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为儿曹作马牛

——齐白石的亲子情

“老为儿曹作马牛”是齐白石一方印的印文，在诗中，他也写作“宁为儿孙作马牛”。

爱自己的孩子，源乎天性。但“老为儿曹作马牛”的观念，更具中国传统精神的特点。正常的人都爱自己的儿孙，因为爱，才甘愿“作马牛”。社会学家可以做出更复杂深刻的解释，如它与繁衍后代的需要，与重视血缘关系的中国社会结构和农业文明有关等。单论天性，大凡中国人外国人、城市人乡村人，都有爱孩子、为孩子做奉献的共性，如果联及不同的文化传统，则可以看到在中国，尤其中国农村，这种观念表现得特别典型与浓厚。齐白石在宗法制农村生活了50多年，他的家庭是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他充分享受过祖父母、父母的爱，他承继这个传统，也爱孩子，愿“为儿曹作马牛”是很自然的。但像他这样，把亲子之情浓浓地倾注于诗歌、文章、绘画、篆刻作品中的，中国美术史上的先例并不多。这不但令人感动，也使我们对他的内在世界有了更多了解。

1913年，白石第二子齐子仁病逝，年仅20岁。事后，他写了一篇《祭次男子仁文》，追怀子仁由幼到大的历程，描述失子的悲痛、悔恨之情，读来催人泪下。其文曰：

吾居星塘老屋，灶内生蛙，始事于画，为家口忙于乡里。仁儿兄弟虽有父，实若孤儿。前清光绪廿六年春，借山狮子口居焉，仁儿年六岁，其兄十二岁，相携砍柴于洞口，柴把末大如碗，贫人愿子能勤，心窃喜之。夏，命以稻草棚于塘头守莲，一日吾入自外，于窗外独立，不见吾儿，往视之，棚小不及身，薄且筛日，吾儿仰卧地上，身着短破衣，汗透欲流，四旁野草为日灼枯，余呼之曰：“子仁！睡耶？”儿惊坐起，抹眼视我，泪盈盈，气喘且咳，似恐加责。是时吾之不慈尚未自觉也。卅二年冬，买山于此处，至民国二年秋，八阅寒暑。八年之间，吾尝游桂林及广州，吾出，则有吾儿省祖理家，竹木无害。吾归，造寄萍堂，修八砚楼，春耕小园，冬暖围炉，牧豕呼牛，以及饭豆芋魁，摘蔬挑笋，种树养鱼，庋书理印，琢石磨刀，无事不呼吾儿。此吾生平乐事也。……年来吾归，尝得侍侧，故能刻印。……世变日亟，无奈何，九月初六日忍令儿辈分爨。十一月初一日，吾儿病作，初八日死矣……初三日尚坐吾厨下，手携火笼，足曳破布鞋，松柴小火，与母语尚愁其贫，不意人随烟散！悲痛之极，任足所之，幽栖虚堂，不见儿坐；抚棺号哭，不见儿应。儿未病，芙蓉花残，儿已死，残红犹在。痛哉心伤！膝下依依二十年，一药不良，至于如此！……(82)

白石想起让6岁孩子守莲棚的情景，自责自己“不慈”，说“为家口忙于乡里，仁儿兄弟虽有父，实若孤儿”，是很痛悔的话。但他外出奔波，也都是为了养家，为了孩子。这真是人生的两难！直到晚年，老人在口述《自传》时，谈到子仁之死，还说“深悔不该急于分炊，致他忧愁而死”。(83)子仁并不是“忧愁”而死，但白石老人一生都觉得是自己的过失，致使孩子早夭。这种自责和悔恨，全出自刻骨铭心的爱，出自一个有家庭责任感的父亲朴实而崇高的自省。

胡适在《齐白石年谱》序文中，称赞齐白石纪念亲人的文章都是“朴素真实的传记文字”，“最能感动人”。还说所以如此，是“他没有受过中国文人学做文章的训练，他没有做过八股文，也没有做过古文骈文，所以他的散文记事，用的字，造的句，往往是旧式古文骈文的作者不敢做或不能做的”(84)。这说法不免过分，因为齐白石还是跟着老师朋友学过一些古文的。他能写出这样动人的文字，主要不是“没有受过中国文人学做文章的训练”，而是他的文章发于内心，情感朴素真挚的缘故。

齐白石定居北京的第二年（1920）春，就把第三个儿子齐良琨（子如）、长孙齐秉灵（又名移孙，子贞之子）从家乡带至北京就学。子如很聪明，是最早跟他学画的孩子；移孙是他的掌上明珠，从小就跟着他种花移木，到北京后，入政法学校，成绩优异，齐白石对他更是疼爱有加。1921年秋，白石回家探亲，子如从北京打来电报，说移孙病危，白石心急如焚，同妻子星夜回赶，到长沙又接电报，说病有转机；到了汉口，三接电报，说病已大减。白石释然，寄了一首诗给子如：

电机三报阿移病，沿路鸿鳞慰老亲。

汉口释疑真未死，开缄一笑不成声。

卖画买书非下谋，读书须识有巢由。

吾儿不负乃翁意，宁为儿孙作马牛。

不想第二年5月，移孙又病重，无奈之下，同妻子一起把秉灵送回湘潭，当年11月，移孙死在家乡。白石闻讯悲痛之极，在日记中写道：

十一月初十日，为移孙设灵位，并冒寒自出，求林畏庐为移孙作墓志。昨初九夜当看到贞儿书，言移孙已死，余大呼如儿曰：“我移孙死矣！”如儿大哭，余亦大哭数声，却无泪出，即睡去，亦不忧。初十日始有眼泪。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白石总为失去爱孙痛苦。一年后作《梦家园梨花》诗，序曰：“余种梨于借山馆前后。每移花接木，必呼移孙携刀凿随行，此数年常事。去年冬十一月初一日，移孙死矣。”其诗云：“远梦回家雨里春，土墙茅屋霭红云。梨花若是多情种，应忆相随种树人。”一次，白石游西山，过玉泉，闻泉声呜咽，不由又想起移孙，竟独自一人痛哭起来(85)。

齐白石的次女阿梅，嫁与湘潭宾家，丈夫待她苛虐，经常躲回娘家和亲戚家。1922年春白石回乡，在长沙一个同族家里遇到相离4年的阿梅，见她“憔悴得不成样子”，心里“说不出有许多愁闷”。他作了两首诗安慰她。其一曰：“四载长离膝，相逢更可怜。婚姻惟打骂，骨肉隔云天。……犹余伤苦泪，罗帕为儿沾。”另一首则婉转劝她“另谋出路”(86)，说“赤绳勿太坚，休误此华年”。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像这样直率劝女儿离婚的父亲是不多见的。1925年夏，白石专为阿梅的事回到湘潭，要与宾家离婚，但因为宾家不同意，竟未果。

《白石诗草》中还有一首《慰梅儿》，诗中说阿梅“性气刚时爷可谏（白石按：余有友劝游日本，梅儿以父年将七十，痛谏阻），聪明极处自能书。牛衣卧体原天命，鸡肋容拳岂丈夫。难得顾全能食力，鸣机残卷夜镫孤。”友人劝白石游日本是1925年事，阿梅的劝阻，大慰老人心。“性气刚时爷可谏，聪明极处自能书”两句，道出了阿梅的性格与天资，也写出了他的称许与怜爱。“难得顾全能食力，鸣机残卷夜镫孤”两句，直抒对能读能织、聪明自强的女儿不幸命运的悲叹。

白石诸子中，三子齐良琨（1902—1955年，号子如，别署渔村、渔父）文化基础好，画的也好，是白石子嗣中最得其真传的人，堪称老人的骄傲。1920年，他把19岁的子如带到北京，入中央政法专门学校学习，兼跟他习画，还要子如拜陈半丁为师，到上海向吴昌硕请教。(87)几年后，子如在北京有了画名，也挂单卖画。1924年，子如夫妻租了房子，白石给了他100元的分居费，并作诗云：

吾儿能不贱家鸡，北地声名父子齐。

已胜郑虔无子弟，诗名莫比乃翁低。

这是鼓励他还要好好学诗。一次子如画红蜻蜓，白石补画碧荷，并题曰：

款款轻云风日和，写生狗子笔无讹。

胭脂自入诸君眼，化作蜻蜓下碧荷。

20世纪30至40年代，齐子如大部分时间在湘潭家里，其好友马璧说他“性情恬淡，襟怀阔达而潇洒，生平喜欢乡居”。抗战后期，家乡沦陷于日寇，子如曾一度进山打游击。土地改革后，他不能吃地租了，经介绍到东北博物馆工作，直到逝世。子如能画人物、山水、花鸟，亦擅篆刻，尤以写生草虫名世，他的好友马璧说：“他的草虫样本有三百几十种，奇花异草的样本，也多得很。”(88)还记述说：“白石老人为了鼓励子如画草虫，在民国十八九年前后，曾和子如约定，如果子如用写生的笔法，写一只工细的草虫，就可得银圆一枚的润金。不管子如画多少，他父亲就收买多少。因此子如曾发动邻居的孩子们捕捉蜻蜓、蚱猛之类的小虫，作写生时的活标本。”(89)1946年，齐白石对齐子如说：“子如，你的画笔，很进步了，快要成功了。不过要少走海派的路子，刻印也比我愈出新奇，好罢，做下去吧！我还怕你好过我吗？”(90)1955年，子如患病，95岁的白石老人画了一幅极为鲜艳的《桃实灵芝图》，并题“愿如儿健步加餐长寿”，老人的千言万语，都寄托其中了。可是不久，齐子如还是先于父亲谢世，年仅53岁。

在诸孙中，齐佛来跟随老人时间最久。佛来乃子贞第三子，移孙的弟弟，因子仁早夭无嗣，依传统习俗过继给守寡的婶娘。白石老人怀念子仁，体恤儿媳，对佛来特别地关爱。对此，佛来在《我的祖父白石老人》一书中有生动具体的记述。1928年，11岁的佛来第一次随生父到北京看望祖父，住了近三个月——白石在湘潭的子女乃至兄弟姐妹，只要没有战乱，经常来京小住，有时是他们主动来，有时是白石把他们叫来。每次从京返乡时，老人或者给画，或者给钱。这次临走前，白石把子贞、佛来父子叫到跟前，说：“子贞，我要手扳手背都是肉，上次你们每房分了二千四百元，独佛来这一房只分一千元，这次我要再分给他一千四百元，和你们平均一样。”(91)“手扳手背都是肉”也称作“手心手背都是肉”，意思是儿孙弟女们都是亲骨肉，分钱分物同样对待，都摆平。白石的兄弟6个，湘潭发妻陈氏、北京姬人胡氏都有不少子女。他挣的钱，总是在一定时候平均分给“各房”，关键时刻大分，平时则小分。大分如1941年，因妻子春君在家乡逝世，胡宝珠扶为继室，白石郑重地邀请了在京亲友20余人，到场作证。他把自己“一生劳苦省俭，积存下来的一点薄产，分为六股，春君所生三子，分得湖南家乡的田地房屋，宝珠所生三子，分得北京的房屋现款，春君所生次子良黼，已不在人世，由次儿媳同其子继承。立有分关产业字据，六人各执一份，以资信守”(92)。又如1947年，子贞、阿梅、佛来妻女一行7人，到北京看望白石，一年后离京返湘时，白石为他们画了十几张三尺条幅，都题上款，其中几张是送与佛来的。白石特地对佛来说：“以前我没有分过画给你，这次要补给你一点，但不一定有他们那么多。”又说：“前年你在南京求我画一幅《白下省亲》图，以作纪念，因行色匆匆，又是山水，没有给你画。现在有工夫画，又考虑当时来南京看我的人太多，都要的话，我又画不过来。给你写副对联，把情况说明，行吗？”于是写了两副对联，其中篆书联为“兴家必勤俭，高寿宜子孙”，边题：

余年八十六矣，尚飞艇来海上，喜孙子佛来由家山万里视余，越明日言归，书此为别，余仍旧作香山卖画翁也。丙戌冬，十又一月八日。乃祖白石老人。

写此联时已是戊子年（1948），但仍落“丙戌”（1946）款，以表明“补给”之意，白石的心细近于儿童的心态，跃然其间！另一副行书联为“坐艇飞来诚快意，省亲归去有欢容”，边题曰：

佛来明日还湘，求余补画丙戌《白下省亲》图，予难之曰：“来白下视余者，有子贞、子如、次生、绮霞及汝也。父子兄弟叔侄凡五人，欲画图，工夫不易。”书此小联，以纪其事可矣。戊子，八十八岁王父。(93)

这些话，是纪事，也是说给子贞、子如等人听，表示没有特别给佛来画省亲图，不过给了一副字而已。同年，白石又把30年前的几部草虫册页分给诸子女，并题道：

白石五十岁初来京华时作册子数部，今儿辈分炊，各给一部，当作良田五亩。丁亥分给时又记。(94)

当时齐白石的草虫册页售价不低，“当作良田五亩”之言有诙谐之意，但也是白石老人的心里话，他给孩子们分画，如同给他们分地分钱一样，是心甘情愿的，但也十分谨慎，努力做到公平合理。尽管如此，还是因为子女多、牵挂广，时时感到负重。而且即使像他说的“挑尽铜山”，当牛做马，儿女们还是不免为所得多寡而发生不愉快。白石的湘潭弟子马璧曾回忆一件事说：

他（指白石老人）南方一笔田产，在白石铺的李家屋场，是准备留给如夫人生的良迟兄弟的，由于南方的子孙太多，对老先生的产业总不免希望多分享一点，这一笔九十多亩的田租，每年都由他的大公子子贞和孙子佛来等收用，老先生很不高兴，曾写信来托我代为管理。这件事曾引起他的大公子子贞误会，实际上我并不曾代管，齐先生很能谅解我的苦衷。(95)

“老为儿曹作马牛”的齐白石，所面对的是一个小康的多子女家庭常常遇到的矛盾，何况在京在湘的子女并非一母所生。但这矛盾并不能改变老人对子孙的慈爱和继续为他们“作马牛”的态度。就在让马璧“代管”南方房屋的那年（1935），子贞生病，70多岁的齐白石听说后，就赶回湘潭，为儿子找医生诊治，并终于使他的病情好转。他在日记中还特别称赞“果木如故，山林益丛，子贞子如兄弟父子叔侄可谓好子孙也”。

20世纪50年代初，佛来到北京协助理家，为了使佛来“精神有所寄托”，白石不顾年过90的高龄，一次次亲自去找熟人，帮他安排工作。1953年，佛来又没了工作，后联系到北京佛教协会属管的印刷社当校对，却“迟迟未能落实”。隆冬的一个早晨，白石老人由看护陪着到广济寺，给佛教协会秘书长巨赞法师送画。他对巨赞说：“我早就听说您是一位有名的佛教徒，特画一张佛像相赠，我也是个皈依弟子，早年曾梦见南岳祝圣寺一方丈对我说，你前生是这里的一个撞钟的和尚。”像这样不辞苦辛为儿孙奔忙的事例，不胜枚举。

白石对儿孙的爱心，出于人性，并由人及物，投射到一切生命对象之中。他笔下的雏鸡、小鼠、小鸟、飞蛾、小鱼及各类草虫，都可以感到一种人性的温暖，一种真的爱心。中国艺术研究院藏一幅《松鸟图》，画一鸟饲食，二雏鸟正张口待喂，有如婴儿受哺，令人想起法国画家米勒（Jean-Francois Millet，1814—1875）的名作《小鸟》：刻画年轻农妇人正喂一个小男孩吃东西。一个画人，一个画鸟，但他们所表现的普遍人性，是完全一致的。

齐白石对儿孙的教育，也许不都是成功的，但他对他们朴素真挚的爱，确实令人感动。慈爱而非溺爱，亲和而不严厉，奉献多而要求少，期望子孙有出息，却无望子成龙的奢望；喜欢儿孙们读书写字，学本事，但不要他们走“学而优则仕”之路。如《示儿辈》诗所说“山中曲木梨堪就，城上残砖砚可谋”，当农夫或当画师都可以，不必“妄想”和“强相求”。(96)这和一般士夫家庭的教育有所不同。齐白石多次画的《迟迟夜读图》（“迟迟”即他的五子齐良已），不是责怪读书打瞌睡的孩子，相反是把伏案而眠的孩子画得十分可爱。这种豁达是不多见的。父母都爱孩子，但如果被过于功利化的教育所异化，那爱也会异化为非人性的残酷，变成对孩子的“逼”和“恨”。对人而言，究竟什么更重要、更该珍惜呢？

“老为儿曹作马牛”的传统，也许与强调培养独立性格、独立能力的现代教育观念不尽合。作为中国的观念传统，为儿孙奉献一切的人，往往又把儿孙视为私有，要求孩子都要听命于家长。齐白石不是这样，他对孩子们没有严格的精神限制，也不很讲究长幼有序的那一套规矩，孩子们比较自由。他把精力投注于艺术创造，为儿孙们挣钱求存，对于子女教育，反倒不特别用心——只要他们有一技之长，能劳动，长大自食其力，也就满意了。这是他的特殊之处，也反映了个体手工劳动者的子女教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