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经济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我看来，最近的“新经济学”其实是最糟糕的谬论，会造成最严重的恶果，它是由已故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爵士［John Maynard（Lord）Keynes］所提出的。十年来，他成功地将经济学思想带回黑暗时代……严肃的事实是，经济学所教导的真正重要的东西，大部分是人们如果愿意理解，自己就能够理解的东西……现在是拿出勇气，直面现实的时候了。

——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

引言

每次与同行、学生、决策者和关心自2008年以来的大衰退的公众交谈经济问题时，经济学家都应该强调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资本主义不稳定性和失业原因的分析都是错误的——1936年，他错了；2008年，他还是错了。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and Money）中提出的观点在19世纪和20世纪一直都是错的，在21世纪同样如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是糟糕的经济学。糟糕的经济学理念导致糟糕的公共政策，进而导致糟糕的经济结果。在经济学领域，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连串逻辑上环环相扣的糟糕之事要变成现实，可能要经过漫长的时间，呈现不同的情况，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谈到的经济运行是完全不正确的，更不用说就危机期间经济出现波动提出的解决方案了。而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在专业经济学家、公共知识分子，特别是政治家和决策者之中“复活”，这是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职业生涯中所见证的最令人失望的事件之一。

凯恩斯错了，因为他的分析基于一套有缺陷的前提假设。由马尔萨斯（Malthus）最早提出的关于“有效需求”的早期分析失败了，并遭到了李嘉图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激烈反对。根据凯恩斯的说法，这一理论因此被迫转到“地下，即在卡尔·马克思、西尔维奥·格塞尔（Silvio Gesell）或梅杰·道格拉斯（Major Douglas）的地下世界里”生存。凯恩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彻底胜利是个谜，这反映出马尔萨斯之后的经济学家不愿意承认他们的理论与观察的基本事实之间的脱节。“古典理论很可能代表了我们所希望的经济运作方式，但是如果假设实际上就是如此，那么假设的困难也就不存在了。”

然而，经济学家有充分的理由迫使这些理论进入地下世界，因为这些理论反映的是错误的经济学分析。这些理论隐含的假设中不存在稀缺性问题，并认为相对于物质丰富的贫困是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它们明确否认行为主体的理性和价格的协调作用，也否认价格指导决策的功能，以及由利润和亏损提供的反馈和约束。如果你假设的是一个后稀缺性世界，那么无论是价格体系的协调作用，还是产权结构的激励作用都不是关键。如果你不允许经济体中的个人从市场发出的信号中获取信息，也不允许这些信号发挥实际作用，那么经济自然不会正常运作！这并不神秘。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可能性中，如果没有价格和市场不停地指引经济主体走上学习和发现的道路，那么经济的未来确实会被“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所困住。

需要强调的重点是，正如萨伊在“致马尔萨斯的信”（1821年）中谈到的那样，所有关于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的讨论都与价格体系有关。萨伊认为，解决“供过于求”既不是靠货币印发，也不是靠财政刺激，而是允许价格调整以出清市场。为了回应马尔萨斯的“普遍供过于求”理论，萨伊费心解释了如何通过市场价格的调整来协调一些人的生产计划与其他人的消费需求。萨伊直截了当地指出：“只要供给略微超过需求，就足以引起可观的价格变动。”萨伊认为，这种对市场价格和价格在市场经济中起到的自我调节作用的关注，构成了斯密对政治经济学恒久贡献的真正基石（而非马尔萨斯所认为的斯密的价值理论）。

萨伊所谈到的最后一点正是我想要强调的，也就是，斯密经济学的基石是他对价格体系和市场经济自我调节能力的分析。我们发现这才是经济学中的持久之事，而存在于地下世界中并否认这种分析的经济学思想则是速朽之物。不幸的是，虽然哈耶克、布坎南以及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等思想家指出了这点，但凯恩斯主义却吸引了技术专家和政治家。

这是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面临的困境。经济学中速朽的思想受到政治的欢迎，而持久的真理却遭到政治的排斥。哈耶克将这种经济学家面临的难题描述为：比起其他任何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更频繁地被要求就公共政策问题与政治家商议，但他们一旦基于经济学的原则提出建议，该建议马上就会被置之不理。不但经济学教义被置之不理，而且相关事件的公共舆论的发展方向似乎与经济学家建议的方向相反。哈耶克认为，这种状况并非他那个时代特有的，因为这同样是古典经济学家面临的困境。但是，这作为社会变革理论的一个问题，最神奇之处在于，总的来说，经济学家的观点并没有被忽视，因为公共舆论清晰地反映了上一代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幸的是，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凯恩斯所指的那些被迫转到地下的观点，这正是我们今天的情况。作为经济学教育者，如开头奈特的导语所言，我们必须直面现实，承认我们的专业领域中和政治体系中那些丑恶的和令人不快的事件的性质，并接受挑战，向那些在大多数情况下拒绝学习经济学原理甚至听都不会认真听的人传授经济学原理。

斯密究竟说了什么，没说什么

斯密不是第一个经济学思想家，但是他综合了当时所有的知识，这种方式引起了他之后的知识分子的关注。在西方文明里，他是科学史和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即使到了今天，斯密的知识遗产仍处于热烈的争论之中。

新一代学者，比如艾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和萨姆·弗莱施哈克尔（Sam Fleischacker）正在为保护斯密的知识遗产而与同样受斯密影响的保守政策界做斗争。

他们强调斯密理论中人性和平等的一面，试图反驳将斯密理论解读为专门研究自利与市场效率的观点。这种对斯密理论的漫画式夸张，在他们对平等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解读中，被认为是一种虚构。斯密从未说过“贪婪有用”，事实就是这样，他的观点绝非如此。但是，罗斯柴尔德和弗莱施哈克尔对斯密的解读也是一种混乱的夸张。斯密不是平等主义的社民主义者，他是平等主义分析者，也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发展了政治经济学中的实证科学，而该书的第五卷可以被认为试图提供一套规则，让那些希望产生“良性社会”的开明政治家能在这一实证科学的基础上遵循这套规则。

在斯密的著作中，政府的规模和范围是有限的。政府虽然并非不存在，但它基本上局限为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守夜人”：防范外来侵略者，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管理国内司法，提供必要的公共工程。只有对斯密歪曲解读（这是唯一的解释），才能产生斯密要从制度上反对“自利”，或者斯密是现代社民主义福利国家之先驱的观念。这种对斯密更现代的社民主义式解读，是由盛行于我们文化中对斯密的“自利”观点的夸张性解读（对自由放任经济学家的理解普遍如此）所产生的后果。为了让斯密远离这些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他们提供了一种对穷人和被剥夺者更富有同情心的解释。

思想史上有一个非常老的观点，它试图嵌入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之间，被称为斯密悖论。斯密悖论认为斯密基于人类的同情心建立了他的道德情操论，而“自利”引出了他的经济学理论。前者探讨的是关心他人的行为，而后者探讨的是关心自我的行为，二者如何协调相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过许多尝试，包括弗农·史密斯的“亚当·斯密的两张面孔”。最终结果是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个问题。

《国富论》是关于陌生人之间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我们的道德同情的范围远远超出了熟人间的范围。“在文明社会中，”斯密论述道，“一个人每时每刻都需要其他许多人的合作与协助，但他终其一生，也难以得到少数几个人的友谊。”市场经济是匿名者之间的合作，以及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在刚才引用的段落之前的一章中，斯密向读者介绍了经济生活的基本奥秘：即使是生产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最普通的产品，其所必须协调的交换关系的数量也超出了所有的计算。

国民财富源于劳动分工下的社会合作，而为了实现这种社会合作，我们必须建立一定的基本制度——私有财产的界定与执行，以契约来遵守承诺，以及承认以同意的方式转让财产的合法性。慈悲之心无法实现这种劳动分工下的社会合作，这种合作关系处于我们道德同情心的范围之外。但是如果建立了财产、契约和同意的制度，那么其就可以通过引领个人追求私利来实现贸易的双赢，从而使社会上每一种细化分工都能获得好处。当道德同情心的范围从亲密秩序扩大到市场秩序时，我们的道德情操并没有消失。它们无处不在，但我们必须慎重对待，否则我们的道德情操就会与市场秩序的道德要求相冲突。商业社会中的道德情操体现为更普遍的正当行为准则（与财产、契约和同意的制度有关），而不是对一种固定资源禀赋公平分配的具体结果。如果将亲密秩序中的规则转移到市场秩序中，就会牺牲劳动分工下的社会合作收益，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牺牲了市场秩序本身。

斯密当然没有教导个人应该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自身利益，他甚至从来没有委婉地表示，追求的私利将自动转化为公共利益。《国富论》中其实有很多例子表示，追求私利会导致不良的社会后果。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对牛津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教学问题的讨论。在格拉斯哥大学，教师有强烈的动力提供有价值的教导，因为其工资与学生所支付的费用相关。而在牛津大学，因为有捐款保障教师的工资，教授们就连装装样子的教学都放弃了。斯密的著作里充满了这样的比较制度分析。在一种情况下，追求私利产生有利于社会的结果，而在另一种情况下，追求私利则产生了不利于社会的结果。这关键在于：斯密的分析并不取决于自利的行为假设，而是取决于实际运作的制度规范。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制度以价格信号为导向，以盈亏计算为规范，将自利的行为引向社会合作。广泛的劳动分工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协调，使得最普通的产品——从斯密时代的羊毛大衣到米尔顿·弗里德曼时代的铅笔——被制造出来提供给个人，不过，这些人永远不知道谁参与了这种商品的生产，而且如果商品要全靠他们来生产，他们都不知如何操作。

这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达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主张。个人在财产、契约和同意的制度下追求自己的私利，将会产生增加公共利益的总体秩序，虽然这并非他们的本意。如果没有这种制度，那么自利很可能不但不会产生理想的公共结果，实际上还可能走向反面。斯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之处在于这种对个体行为的制度过滤器，这种制度过滤器产生了独特的均衡过程。

萨伊在他那封致马尔萨斯的信中表达了对斯密的崇敬：“他是我的导师。”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萨伊与斯密如此亲近，是因为斯密阐述了价格在协调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如萨伊所言，交换和在个人讨价还价中出现的市场价格形成了斯密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斯密的经济学是价格理论经济学，也是制度经济学。价格的抽象功能和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所分析的制度的具体作用之间的联系构成了经济学中持久之事的基础。然而，我们如果充分理解了斯密关于市场理论、价格体系和制度作用的启示，就能揭示这种理论在技术官僚和政治家中并不受欢迎的原因。

哈耶克认为，斯密设计的政治经济学制度可以有力地抵挡制度内行为人的愚蠢和自大。斯密和他同时代的人（比如休谟）试图寻找一种治理制度，把坏人的危害降到最低，而且这种制度并非只能由最贤明、最睿智之人掌管才能运作。换句话说，他们所寻求的社会治理制度是把人分成好人、坏人、智者、庸众，以利用人类多样性来创造和平与繁荣。18世纪和19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发现，私有财产的市场经济为这种制度提供了基础。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曾提到，“制度人”妄想自己英明睿智，但他对政客的傲慢自大做最尖锐的抨击或许是《国富论》中的一段话。这段话紧接着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斯密指出：

关于可以把资本用于国内哪个产业，使其生产物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所在的位置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但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荒唐地自认为有行使资格的人，是再危险不过的。

这段话预见了米塞斯和哈耶克对于政府计划的计算或知识问题的讨论，以及哈耶克所认为的“知识的僭妄”或“致命的自负”的权力问题。在我的其他著作中，我曾提到过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格言：当我们设计政府机制时，我们必须假设所有的人都是坏蛋，这意味着，我们既要当心哈耶克所强调的那种傲慢自大的恶行，又要当心布坎南和图洛克发展公共选择理论时所强调的那种机会主义的恶行。在这段话中，斯密预见了现代这些对政府控制经济生活的批评的核心理念，揭示了经济学中另一个持久的要素。

什么恒久不变，什么不是

当我们开始向学生传授经济学原理时，大多数经济学教师很快就会介绍稀缺性的概念。个人是在约束条件下选择，而不会做出不受约束的选择。因此，我们的选择总是涉及得失权衡，于是我们需要一些工具来进行评估。价格体系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价格体系将我们私人的评估转化为有用的公开信息，供他人在他们自己的评估中使用，从而确立市场上的交易条件。

经济学解释交换和发生交换的机制。正如弗兰克·奈特经常强调的那样，要着手经济学分析，必须始终认识到这一基本观点：交换就是交换，就是交换本身，而交换的特点是互惠，否则交换就不会发生。经济学是基础性学科，但人类如果要在生活的各方面一以贯之地坚持应用经济学思维方式，则需要训练和创造力。经济学是至关重要的学科，探讨的是至关重要的主题，而且学习经济学是一种充满乐趣的探索，探索所有的人类活动。作为经济学教师，我们有责任向学生介绍经济学思维方式的这两个方面。

但是，经济学思维方式最有价值的应用之一很可能是解释为什么好的经济学更容易与好的民主政治相冲突。经济分析表明，民主政治是政治企业家针对理性无知的选民和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选民追求选票的过程。这种情势下的逻辑会产生一种偏好，在这样的偏好下，追求选票的政治企业家为了获得选票和竞选捐款，会向特殊利益集团的选民承诺集中的利益，他们消息灵通且组织良好，而将成本分散到理性无知的选民身上，他们缺乏组织且信息不灵。此外，选举周期将影响时间表，产生短视的偏好，并与集中利益或分散成本的逻辑结合在一起。

这是好的政治策略，否则就会有风险，不能获得赢下选举所需的选票。追求选票的政治企业家如果不能获取大量选票，最终将被淘汰出政治市场。但是特殊利益集团得到集中利益，而理性无知（或理性放弃）的选民承担分散成本。那么这种短视的政策将产生好的经济吗？我们必须说“不会”！这反而会产生政治外部性。相反，好的经济会将成本集中在决策者身上，而将收益广泛地分散在众人之中。这是思考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这一假设所运用的另一种方式——在私有财产和竞争性市场的制度内，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将承担其决策的代价，但个人有机会在交换中获利，而这些交换产生了更广泛的利益，惠及整个社会。正如我们在交易机会的扩散和技术创新的获益中所见，这种现代商业生活的好处在于其将带来源源不断的福利。换句话说，这种收益的性质是长期的，而非短期的，这是国家积累财富的核心原因，也是当贸易和创新的收益不能经常得到实现时，国家陷入贫困的核心原因。

好的经济短期内将成本集中在决策者身上，而从长远来看，将收益分散于整个社会。反之，好的政治短期内将收益集中在组织良好、消息灵通的利益集团身上，而从长远来看，将成本分散到缺乏组织、信息不灵的选民大众（包括理性无知和理性放弃）头上。自从经济学这门学科被创立以来，经济学家就已经意识到好的经济与好的政治之间的冲突。

有了这种认识之后，我们就必须记住，我们作为经济学教育者和学者的工作既不是为国家这艘轮船掌舵，指引航向，也不是就开明的政府政策纠正世界上各种社会弊病，向政客和公众提供讨人喜欢的流行信息。相反，我们的工作有双重性：一方面是愉快的，因为我们将学科的基本原则讲授给我们的学生，并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来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另一方面则是不愉快的，因为我们要扮演社会批评家的角色，从逻辑上和经验上证明政策制定者的最佳意图是如何误入歧途，产生了比这些政策打算消除的情况更糟糕的后果。正如奈特强调的那样，我们不能低估我们提供的负面知识的作用。经济学为人们的乌托邦设了界限，而当我们在教经济学原理时，与提供公共行为指南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告诉人们哪些事不要做。

后稀缺性世界的隐含理论不理解财产、价格和损益的作用，或是假设政策制定者是全知的中性人（更传统的说法是仁慈的君主），我认为这些理论不应该在经济学教育中长期存在。我们在学术期刊、课堂讲座、撰写的政策文件或为委员会提供的证词，以及努力普及经济学的杂志文章、报纸社论、推特和博客文章、广播和电视节目中，必须充分曝光这种分析的薄弱之处，并使其接受严厉的批评。亚瑟·玛吉特（Arthur Marget）用角斗士时代的渔网角斗士来比喻他的学术活动：角斗士手持一张渔网、一把三叉戟，先让对手陷入网中，再用三叉戟予以致命一击。据说，玛吉特形容他的大部头《价格理论》（The Theory of Price）就是试图把凯恩斯主义的所有谬论都网住，然后再用自己的分析予以致命一击。

令人惊讶的是，面对使它陷入罗网、将它认定为错误学说的各种努力（我要补充的是，在我看来，这些努力在学术上是成功的），凯恩斯主义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体系却表现出了抵抗力。我认为是政治因素而不是学术分析因素使它具有吸引力，因此，我们必须继续这场战斗，致力于实现政治化经济学在学术上的破产。

凯恩斯主义确实是民主社会政治体的疾病。它是傲慢自大的技术专家的经济学理论，是“知识的僭妄”，并为政客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机会，而这些政客在实践中不受凯恩斯主义的约束。

当我强调价格体系在市场自我调节中的作用时，我提到过萨伊，但也不能遗忘他的法国同胞巴斯夏。著名的“蜡烛制造商禁止太阳光的请愿书”是他经典的经济学讽刺作品，揭露了诡辩术的愚蠢和荒谬。而呼吁紧急援助、呼吁限制外国竞争者、呼吁建立公共工会（其成员将不受市场变化的影响）等，与蜡烛制造商的请愿有什么不同呢？我想说的是，不仅冷静的头脑要重过热情的心灵，还必须持之以恒地揭露傲慢自大以及不严谨的推理——无疑，首先是通过仔细的推理和实证分析来揭露，但不要忘了嘲笑和讽刺也是有效的教学工具。

结论

本文关于经济学中持久真理的讨论，是我们——所有认为自己的主要身份是经济学教育者——的集体呼吁。我们有工作要做，我们要向学生传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培养学生去理解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到哈耶克和布坎南——的教导。他们的观点很清楚：建立在私有产权之上的市场经济不但是一个自我调节的体系，以相对价格调整和盈亏计算为指导来进行调节，而且是自由民族的政治秩序的基础。所以，我们必须始终审视干预市场秩序的企图，确定其是否是狂妄自大或机会主义（或兼而有之）的不当行径。即使我们注意到目前的状况是反经济学的恶行肆虐，但我们作为经济学教育者，也绝不要忽略核心信息，并简单明了地传达这一信息：要实现社会合作的互利共赢，起作用的是价格，而不是政治。经济自由胜过政府控制的暴政这一中心理念，是对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效的经济学思想。

彼得·贝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