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是新英格兰在3月很典型的一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而街上却没有积雪。大风呼呼刮过，让人感到格外冷。我一直在屋子里看电视，希望波士顿的学校暂时停课。周边城镇的学校都已经因为这场大雪停课了，而我们学校却没有。我确定有些教师将无法赶来上班，但孩子们会来上学。由于要不停地找教师来代课，这会是混乱的一天。不过，这也许是件好事。按照彩排时间表来看，戏剧课的进度已经落后了，如果一些学术课取消了，那么戏剧课的教师就可以让孩子早点进行彩排。我看了一下日程表：学校参观日！今天是学校参观日，按照安排，附近社区一所综合高中会有一大队人来校参观。我想不起来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了，但是如果他们的学校停课，我想他们就不会来了。思索过后，我跑出去铲掉了车上的冰雪，慢慢地驶向学校，心中仍然希望在收音机中听到停课的消息。
当赶到学校，我看到学校物业领班巴迪正拿着吹雪机清扫人行道。他朝我摇摇头，好像在说：“竟然还没有通知停课啊？”我对此也同样感到气愤，遗憾地朝他笑了笑。就在这时，为来参观的客人送咖啡和百吉饼的人开着车来了。教育艺术中心主任科里·埃文斯正在大礼堂设置VCR，摆放椅子，以防客人突然来访。学生们成群结队地来上学了，他们互相打招呼并拥抱对方，甚至还有人在走廊上互相追逐，他们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他们表现得好像彼此已经分开了几个星期，而不是仅一个晚上没见。有的学生去自助餐厅吃早餐，有的学生去自己的储物柜那儿准备第一堂课要用的东西，湿答答的雪从他们的大衣和靴子上滑下来，到处都是水。巴迪的助理迈克耐心地擦干大厅的地面，以免地板太滑学生会摔伤。“现在要小心点，慢点走。”他提醒着那些兴高采烈、正在互道早安的学生。
我在等待今天的来访者时，回想起上个月来参观的一队人，他们的学校是一所城市学校，几十年来学生成绩都很差，被教育部评为“表现不佳”。他们被告知，在4个星期之内他们要做出决定：设计一所新学校，并可能转换为某种试点状态，否则将被州政府接管。他们希望“向波士顿艺术学院取取经”，在拜访我们并看到“曙光”之后，情况奇迹般地出现逆转。当时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一次拜访怎么可能成为多年来学生成绩不佳的解药？没有教师或校长喜欢别人告诉他们：“这是你们应该做的……”
波士顿艺术学院的使命是成为“艺术和学术创新的实验室和灯塔”，因此，我们定期邀请教师和教育界领袖来了解我们的课程、项目和结构。我们是一所拥有24年历史的试点学校，在波士顿公立学校学区内运行，只招收住在波士顿市的学生。我们可以自由地创建自己的课程（与大多数公立或特许学校不同），也可以通过面试来挑选自己的学生。我们不会查看考生的学术成绩（我们称其为学术盲申），但我们筛选学生时，会更看重他们是否对自己选择的艺术形式（音乐、舞蹈、戏剧或视觉艺术）有热情并认真求学。每年大约有400名学生参加面试，大约会有140人被录取。
我们的学校很小，位于波士顿芬威地区一栋条件尚可的大楼中，但绝非什么豪华建筑，我们与另一所试点学校芬威高中共享该教学大楼。我们学校学生的多样性反映了我们所在的波士顿公立学校学区学生的多样性（我们的学生中有48％的非裔美国人，30％的拉丁裔，17％的白人，3％的亚裔和不到3％的美国原住民及其他）。在学生的经济条件方面，波士顿艺术学院大约有60％的学生享受免费午餐或减价午餐，而本地区这类学生的比例是71％。我们的确吸引了更多的中产阶级学生来我们学校学习。我们的学生中有13％的人被认定为有特殊教育需求，而当地的这一比例为20％。我们也很幸运，拥有多元化的师资队伍。在我们的45名教师中，有50％的教师会说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有95％的教师拥有本科以上学位。最让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学校的升学率为95％，这与波士顿公立学校的平均水平（不到50％的升学率）形成鲜明对比。由于我们学校既与“典型的”公立高中不同，又有很成功的方法，这对地方教育决策来说很重要，因此，我们每年都要接待大量来访者，包括对实施变革感兴趣的学校教师和领导团队。
为了不让自己和波士顿艺术学院的教职工显得好像无所不知，我同样愿意说出我们感到很棘手的问题。有时我称之为“分享我们的伤与痛”。我认为，无论我们多么认真、自觉地进行准备，那些来访的人都不大可能从我们的准备中学到很多东西。令我惊讶的是，当我们的学生讲述自己是如何在课堂上努力并取得了成功时，上个月参观我们学校的来访者对此印象深刻，我们的学生讲述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应该不算什么稀奇的事，他们自己的学生也会这样做。一名学生谈到了自己无家可归，波士顿艺术学院的学生支持团队帮助她找到了住房和兼职工作，这样她就可以继续上学，同时在经济上更加独立。除了一门科目，她所有课程都通过了。来访者对她的故事感到悲伤和认可，他们每个人都认识处境相似或更差的学生。
波士顿艺术学院一些母语是西班牙语的学生谈到了一个西班牙语课上的作业项目：自己写一个故事，然后去当地的双语学校向低年级的学生大声朗读这个故事。教这门课的老师解释说：“对于许多以前在学校表现不佳的学生，用母语完成的作业项目使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学业是如何与自己的生活以及社区联系起来的。通过这种方式，学生感到自己对那些2年级学生来说如此重要，我的学生们喜欢这种感觉！有些学生甚至被要求提供签名，就像他们是已发表作品的作家一样。我的每个学生都按时完成了作业，并且做得很好。”来访者眼前一亮，似乎在说：“是的，这也是我们可以进行的一项活动。”
但是当波士顿艺术学院的教师和学生谈论学校的整体举措时——例如带领全校学生参观大学、每周一次的教师专业发展研讨会、艺术课与学术课的融合、学校的整体评估系统以及我们的咨询项目等——来访者都表现得很安静，几乎是无动于衷的。我想，我们的这些举措对他们来说可能过多。个人的课堂努力可行，但整个学校一起采取举措好像很难行得通。
这就是上个月的一些访问情况，我想我不能再回忆之前的情景了，必须得为今天的参观做好准备了，虽然还不知道今天是不是真的会有人来参观。
我已经预感这将是混乱的一天，因为我已经知道有4名教师因为暴雪而无法正常到校。我在第一节课上课前与两位科学教师拉米罗和马克商量，询问他们是否有人可以为遇到交通堵塞的亚历克斯代课。我解释说，代课教师刚才打来电话，说他也无法到校。正在这时，戏剧课教师塞思带着一大群刚从51路公共汽车上下车的学生进来。我跟他打招呼：“很高兴见到你！你们学科中其他老师都不在，我已经让所有要上这门课的9年级和10年级的学生在咖啡馆里等着了。我还在想我是否要教40个学生上戏剧课！”
“这不是问题。第一节课我可以让他们一起上课，等其他戏剧课老师到校之后，再把学生分开。我现在就带他们上楼！”
高年级学生要上人文课，教师却不在。正当我考虑着把他们安排到哪里的时候，我看到了许多陌生的面孔：我们的来访者。好家伙！这些教师之所以显得如此突出，不仅是因为我不认识他们，而且还因为他们都是白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看起来有些尴尬，甚至有些恐惧。当中产阶级白人突然被一群吵闹的非裔学生包围时，都会有这样的表现，我没有为此而感到紧张。
我一边自我介绍，一边将这些教师从喧闹而拥挤的大厅带入礼堂，他们在那里脱下满是皑皑白雪的外套，或快或慢地去喝咖啡和吃百吉饼。我发现，世界各地的教师在受到尊重和热情款待时，都会感到非常高兴并且有点惊讶。我花了几秒钟的时间跟来访者说：“大家自己安顿一下，我马上回来。我得解决后面几节课的代课问题。很高兴你们能来，但我没想到你们会过来，因为听到新闻说你们学校停课了。”希望我没有表达得语无伦次。
回到大厅，我看到了要去上人文课的肖恩。“肖恩，你能把迪亚兹女士班上的学生带上楼，然后开始自习吗？你知道你们今天要做什么吗？”
“我们正在做小组作业，阅读同伴写的文章。并不是所有人的小组同伴都在这儿，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这样，他向同学们招手示意，学生们集体离开了。我想多亏了这个有责任心的学生。我们一直以来在学校鼓励并奖励这种行为，现在看来这种努力是有所回报的。
“我们这篇论文可以推迟演示吗？”杰西卡问我，“如果有的小组成员不在这里，而我们明天必须进行演示，这就有点不公平了。”
“等迪亚兹女士来了，她会跟你们讨论这个问题。”
“我只是觉得您或许可以告诉我们这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分数，您知道有些老师会怎么做，他们可能会说，不管怎样，这个截止日期就在这儿。但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我现在不担心这个，杰西卡。”我想让自己听起来耐心一些，我知道杰西卡在作业能否通过这件事上如履薄冰，我怀疑她是在利用暴风雪来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完成作业。“你现在应该去赶上你的同学们。”她缓缓地走了，仍在喃喃自语，抱怨着天气。哎，我想，就在我和肖恩交谈后有些自鸣得意时，杰西卡将我拉回现实，我们的学生也会像其他地方的高中生一样生气和抱怨。
我回去找那些在礼堂等候的来访者，他们中有一个人个子很高，眼睛炯炯有神。他自我介绍说，他是这次来访团队的带队老师。
“我们花了6个月的时间才获得许可来参观，这点雪还阻止不了我们。我们现在人数超过了12个人，希望这没关系。”虽然我心里千头万绪，但是他的热情让我感激和自豪。这些教师努力来到这里，并为参观我们学校而感到兴奋不已。我感到自己放松了下来。
“当然可以，我们很高兴大家能克服困难来参观。”大家都喝完咖啡后，我和科里就带领着大家开始正式参观学校了。我们的一些学生代表也加入了我们的参观行列，还有很多学生也希望能参与进来。一位学生说：“我们的教师不在，没有人来代课。我们希望能过来帮帮忙！”我和科里商量，我们其实可以将来访者和参与活动的学生进行一对一或者一对二的分组配对，这样也可以为来访者更生动地介绍学校。
来访者来自于波士顿郊外的城郊社区，他们所在的学校在课程设置、大学录取率和马萨诸塞州综合评估系统（MCAS，Massachusetts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System）通过率方面均被认为是全州最好的学校。为了让孩子上这所学校，许多家庭搬到了这个社区。但是教师们仍然表达了极大的不满。带队老师加里解释说：“我们希望组建小型学习共同体，要了解2000名学生实在太难了，如果我们的学校更小一点，那么学生会学得更好，他们会更关心学校，更关心彼此。现在让人感到残酷的是，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获得好成绩才是最重要的。为此，他们不在乎身边的任何人，包括我们在内。我来这所学校已有27年了，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其他人也表示有同感。一位教师说：“我们开了很多次家长会，也多次与学生开会，尽管如此，对学校结构进行调整还是遇到了巨大阻力——每个人都担心这会破坏我们的音乐课或我们开设的大学预修课程1。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境地：如果我们能提供一个清晰的计划，那么家长们就愿意听一听。”
教师雪莉是位娇小的女士，梳着一头时髦的金发，她突然说：“关于小型学习共同体的想法引起了很多争议。家长和其他人不仅仅是担心我们会失去一些什么，而且他们无法理解到底要有多‘小’。他们只是不相信这会对学生有所帮助。老实说，我们当中有些人也不相信。我上的就是一所大型的高中，我觉得也不错。”
对我而言，这位教师触及了学校变革困难重重的本质。大多数教师之所以成为教师，是因为他们以前在学校表现出色。他们认同并适应学校结构：一切都“不错”。教师如何才能真正理解不同于自己学生时代的方法？我在听教师们描述自己曾经的校园生活时发现，他们往往没有考虑到他们自己是成功的学生，而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呢？
许多综合性高中都有荣誉课程2、大学预修课程、职业课程等。通常，只有上过荣誉课程的学生修读大学预修课程。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很快就会发现，确实是上过荣誉课程的学生会获得更多关于如何考入好大学的建议。教师们年少时都是很成功的学生，他们通常都修读了荣誉课程，他们在描述自己的中学生活时鲜有批评。他们承认，大学预修课程或荣誉课程中很少有非裔和拉丁裔的学生，但他们很快补充说，音乐课和体育课都是混班上课的。他们常常会说自己的高中真的很棒，而且学生非常多样化。另一位来访者——一个头发稀疏，扎着马尾辫的中年男子，打断了我的沉思。我刚刚正在想诸如“不错”这样有力量的言语实际上是如何与个人的背景和经历紧密相关的。
“不过，我们认为长课时教学计划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来进行强调，“如果我们可以延长每节课的时长，那么情况就会好转。该计划的这一部分已经获得批准，但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说服人们相信小型学习共同体。”
我想知道这位教师为什么会这么肯定长课时教学计划就是那个解决问题的答案。这些教师是否可以同样肯定地强迫自己来质疑小型学习共同体？可见我们在学校中提出棘手的问题有多么困难，我再一次为此感到震惊。
我问：“那么你们今天要问什么？”
很多教师说，他们想更多地了解在更长的课时内（而不是通常的50分钟上课时间）进行排课的成功经验和挑战。他们还说，他们听说我们是一所面向所有学生的中学，他们想知道的是我们如何将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纳入常规班的。一位教师说：“我们不能放弃大学预修课程，但对于那些在学业上比较吃力的学生，我们肯定需要做得更好，而且这些学生通常是我们的特殊教育学生。”
另一位教师说：“实际上，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将小型学习共同体引入我们的学校。”
我相信在这一天当中，我们的来访者将有机会来找到问题的答案。但是，除了找到答案之外，我希望他们会注意到，波士顿艺术学院的决策过程中同样也存在固有的冲突和需要面临许多选择。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们能够意识到问题是我们决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认为，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提出并解决那些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勇气指引着我们的前进之路。正是这些问题使我们专注于学生的需求。
我们正式出发了，带领着来访者去逛逛我们的校园，我们的学生代表们雀跃起来，他们似乎准备好要炫耀一下他们的学校了。
当我们顺着楼梯往三楼走时，拉琼在楼梯平台处拦住了我们。他做了个自我介绍，并与队伍中的所有人握手，像一位完美的绅士。拉琼的穿着无可挑剔，虽然他没有穿过分华丽的衣服，但衣服很整洁，裤子熨得笔挺，系着领带。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系领带，他说：“对我来说，系领带意味着我要认真对待事情，认真对待学校。我认为有时一个人穿得如何，就会做得如何。”他说话清晰明了，声音也很好听，使人想要赞同他所提出的任何观点。他对我们的来访者很热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让他们感到有些惊讶。“我在学校学习声乐。我还领导着我们新组建的男生合唱团，希望让年轻人更有责任感，并让他们围绕自己关注的问题或现象进行创作和演唱，尤其是作为非裔或拉丁裔。我们中有太多人辍学或入狱，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点。我现在是一名11年级的学生，明年毕业，希望你们能参加我们的春季音乐会。这个音乐会会很棒的。”说完，他下楼去上课了。
我转向一位教师说：“他的进步真是太神奇了，他现在的穿着打扮让我感到吃惊。他刚来时不听管教，跟其他学生打架。他被两所高中开除过。但是他有着天使一样的嗓音，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引导他作出改变。他有严重的学习障碍，由于没有通过马萨诸塞州综合评估系统（MCAS）测试而无法获得高中文凭（仅能得到肄业证书），他已经考了5次了。他去年在州议会上作证，我随身带着他的证词。”我展开了一张皱巴巴的纸并将其抚平，以便我旁边的教师可以阅读。
我内心十分清楚，我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关注，例如在人文课中了解世界，学习音乐技巧，而不是为了一直考试。
MCAS打乱了我们的计划并使许多人无法毕业，这是不公平的。
有些学生觉得自己很失败甚至可能会辍学。
我不会，我将于明年6月获得肄业证书。
MCAS仅仅测试学生是否具备高中毕业所必备的部分技能。
即使从小在很混乱的环境中长大，我们照样在学校可以做到以下几点：
被尊重；
做一个更好的人；
跟不同类型的人打交道；
自尊自爱。
MCAS只会使我和其他人丧失信心。
我不希望我的弟弟和妹妹也经历这些。
我希望一些优秀的学生不再因为MCAS而毕不了业。
MCAS并没有涉及这些学生掌握的其他技能。
我希望马萨诸塞州的所有立法者考虑取消MCAS。
这个考试所做的只是伤害了无数的学生。谢谢。
这位教师看过后，问我她是否可以将其递给其他同事看看。教师们一边读他的证词，一边点头。最后一位教师看过后把它还给我，我小心翼翼地收起来了。她说：“真是可惜了，他是个很可爱的年轻人。很幸运，我们学校不存在这种问题。我们所有的学生都通过了MCAS测试，通常是一次通过。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教授考试的内容，因为我们的学生家长接受不了孩子不及格。”
我告诉访问团的教师们，尽管拉琼的情况很极端，但我们有很多学生需要多次参加MCAS测试。“除了测试以外，我认为还有很多其他方法可以评估学生的成绩。我想提供一次机会来讨论MCAS测试，这样一来，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对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理解我们需要一些标准测试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些考试给学生带来的不便，这种不便让我感到非常难过。为什么拉琼不可以通过一系列作品集来展示他的学习成果？如果MCAS测试只是作为学生表现的参照，而不是决定学生是否能毕业的重大考试，那我会觉得还好。老实说，不给拉琼文凭，只给他一纸肄业证书，我不知道这会对他有什么帮助。”当我一边快步前行一边描述我在教育行业的挫败感时，我气喘吁吁，说话速度更快了。当我意识到自己说多了，便赶紧停了下来。哦，是的，我不是来这里说服来访者的，对吧？在短暂的休息时，来访者同情地点了点头。
“这对你们来说确实是个难题。相比之下，我们的学生从小就拥有更多资源。其实，一个人在八九岁之前读了多少书，这真的挺重要的，不是吗？”一位教师说道。
我回答说：“对，我们的很多学生家里没有书，去图书馆或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做作业都是不可能的。这不是他们成绩差的借口，对于我们的很多学生来说，这就是现实。”
这位教师再次点点头。
我想要的不仅仅是同情的点头。我希望每个人都记住，学生的学识和成就不能仅靠一种千篇一律的方法来衡量。拉琼可以创作——他写了这个证词——他显然可以独立思考。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然而，目前判断学生在校是否成功的标准并没有将学生的才华纳入考虑范围。当然，学生需要了解学科知识，但是相比他们如何为了应付考试而去了解世界文明，我对他们如何表述问题以及提出解决方案更感兴趣，这就是我与推崇考试的人之间的基本矛盾，推崇考试的人认为这种方式能简单快速地通过分数判断学生的学习情况。他们经常说：“我们需要知道学生们掌握了哪些知识点，这就是学校的作用所在。”我同意这是学校工作的一部分，但是高效的评分模式并不能使教育体系变得更好，不是吗？如果我们构建一个评估体系，以多种方式展示学生的知识和能力会怎样？如果拉琼有机会与他的教师一起设计出自己的作品集，我想大家就会看到他确实知道些“东西”。有时，我想我可以花一辈子的时间来试图说服政策制定者，不是只有通过答题卡才能判断学生的学习情况——即使我可能不会成功。
我努力停止了关于考试的内心独白，将来访者带入戏剧课教室，学生们正在排练奥古斯特·威尔逊创作的话剧《藩篱》中的场景。突然，一名学生夺门而出，愤怒地将门甩在身后。教师雅伯勒悄悄走出去跟在她身后，并示意其他学生继续自己手头的事情。门仍然敞开着，我们听到了她们的谈话。“怎么了，帕梅拉？”教师平静地问。
“我只是讨厌这里的一切都跟种族扯上关系。我讨厌这出戏，当你让我们做这种练习时，我们所谈论的就只是白人有多么的糟糕。奴隶制不是我的错，我是白人也不是我的错。”
雅伯勒女士平静地回答：“这和你是白人无关。你在表演一个场景，你在学习成为一名演员，就要像扮演的角色一样思考。罗丝关心什么？她喜欢什么？什么让她生气？”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会这么说，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演这样的戏？我真是受够了。”
“我们在这里排练过很多话剧，只是这个学期我们要学习这部话剧。现在，我需要你回到教室，准备好给全班表演这场戏。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这出戏确实带给我们许多反思。种族问题总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无法忽视它。”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帕梅拉打断了她，“我想说的是，我不想总是谈论种族。”说完，她像离开时一样愤怒地回到了教室。
我将来访者带出教室，来到了帕梅拉和雅伯勒女士刚刚谈话的走廊。我关上了教室的门，学生们还在继续排练；当雅伯勒女士离开教室后，没有学生停下手头的任务。大多数来访者脸上都露出震惊和不赞成的神色。其中的一位教师说：“我们学校几乎都是白人，我认为我们的校园不存在这些问题。”此刻，我什么都没说，但是我确定她的校园中一定存在“那些问题”。种族问题无处不在，无论我们是否看得到。我心里很生气，但控制自己没有长篇大论地谈论种族问题对学生成绩的影响。
“好吧，”另一位教师开始说道，“即使这些问题在我们的校园里存在，但我看到走廊上如此激烈的师生对话之后感到很不舒服。同时我也在想，这些问题真的适合在学校里进行讨论吗？”
再一次，我控制自己没有进行激烈的反驳。我平静地回答：“对我来说，学校必须面对并反思一些由种族、阶层、性别、语言等因素引起的社会问题，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我心里想，难道我们没有责任提供平台和空间，让学生和教师真正地跨越差异进行互动？我抬头看着来访者的脸——有些人看上去一脸茫然，我不确定他们能理解多少。
参加这次校园参观行程的学生代表之一阿曼达询问她是否可以补充一些看法。“首先，谈论差异并不容易。我们只是想当个小孩子，忽略所有的这些问题。我来自郊区的学校，就像你们学校一样，但这里在很多方面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真正的文化冲击。我一直以来成绩都很好，并且为所有大学预修课程做好了准备，但是当我来到这里时，我了解到没有大学预修课程，只有双学分课程，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学校附近的大学上课。我还了解到，这里没有单独的荣誉课程，只有我们所谓的‘公开荣誉’项目，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课堂上做额外的任务。我必须激励自己去做额外的任务，对此我感到不满。有时候，我觉得我会因为一些同学减慢我的学习进度，至少我认为他们在学术课程中拖了我的后腿。”
一位教师立即说：“我们不能那么做。我们的学生家长会被吓坏，学生们也一样。他们还怎么考进哈佛？我现在好像就听到反对意见了。”
另一位教师却不同意：“我们从未思考过这些，这可能是一个有趣的讨论话题。”
我打断了讨论，说道：“我想告诉大家，这所学校已有多年的历史，并且安排了11套不同的日程表。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方法，为像阿曼达这样的需要帮助的学生提供更多支持。自从我们开始办学以来，平衡学生的学术成绩与艺术技能一直是我们的核心问题。对此，我们还没有正确答案。”
“这听起来太混乱了，”一位教师说，他认为应该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这给教师带来了太多负担，谁可以在同一间教室满足所有这些需求？”
“但是，”我问，“你们让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和所遇到的困难透明化会怎么样？那么，社区家长和其他人会不会更宽容？”
我讲话时，这位教师有点畏缩了。他告诉我：“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敏感的词——‘透明’。我不确定我们的社区是否会容忍真正知道事情背后的原因。我一直觉得我们的社区——学生家长和其他从学校毕业的人——希望学校就是他们所了解的样子。”来访者点头表示同意。
我思考着这些话语中所蕴含的道理，这就是学校改革工作如此困难的原因。每个人对学校都很了解，因为大多数人都上过学。如果说过去这些年来我在改革学校的工作中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必须在投入改革之前就了解社区的背景。我甚至不会想到“透明”是一个敏感的词汇。这个小细节让我能想象出来访教师们所处的社区是怎样的。我认为每个人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特权和财富并不总是会使教育变得更容易一些。
当我想到自己在学校的工作时，我意识到我和我的同事们正在做一项很精细的工作，可能会犯下很多错误。我还知道，我与同事紧密合作，能够阐明构成我们社区需求的基本问题，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我不断想起维托·佩龙（我的朋友和导师，也是我最喜欢的书《致教师的信》的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我说的话。他听到了我和一些教师就家庭作业在进行争论，我们正在反复讨论学生总是不做作业这件事该怎么办。我们讨论了用各种严厉的方法来惩罚他们，包括给他们低分，这样能激励他们去做家庭作业。维托平静地问道：“为什么要布置家庭作业？”我们为之一惊，暂时停止了讨论。答案显而易见：因为我们一直都布置。但这个理由显然不够充分，这个简单的问题引导我们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在这里我们允许自己提出那些看似简单但实际上非常复杂的关于“为什么”的问题。
我努力将相同的思路带入波士顿艺术学院。这并不是真的为了找到答案或解决方案，尽管我们都希望实践效果更好，但我们最终还是为了找到更具关键意义的问题。多年来，在所有相关人员的艰苦努力下，我们能更好地分享成功和失败的经历，更好地描述我们的学习过程。来访团队参观之后，我们进行了交谈，我谈到了这个想法。
一位教师回应说：“到最后，对我们来说，考进竞争激烈的四年制大学的学生人数还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只是陪衬，我不知道您是怎么颠覆这个惯例的。”
“我不确定我是否知道确切的答案，但是我知道关于成绩，谈论的不应该仅仅是标准化考试的分数。在这个国家，学校都在谈论‘缩小成绩差距’或‘平等与获得机会’，但是这些词语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们如何将其应用到日常学校生活中？”我突然停了下来，“哦，天啊，我说了太多自己的想法。但实际上，我想说的是，我们学校发生的一切都始于我们提出的关于统一准则的问题，这就是它如此令人兴奋的原因。”
当来访教师们收拾东西说再见时，我观察了他们的表情和肢体语言。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面无表情，这是接收信息过多的表现。还有人则陷入了沉思，沉默无言。我想，他们开始思考自己的所见所闻。早期有来访者来我们学校参观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流露出敬畏和钦佩的神情、没有受到启发的话，我会感到失望。我希望他们为我们加油打气，以此来肯定我们的做法。但是现在，我很高兴看到这种不同的反应。我猜想教师们在离开我们学校时是在思考着他们自己学校的教育模式，也许他们已经准备好要进行讨论，希望他们能提出更多问题。
我在本书中讲述的故事是关于我和我的同事如何应对一系列问题的例子。我相信，作为学校领导和教师，我们提出的问题可以推动整个行动过程，推动我们改善学校的日程安排、课程设置、纪律和评分政策、师生之间和教师之间的关系。
每天我都能遇到这样一位教师或学校负责人，他们有勇气并且愿意提出可能违背规范或标准的问题。他们愿意和同事们在学校、更大的社区和其他专业组织范围内一起探讨学校的问题。我认为所有教育工作者都应该问自己：你们学校主张什么？为了贯彻这一主张，如何使课程具有相关性？教师、领导和学生在帮助塑造学校形象方面扮演什么角色？我们要避免问什么问题？我们所面临的困难背后反映了什么问题？
为了解决诸如此类的疑惑，不同的学校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方法，这些方法与我在波士顿艺术学院采取的方法不同——实际上，他们必须这样做。每所学校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每个解决方案也是如此。也许有的学校旨在通过科学技术而非艺术来吸引学生，或者有的学校就是更加注重个人努力而不是集体互动。不管怎样，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只要花时间去了解自己的学校，坚持自己学校的特色，并且正在为学校确定新的行动方案，我相信他们也会确保学生取得更好的成绩。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现在必须找到方法，为城区高中（实际上是所有高中）创造新的可能性。我认为我们的学校还没有竭尽全力。做出改变不是由校长和其他学校领导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我们能否继续提出并尝试处理最棘手的问题。我讲述自己克服这些棘手问题的经历，不是为了提供指导或解决办法，而是为了让大家看到这些棘手问题是什么样子的。我想让你们知道，一个已经在直面棘手问题的这条路上走了很长时间的人仍然觉得这条路充满乐趣而又意义非凡。
1 大学预修课程，又称AP课程（AP，Advanced Placement），由美国大学理事会赞助和授权，相当于美国大学课程水平，比一般的高中课程更深入、复杂和详细，美国高中生选修AP课程对于未来美国大学申请是一个加分项。
2 荣誉课程，美国高中教育特有的区别于标准课程的一种课程形式。荣誉课程的授课内容是为成绩优异的学生设置的，难度介于常规课程和AP课程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