill，“Rat and Mole's epiphany of Pan：Wittgenstein on seeing aspects and religious belief”，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21（2），1998；N.K.Verbin，“Religious beliefs and aspect seeing”，Religious Studies，36（1），2000；J.Kellenberger，“Seeing-as in religion：Discovery and community”，Religious Studies，38（1），2002。教育主题有Stefan Ramaekers and Paul Smeyers，“Child rearing：Passivity and being able to go on：Wittgenstein on shared practices and seeing aspects”，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40（5），2008。艺术和美学主题有L.B.Cebik，“Seeing aspects and art：Tilghman and Wittgenstein”，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30（4），1992；Michel Ter Hark，“Experience of meaning，secondary use and aesthetics”，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33（2），2010。面相观视在实际艺术实践中的应用，参见Tine Wilde，“Remodel[l]ing Reality”，An Installation Package，Amsterdam：Wilde Oceans Publications，2008。
[18] Phil Hutchinson and Rupert Read，“Towards a perspicuous presentation of‘Perspicuous Presentation’”，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31（2），2008，p.157.这似乎是一个正确的观察结果，但可以论证，治疗的路径实际上也存在同样的潜在错误，即用可说的去辨别有意义的。参见斯托克霍夫对此的论证：Martin Stokhof，“The quest for purity.Another look at the‘New Wittgenstein’”，Croat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XI（33），2011。
[19] 更详细的论证，参见Martin Stokhof，“The quest for purity，Another look at the‘New Wittgenstein’”，Croat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XI（33），2011。
[20] Ludwig Wittgenstein，Über Gewißheit，On Certainty，Oxford：Blackwell，1969.（因原作者在引用维特根斯坦《论确定性》时只标注章节，且囿于其所采用的版本问题，译文凡涉及《论确定性》的引用也只在正文中标注章节。下同。——译者注）
[21] 这个词可以追溯到福格林：Robert J.Fogelin，“The logic of deep disagreements”，Informal Logic，7，1985。详见拉纳利的概述：Christopher Ranalli，“What is deep disagreement？”，Topoi：A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hilosophy，2018，以及普里查德的论述与维特根斯坦式的确定性的关联：Duncan Pritchard，“Wittgensteinian hinge epistemology and deep disagreement”，Topoi：A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hilosophy，2018。
[22] 著名的木材货商的例子（参见Ludwig Wittgenstein，Wittgenstein's Lectures on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Cambridge 1939，edited by Cora Diamond，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以及Ludwig Wittgenstein，Remarks on the Foundation of Mathematics，3rd edn，Blackwell，Oxford，1978，I）他们依照一堆木材的表面面积而非其体积去卖木柴，这说明了在现实设定的限制范围内是有自由的余地的。与我们不同的做法或让我们感到困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完全是不可能的。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那么这里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或许会说，“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23] 如果你试图怀疑一切，你就不会怀疑任何事情。怀疑自身的游戏是以确定性为前提的。（《论必然性》第115节）
[24] “Philosophie pauvre”，此章题目被加了引号，恰与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的著作《贫困的哲学》同名。——译者注。
[25] 这种“日常哲学”的观念可以在许多作者身上找到，例如，德瓦·瓦尔（Deva Waal）新近对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的研究（Deva Waal，Everyday Philosophy：Husserlian Doxa，Wittgensteinian Certainty And A Shared Turn Towards The Everyday，Ph.D.thesis，KU Leuven，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Group，Institute of Philosophy，Leuven，2021），就表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