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从文学比较到文化研究

自1961年夏志清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并开创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逐渐呈现出繁复多姿与开放流动的面貌，从文学比较到文化研究（宽泛意义上的）成为一个总体趋势。身处海外的华人学者一开始以欧美文学尺度丈量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以欧美文学为典范的文学比较工作。随着研究的进展，文学文本被置入文化脉络和历史语境进行考察，获得了崭新的话语空间。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理论热”成为海外学者治学的一大标记，以至于“90年代以来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早已经离开传统文本定义，成为多元、跨科技的操作”[62]。随着海内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跨界”逐渐成为常态，这种文化研究的范式也越来越普遍，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学术空间和对话空间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

一、海外语境与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取径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并不漫长。1961年，在美国的夏志清发表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作为第一部向西方世界系统介绍中国现代小说的英语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意义和影响自不待言。夏志清秉承英美人文主义的“大传统”（greattradition），以新批评的方法细读文本，“改写”了中国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此书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和最高标准对中国文学进行评判，不刻意标榜理论，慧眼识珠、影响巨大，但也因其鲜明的“冷战”背景和意识形态立场颇受诟病。然而，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此书大力标举“文学性”，其对于“文学”的胆识和眼光让后人敬佩不已，其中也不乏对文学与文化、文学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重视。其后，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欧美学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诞生了一大批成果，其中既有作家作品论，也有不同文类、现象、运动的文学、文化、政治研究。综观此时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传统意义上的狭隘的文学研究局面被打破，其繁复多姿的批评面貌已初露端倪。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之后，在文化研究的大潮席卷之下，各种理论更是在文学批评领域轮番登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似乎已进入“理论时代”，在内容、方法和思维上实现了多重跨越和交叉（文学、历史、思想、政治、影像等的结合）。即使是坚守文学文本分析的学者也往往在各个学科之间穿梭往来，比如王德威的中文小说研究就常常在文学、历史、政治、思想等领域互动往返。在经过各种理论流派的“熏陶”之后，从文学比较到文化研究已成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不可阻挡之势，此时的状况正如唐小兵在《再解读》“代导言”中所说的那样：“文学批评，尤其是文学理论，常常杂糅了政治理论、哲学思辨、历史研究、心理分析、社会学资料、人类学考察等话语传统和论述方式。”[63]无疑，这种文化研究的理路和跨学科方法的实践活跃了各学科领域的有效对话，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1998年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杂志更名为《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便可视为此一趋势下的必然产物。

从文学比较到文化研究，使得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呈现出斑驳的色彩。何以如此？除了上文所述的“理论热”这一学术氛围，我们似乎有必要对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及其语境做更深入的考察。以颇具代表性的美国学界为例，我们便可发现科系设置、教学需要等因素对研究的重大影响。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经过几代人和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在西方学术体制中初具合法性面貌，但其学科化并没有充分完成，更不用说形成一个稳固的学术传统。教材编写、作品翻译、学科规划等学科领域的建设还远远不足，海外华人学者多为在自己的专长领域内各自耕耘。这表明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目前仍然处于变动不居的未定型状态。这可能与研究历史相对短暂、研究队伍参差不齐等因素有关，但也与这一学科在美国学界的边缘位置不无关系。在美国大学的学科建制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隶属于东亚系（区域研究的一部分）的“中国研究”项目。一般来说，“中国研究”涵盖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如哲学、历史、政治、文化、文学、艺术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仅是其中极小的一个分支，而各种学科之间往往并无严格的界限，一些学科具有很大的相通性，在此情况下，学科的跨越与交叉成为常态。也正因其处在边缘，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没有一个直接的学院体制保障，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案和动向，也似乎没有态度明确的定论。这样一来，无论是研究领域、方法还是结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往往具有一定的个人特性。就教学方面而言，中国文学的教师一般同时兼任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的教授职位，往往不仅要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有时还需讲授先秦以来的整个中国文学史，甚至讲授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其他课程。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来选课和旁听，视觉文化在教学中被提升至一个重要的位置。在这种学术生态下，作为边缘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了谋求更宽广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便不得不向时髦的视觉文化、思想史、城市研究、性别研究等方向兼顾或转移。

事实上，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实践所呈现出的面貌与他们自身的求学经历、学术背景、理论兴趣、方法策略、研究对象等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些学者大多在中国（包括港澳台）完成大学学业（中文系或者外语系），出国之后多数人攻读比较文学学位。在取得学位之后，这些人基本都留在了海外学术机构（东亚系或者比较文学系）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研究。可以说，同在人文学科这一圈子内，大家所经受的理论训练都极为类似，而对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问题采取“近取远观”的方法策略也使得理论在文学批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因为天然地处在一个流散/离散语境之中，这些海外华人学者对跨学科、跨媒介、跨语际、跨文化的多重跨越做法自然多一份敏感和认同。如此一来，身在海外、学跨中西的海外华人学者身上就有着多重话语力量交织而成的理论场，并使得他们的批评观及方法论呈现出斑驳的色彩。[64]这一点在美国学界这一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镇表现得尤为显著。众所周知，比较文学学科在美国早已脱离简单的国别文学比较，而是变为一个“精英学科”，成为西方文学理论的发源地与训练场。在这种学科规训下，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复杂面貌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说老一辈的海外华人学者（如夏志清）还较为“保守”的话，那么新生代的海外华人学者则完全采纳了跨学科、跨媒介、跨语际、跨文化的时兴做法。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从大陆出去的中青年学人，如张旭东、唐小兵、黄子平、许子东、刘禾、张英进、孟悦、陈建华等，问题意识与言说理论更为驳杂和新进，极大地推动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这种驳杂化与西方主流学术理论的密切关系值得深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海外华人学者之所以这么做，也不失为一种话语权力夹缝下的生存之道。在海外学科建制中处于“边缘”“小众”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迫使从事此一研究的海外华人学者选择和调整研究策略。为了获得主流学界的阅读兴趣和学术认同，海外华人学者必须不断开拓门路，与主流学术话语搭界。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镇的美国学界便是如此。与中国内地学界不同的是，美国学界实行的是匿名审稿的大学出版机制，一些被出版社认可的审稿人（一般来说是有分量的学者）往往掌握着论著的“生杀大权”。他们所代表的主流看法主导着论著的学术倾向，但也容易因此形成一定的惯性和成见。在这样的情势下，他们的眼光和趣味就显得异常重要，海外学者的学术成果的发表和出版也就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年轻学者为了尽快拿出优秀的学术成果，尽快谋取一份学术职务，更乐意花大力气去做时兴的高、精、尖的东西，当然也就不能自外于学院新潮理论所代表的“象征资本”交易。而就整个学界来说，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学术周转加快、淘汰周期缩短，这也迫使海外学者不断地磨炼批评工具，以便推陈出新、自圆其说。海外学者在这样的学术体制和出版机制下，其异彩纷呈的批评实践往往有着多种理论方法在文学批评领域的综合运用。

二、“华语电影”的跨文化批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议题琳琅满目，而以电影或广义的视觉文化研究[65]最引人瞩目。鲁晓鹏、张英进等人的海外“华语电影”的跨文化批评便是其中的代表。在整个人文学科不断走向视觉化、跨界化、国际化的趋势下，视觉文本在欧美高校教学科研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身居海外的华人学者对于“华语电影”的关注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华语电影”因其投资、制作、推销、发行、消费等的复杂性，无疑充当了海外学者跨学科、跨媒介、跨语际、跨文化研究的最好文本之一。而电影本身错综复杂的诗学、文化、产业问题更是为理论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我们注意到，在海外华人学者中，不仅仅是鲁晓鹏、张英进、周蕾、朱影、张真等人专心致力于“华语电影”研究，像李欧梵、唐小兵、刘禾、张旭东、史书美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也常常涉足此一研究领域。这种“跨界”式的研究固然与海外学界的学术氛围、学科建制、课程设置等因素有关，但也与海外华人学者的学术兴趣和研究专长密切相关。通过对这些华人学者的经历和背景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受过良好的“比较文学”训练。在学科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散、学科界限日益模糊等情势下，海外华人学者的问题意识、研究对象、言说理路和方法结论可谓包罗万象、异彩纷呈。因此，我们似乎不必奇怪于这些海外华人学者在明确的问题意识下对“华语电影”产生浓厚的学术兴趣，更何况“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本来就是历史的产物。“文学”的定义在多数海外华人学者眼里更是开放性的。特雷·伊格尔顿的言述或许可以给我们诸多启发：“……根本无所谓的‘真正’伟大或‘真正’如何的文学，独立于它在特定的社会和生活形态中受到的对待方式。……文学批评根据某些制度化了的‘文学’标准精选、加工、修正和改写本文，但是这些标准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争辩的，而且始终是历史地变化着的。”[66]在接受海外人文学术领域相似的理论训练（后殖民论述、性别研究、全球化理论等）之后，海外华人学者对于“华语电影”的跨文化批评更加顺理成章。

“华语电影”的命名争议仍然存在，但它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日益受到海外多种科系的重视。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之后，电影研究日益繁荣起来，并逐渐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从“华语电影”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影像透视20世纪中国政治、历史、文化的现实情形，成为海外“华语电影”研究的基本趋向。在“华语电影”研究的这一潮流中，周蕾、鲁晓鹏、张英进、朱影、张真等海外华人学者在这一学术领域做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尤其是鲁晓鹏的“跨国华语电影批评”和张英进的“比较华语电影批评”在本土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在此前后，流行于90年代的是后殖民批评话语。[67]遗憾的是，后殖民话语使得“华语电影”研究完全臣服于西方的理论权威之下，非西方文本成为西方理论的完美注解。周蕾等海外华人学者以西化后的“他者”自居，使得“华语电影”因为理论的“进攻”而丧失了自主性。面对这种情况，鲁晓鹏等人的“跨国华语电影批评”充分认识到全球“华语电影”的国族、文化、语言、产业等多重面向，将“华语电影”置入国际市场和全球视野进行综合考量，从“本土”的立场发言，发现了以往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遮蔽下的“华语电影”特质，拓展了“华语电影”的批评空间。但是，以上批评模式似乎忽略了某些国族或地区特有的历史体验和文化意义。在此基础上，张英进提出的“比较华语电影批评”则更进一步，力图以“对话的身份”和“比较的立场”争取平等的话语权，建立一种对话式的跨文化研究。在张英进看来，“从‘对话’角度看跨文化研究，我们发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西方理论能不能应用到非西方的文本中去，而在于如何处理运用西方理论所带来的种种敏感的权威、权力和差异等问题”。[68]由此他提出一种“比较电影研究”，并再次拓展研究视野：“比较电影研究应该努力超越简单地追随金钱（跨国资本的流动）或分析国内（如电影审查）、国际（如电影节影展）的文化政治，而必须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国际电影的美学、文化、经济、社会政治和技术等方面的相关问题。”[69]这样一来，“华语电影”研究的自我言说空间不断扩大，“华语电影”的跨文化批评不断走向成熟。

从比较文学走向“华语电影”研究成为鲁晓鹏、张英进等当代海外华人学者的共同学术选择。在整个比较文学界的学术话语转向文化研究之后，一批海外华人学者纷纷进入电影（视觉）研究领域，“华语电影”研究因而在东亚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中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领域。海外华人学者的学术根底因为交杂着多元文化因素和复杂理论背景，他们的“华语电影”的跨文化批评呈现出驳杂的面貌。而海外华人学者所经受的学术训练对于他们的研究格局的形成无疑起着重要作用。正如鲁晓鹏所言，“比较文学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和学者，知识面比较广，理论思维也比较活跃，这会帮助解决一些问题”，“电影研究是个跨学科的领域，又是视觉艺术、听觉艺术，又是表演，又是产业、票房问题，可谓包罗万象，综合性很强，比较文学的训练对此还是有帮助的”。[70]鲁晓鹏本身或许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鲁晓鹏的研究领域包括世界电影、后社会主义电影、跨国华语电影、中国现代文学与视觉文化、中国传统叙事学、文化理论、全球化研究、东西方比较诗学等。此外，这位出身于比较文学的华人学者还曾创办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电影系并担任首任系主任。从中我们一方面可以发现电影研究在鲁晓鹏所涉足的研究领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会看到他的整个文化研究场域是驳杂而宽广的。这种学术兴趣也许是来源于某种因缘际会，但或许也与他所受的美国式学术训练不无关系。

同样出身于美国比较文学的张英进似乎更加自由地游走于文学与影像等领域之间。张英进的学术兴趣一直在中国现代文学、华语电影和比较文学之间互动。张英进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人文学科所接受的理论训练基本相同，导致学科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各种学科之间的“跨界”成为常态。在《审视中国——从学科史的角度观察中国电影与文学研究》等著作中，他对于中国文学与电影研究的互动以及学术机制有过讨论；而在《影像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重构及跨国想象》（Screening China：Critical Interventions，Cinematic Reconfigurations，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一书中，他对于各学科学者进入电影研究的现象也有过揭示。[71]就“华语电影”研究来说，因为意识到“电影同时呈现为外向型（跨国性、全球化）、内向型（文化传统和审美习惯）、后向型（历史和记忆）和侧向型（跨媒体的实践和跨学科研究）”，他所提出的“比较华语电影批评”要求放宽“比较”的范畴：“使其不仅包括相互影响和平行的事物，还包括跨学科、跨媒体和跨技术的关系”[72]，从而“策略性”地“实现对话”。这种“跨学科、跨媒体和跨技术”的批评实践做法在张英进身上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例如，针对电影与城市文化的相关论述，张英进这样说道：“我强调把电影放入整体都市文化的氛围中加以考察，并且引进了美国做现代史的一部分年轻学者，把电影研究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比如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结合起来，这样一来，使得中国电影研究朝着历史的角度往前推进了。”[73]而这种有意识的“跨界”批评和理论建构无疑促使“华语电影”研究不断走向纵深。然而，尽管在电影研究领域卓有成效，张英进仍然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怀有浓厚的兴趣，除了在实际教学中“有一半时间花在文学上面”，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表示：“接下来我想做的，可能是借助于这十几年的电影研究经验，重新介入中国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74]可见，即使在学科意识非常明确的张英进这里，文学与其他领域的交融、“对话”也被提倡，而这也可视为海外华人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缩影。关于海外华语电影的跨文化批评问题，后面予以专章讨论。

三、跨语际的批评实践

在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理论中，刘禾所提倡的“跨语际实践”是个独特而重要的存在。这位早年在中国大陆取得英美文学硕士学位而后赴美进修比较文学的新锐华裔学者进入美国学界主流之后，近年来在大陆学界逐渐为人所熟知。其中，她的两部代表性论著《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和《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75]更是在大陆学界流传甚广、影响甚大。“被译介的现代性”这一说法的知名度更是堪与“被压抑的现代性”相提并论。在这两本著作中，刘禾通过对不同语言之间“互译性”问题的追问，认识到了“跨语际实践”的复杂性。刘禾“从翻译的文化研究切入，处理的材料和对象是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内容，但其方法论上的意义则不仅对于中外思想、文化历史研究，而且对于中外文学关系和比较文学研究，也具有相应的启发意义”。[76]在不认同传统“翻译理论”的基础上，以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为主要材料和历史背景，刘禾对概念、范畴、理论原封不动地进入另外一种语言文化这一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越界行为提出了质疑，进而强调了语言和翻译的“不等值性”和“不透明性”。刘禾以“互译性”文化研究为视野进行的跨语际批评实践，虽然不免有部分历史事实方面的“硬伤”，却仍以其新鲜的方法论大大地冲击了中国大陆文学研究界的思想范式，颠覆了某些固有的研究结论和研究思维，不仅有效地切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且拓宽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研究似乎从一开始就与西方文化和学术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晚清（甚至晚明）以来的中国文学问题再也不能在封闭的本土架构中得以解决，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一时成为热议的焦点。自近代以来，“翻译”在中国再次形成一次历史高潮，大量新词涌入本土，“中——日——欧”之间的“跨语际实践”对于本土思想文化界的影响不言而喻。而从语言和翻译这一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有效的追踪和发问，刘禾可谓先锋和主将。无论是对“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的深究，还是对“国民性”话语的质疑，抑或对其他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问题的发现，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研究都在中国文学批评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通过考察“国民性”“个人主义”等理论话语的历史建构和沉浮，刘禾试图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各种文化权力关系。刘禾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入思视角多少有些特别：语言问题作为文学的首要问题受到刘禾的密切关注。围绕语言和翻译问题，刘禾做了一连串追问和理论的阐述。在《跨语际实践》一书的卷首，刘禾提出了翻译文化中的“互译性”问题：

不同的语言是否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倘若如此，我们如何在不同的词语及其意义间建立并保持假设的等值关系（hypothetical equivalences）？在人们共同认可的等值关系的基础上，将一种文化翻译成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譬如，倘若不使一种文化经验服从于（subjecting）另一种文化的表述（representation）、翻译或者诠释，我们还能不能讨论——或者干脆闭口不谈——跨越东西方界限的“现代性”问题？这二者之间的界限是由谁确定和操纵的？这界限是否易于跨越？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普遍的或者非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可信的比较范畴？[77]

对于不同语言之间不言自明的“等值关系”的怀疑，使得刘禾对翻译活动做出了进一步深刻的思考。刘禾正是注意到语言活动的主体色彩和语境规约，从而对人类的话语建构活动（翻译活动）产生了深刻的疑问和浓厚的研究兴趣。在对语言之间的“等值关系”相对化、历史化的基础上，刘禾对“翻译”做了重新定义。在刘禾看来，“翻译”再也不是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的中立事件，而是变成与文化权力密切相关的话语实践。刘禾试图探讨的是：“人们通常所设想的对等关系在具体的语言之间是如何建立并保持的？在历史上让不同的语言互相对等的行为究竟服务于什么需要？”[78]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刘禾的研究重点不仅仅在于强调不同语言之间的“可译性”等技术层面的问题，也并非翻译的原初和结果，而是不同语言之间的“互译性”问题，即话语的具体实践方式和过程。有国内学者曾经指出，“刘禾一方面将自己置入这一‘语言论’潮流中，从语言问题入手诠释文学活动，重绘思想地图；另一方面她又清醒保持了与传统语言理论及既有研究方式的距离，从反抗单一语言中心论（刘禾更多的指欧洲语言中心论）入手，消解传统的语言翻译交流理论，从一种跨文化的视野中强调文学书写的语际特征”。[79]通过考察新的词语、意义、话语以及表述模式如何摆脱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的接触/冲突的困境，从而发现其在主方语言中兴起、流通、共识并获得“合法化”的进程。刘禾在跨文化、跨历史、跨语际的研究过程中，展开了自己的“互译性”研究和跨语际批评。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的“介入”，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诸多话语的历史性考察，刘禾的现代文学研究呈现出新鲜的面貌。

这种“跨语际实践”研究对于打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刘禾将话语的双向交流方式变成“移植/变异/本土化”的复杂形式，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西方“单向影响”的神话和简单的线性史观，从而重温和复原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历史情境，发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透过这种研究视野和批评实践，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刘禾对当代语言理论和文学理论的反思与颠覆。作为一位从汉语学界跻身于英语学界的当代海外华人学者，刘禾接受了全新的学术理论和思维方法的训练，并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在美国学界科际整合的学术背景中，刘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似乎浑然天成地融合了多种学科的理论方法，大有让我们难以分辨、眼花缭乱的感觉。这来源于刘禾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互译网络中显示出的强烈的反思精神和鲜明的问题意识。而这种反思精神和问题意识的凸显，使得刘禾的研究方式与批评实践获得了蓬勃的理论生命力，也使得其文学研究能够置于广阔的人文领域并得到深化。在刘禾看来，“理论就是问题意识”，“就是提出别人没有提过的问题，它不是炫耀名词概念，更不是攀附知识权贵”[80]。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在明确的“问题意识”指引下，刘禾的跨文化、跨语际、跨学科研究才能取得极大的成功。

在“问题意识”的牵引下，刘禾的理论视域日益扩大，不断地进行“跨界”研究。因为对文字符号和图像符号有着深刻的迷恋，刘禾从“互译性”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走向了对帝国的话语政治研究乃至对技术文明的考察，多门学科“交相辉映”各展神通，可谓实现了多种学科的“穿越”。近几年来，刘禾甚至对技术史与概念史、文明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颇感兴趣。在《帝国的话语政治》[81]一书的首章，刘禾的论述就涉及符号学的发生和通信技术的发明。从《语际书写》《跨语际实践》到《帝国的话语政治》《佛氏人偶》[82]，刘禾对技术文明的兴趣似乎越发浓厚。对于这种穿越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做法，面对可能脱离她所在的“学术共同体”的风险，刘禾有点“不以为然”，声称自己仍然坚持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对文本进行人文历史政治的解读，而现实问题和文本符号是研究的内在驱动。[83]刘禾本人并不认为自己的研究历史发生了“断裂”。事实或许正是如此。例如，在《帝国的话语政治》中，刘禾延续了她的“跨语际实践”的理论方法，通过捕捉帝国研究的“符号学”转向，解读帝国碰撞所包含的文化冲突和融合信息，从而揭示了19世纪符号学转向（早于“语言学”转向）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复杂互动。面对“跨界”“穿越”的质疑，刘禾“始终认为自己是做文学的”：“我是学文学的，所以我不愿意幼稚地面对文本，我觉得文本有许多阐释的可能性，仅此而已……我和其他文学研究者不同的地方，可能在于我的领域比较广，是广义上的人文学者。我认为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能够既不离开文学，又能突破文学自身。”[84]在刘禾看来，“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概念和历史性学科，对于文本、历史与理论的循环思考，也许是回到文学最佳的想象入口。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刘禾的这种观念和做法在海外华人学者中颇具代表性，这是否说明“跨界”的文学批评已成不可阻挡的趋势呢？

四、走向文化研究

前文以海外华人学者的“华语电影”研究和“跨语际批评”为例对他们的跨学科、跨媒介、跨语际和跨文化研究展开了初步的描绘，希冀以此窥一斑而见全豹。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批评实践当然不止于此。有学者指出，在北美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中，“对皮埃尔·布迪厄文化场域理论的运用正逐渐和历史阐释学方法结合起来，取代后现代、后殖民批评范式，成为一种更富有辩证色彩和综合特色的方法论趋势”[85]。在此基础上，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领域新见迭出、异彩纷呈。王德威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译丛”总序》一文中就曾指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的相关研究至少已经跨越到电影、流行歌曲、思想史和政治文化、历史和创伤、马克思和毛泽东美学、后社会主义、“跨语际实践”、语言风格研究、文化生产、大众文化和政治、性别研究、城市研究、鸳鸯蝴蝶和通俗文学、后殖民研究、异议政治、文化人类学研究、情感的社会和文化史研究等相关课题与领域。针对此一繁复现象，王德威进一步说道：“与此相应的是文化研究的大行其道，试图综合不同人文社会学科的方法，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做出全面观察。”[86]在这里，王德威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批评）的现状做出了总结性的概述，并且认为文化研究已经在其中流行开来。

王德威的概述是准确的。身处海外的华人学者往往得西方文学研究的风气之先，操着西方新潮理论的“手术刀”，对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展开了全面的剖析。走向文化研究成为他们共同的选择。诚然，这里所谓的文化研究是宽泛意义上的称谓，即不完全等同于伯明翰学派以来的作为一种理论方法的文化研究（尽管海外华人学者常常采用这一尚无定论的做法）。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化研究更像是一种在问题意识指引下的泛文化研究，对中国文化（史）本身的关注和了解往往使得他们能够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的局限性，做到理论感和历史感的有机结合。这点在某些海外华人学者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例如，李欧梵、孟悦、陈建华等出身于东亚研究的学者对于历史材料的爬梳和理解就给他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打上了强烈的传统史学的烙印。通过跨学科、跨媒介、跨语际、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海外华人学者最终要找到的是一个更佳的进入文学想象的入口。在海外华人学者看来，必须将“文学”置于一个广阔的人文领域来加以动态的考量，文学批评也随之必须发生“文化转向”。李欧梵因此特别强调将文学（史）问题置入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全面的考察：“我并不是把作品当作独立存在的东西，这和某一种西方理论不一样。我觉得作品是被制造出来的，它产生的历史文化的环境，和它产生的人，和作家、阅读者的关系都非常密切。”[87]以文本和符号为研究起点，海外华人学者的这种以文学批评为旨归的文化研究就迥异于普通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社会学研究而别有一番景致。虽然不断地进行学科“跨界”，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落脚点和焦点仍然是中国现代文学、文化问题，这也正是他们进行文化研究时的“共识”。而因为自觉地将文学问题语境化、关系化，海外华人学者的现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更为阔大的气象。这种文化研究虽然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有几分相似之处，但它显然是对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的一种超越。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建立在“模仿论”的理论前提下，“批评家时常将文学视为社会历史的模型”，“作品与社会之间的互相参证是他们的不二法门”；而“文化研究的考察广泛得多。批评家可能追溯到大学课程的设置与经典的形成，也可能分析意识形态对于文本结构和语言修辞的影响。文化研究并不拒绝以文学为中心。文化研究拒绝的是封闭的文学观念——文化研究必须穿透文本的内部与外部，揭示二者之间隐秘而复杂的互动关系”。[88]在“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有机结合中，文化研究试图全面地打开视野，将文学问题置于多重脉络之间给予考察，从而重新发现文学与文化、文学与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文化研究的这种兼容性和“穿透力”使得它开启了一个又一个有力的问题——这也正是海外华人学者青睐它的重要原因。而考察文化研究在西方学界的起源与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海外华人学者同其他西方学者一样，通过这种与社会网络密切关联的文化研究，试图达到的是“理论介入”和“文化批判”的目的。或许正如李欧梵所说，这种文化研究最大的好处，“就是在西方的学界里面真正是为了广义的第三世界的文化传统或者政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89]。从文化里面发现政治，从而试图“介入”和“干预”现实，使得文化研究不再只是一种学院的“自娱自乐”。

随着海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的增多，这股文化研究的思潮同样进入了本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中。文化研究给国内学界带来了新鲜的方法论视野，让批评重获生机和活力，因而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并成为多门学科热议的话题。但与此同时，它也面临诸多质疑。关键问题在于这种文化研究的内涵和概念在目前学界尚无定论。因其研究对象“海纳百川”、研究方法过于西化，人们对文化研究的顾虑和防范从未消失。文化研究模糊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打破了固有的文学研究边界，让众多的传统文学研究学者深感不安。虽然在理论意义上文化研究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但很多人仍然试图捍卫文学的相对独立性。文学学科自律性和权威性的消解是他们担忧的焦点。文化研究也许可以兼顾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面向，但它肆无忌惮的跨学科做法是否会让文学迷失于理论的“八阵图”之中？“文学”如果不是以“审美”为中心，那它作为一门学科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诸如此类的疑问在众多文学研究者脑中挥之不去。可以说，在整个文化研究的“本土化”过程中，关于它的争论未曾停歇过。事实上，海外华人学者中也有人对“文化研究”提出过批评，并在对其产生清醒认识的前提下试图超越它的局限性。李欧梵的一番言论引人深思：“我个人对文化研究的批评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它基本上是一种批判的模式，它开展了很多领域，可是这些领域的空间开展了以后，他们反而不知道怎么研究，他们只知道用理论批判，不知道怎样扎扎实实地做研究”；又说，一般的文化研究者“不愿在历史资料上下功夫，只是叫叫历史口号”。除了认为“文化研究”需要在实证和历史方面下功夫，他接着说道：“而我对文化理论批判的另一方面就是，名为Cultural Studies，可是不注重文化的意涵，只是把文化当成语码，认为文化的背后是政治、是性别、是种族、是征服、是霸权。”[90]西方“文化研究”的这种研究旨趣自有其来龙去脉，但也是其受质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置身于西方学术语境中的李欧梵对“文化研究”的局限性显然有着真实而深刻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