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如何整理古籍——由读宋杨万里《诚斋集》稿想到的

一

宋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的诗歌，世称尤杨范陆“南宋四大家”。四家集子流传至今的抄本、刻本，除尤袤《梁溪遗稿》外，也是南宋诗人中最为繁夥的。

杨万里《诚斋集》，传今各种抄、刻本亦不下二三十种，留下姓名的校订者，有顾士、沈复粲、朱文懋、郭、魏元旷、胡思敬等。可是各本异文纷呈，莫衷一是。异文最多的，当推《四库全书》本，仅诗集部分即多达数千处。这给今天的整理工作，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

幸而《诚斋集》的宋代刻本，今天尚存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前两年北京大学倪其心教授赴日讲学，携回胶卷，比勘之余，始能获悉版本源流，厘定是非。

杨万里诗，元方回《瀛奎律髓》称其“一官一集，每集必变一格”。有《江湖集》七卷、《荆溪集》六卷、《西归集》二卷、《南海集》四卷、《朝天集》六卷、《江西道院集》二卷、《朝天续集》四卷、《江东集》五卷、《退休集》七卷。这些诗集，在诗人生前大多已分别刊刻，今传本尚存（缺《朝天》《江东》二集，此处亦多残缺），一般称为“宋淳熙、绍熙递刻本”。递刻本每集前都有诗人自序，除卷次和个别几首诗和宋本略有不同外，文字基本上无大出入。

宋刻本《诚斋集》，共百三十三卷，系诗文全集。每卷末都有“嘉定元年（1208）春三月男长孺编定”“端平元年（1234）五月门人罗茂良校正”两行文字。据此可知，此书为诗人身后由其长子杨长孺编定的全集，于理宗端平初刊刻，是《诚斋集》最早、最完整的刻本。今存《四部丛刊》本，即据此本的抄本影印，因此脱误虽多，较之大量元明清抄，刻本仍为佳善，可知宋刻本的重要。

今存明汲古阁抄本（以下简称汲本）、清康熙石门吕氏刊本（简称吕本）、乾隆吉水杨氏带经轩刊本（简称杨本）、丁丙八千卷楼藏抄本（简称丁本）以及《四库全书》本（简称库本）等，并非出于端平宋本。证据是在这些本子的第三十七卷末，都附有《李原父主簿投赠长篇谢以唐律》的一首七律，并有跋语：

庆元丁巳（三年，1197）八月二十六日，季父初筮文江，执贽文节公（杨万里）之门，辱报以诗。集中偶未登载，附刻于此卷之末。淳岉丁未秋八月，后学豫章李茂山谨识。

淳岉亦为理宗年号，丁未是淳岉七年（1247），后于端平十余年。在此短暂时间，《诚斋集》重刻的可能性不大，跋中“附刻”二字，汲本、吕本均作“循剩”，亦足说明实为端平刻本的抄本。凡抄本不仅多舛误，且多字迹模糊，转辗抄刻时必多歧异。这里不妨略举数例说明。

卷十七《过长峰遇雨遣闷十绝句》其十：“是虾兄非善地，桔和瓣种带禳灾。乌椑不熟还无事，小艇难乘莫载来。”诗作于岭南，第二句“桔和瓣种带禳灾”，自是写当地风俗。而汲本、杨本作“枯和柚种带穰灾”，吕本作“桔和柚种带穰栽”，丁本作“桔和瓣种带穰灾”，库本作“桔和辨种带穰栽”，异文错出。而递刻本文字全同宋本。

卷十八《曲湾放船》：“梅子成阴夹道周，木棉吐焰满江头。春来不是无桃李，腊月开花已落休。”诗亦作于岭南。末二句写南方温暖，桃李在腊月开花，至春已落尽。而末句汲本、杨本作“腊月花开更落休”，吕本作“腊月花开旋落休”，丁本作“腊月开花落便休”，库本作“腊月花开夏落休”。

卷六《长句寄周舍人子充》：“省斋先生太高寒，肯恃好官博好山。又告君王觅闲散，要谈短檠三万卷。……”诗为周必大官中书舍人时，因格佞臣曾觌、龙大渊迁知阁门事，不书黄，出知南剑州而作，所以誉为“太高寒”，中书舍人是近臣，为“好官”。而第二句汲本、杨本作“肯将好诗博好官”，吕本、丁本作“肯将好语作好官”，库本作“肯将好句博好官”，全都背离了诗意。

此外，卷二十六末有《罗溪望夫岭》《题罗溪李店》两题，宋本各仅收七绝一首，汲本、杨本、吕本、库本均多出一首七绝，可知亦为李茂山所补。

以上例证，进一步证明了汲古阁本等确系同出一源。各本的校刊、校抄者都未获睹宋刻本，对所据本舛误、费解或模糊处，各以意臆改或臆补。即使改正了少量原有错误，却新增了大量错误，所以异文虽多，实际上都缺乏真正版本的价值。

于此可知，选好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的根本要素。一般而言，最早的刻本最可靠。因为最早的刻本即使也会有错字，如宋刻《诚斋集》中亦多“祁门”（地名）作“祈门”，“颍滨”（苏辙的号）作“颖滨”，“诘旦”作“诰旦”，“欸乃”作“欵乃”，“尻”作“凥”（古居字）等等错字。但都是所谓“硬伤”，有识者不难判断。而后出经过臆改的本子，其文字都似通非通，只有细辨文义才能察觉其不妥，但亦无从知其错误由来。如卷三十八《寄题万元亨舍人园亭七咏·绵隐堂》：

试问隐绵上，何如隐东山。出处两无阂，世间出此间。

首句“隐绵上”，杨本、库本作“绵隐士”，丁本作“虽隐士”；第二句“隐东山”，吕本、杨本、库本作“陈东山”；三句“两无阂”，同上三本作“均无关”；末句库本作“毋问出世间”。

本来一首很显豁的诗，绵上是先秦晋介子推的隐处，东山是东晋谢安的隐处，而万元亨半官半隐如谢安，所以称誉他“出处两无阂”，既在世间又出世间。二十个字错了八字，搞得不知所云。类此一首诗中错几处、十余处的，各本不乏其例。今天整理，如果把这类异文纷纷出校甚至进行校改，除了增加混乱以外，也背离了校勘的目的。

二

清代著名校勘学家王念孙在《读书杂志》曾概括古籍错误的原因，说：“推其致误之由，则传写讹脱者半，凭意妄改者亦半也。”鲁莽灭裂的校订，是古籍的灾难。

笔者一向认为，古籍整理校订是专门学科，它和版本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学科密不可分。整理者不仅要综合运用有关学科的知识，还须具备丰厚的古代文史基础，熟悉整理对象作者的生平、思想和所处时代的概况，深刻理解作品的内涵。校核异文要细致，判断是非要审慎。所以整理者应有专业训练，而且还必须视之为事业，全身心投入。

整理的目的，是求真（恢复作品原貌），求善（减少以至消灭错误），求全（尽可能完整无缺）。体例要精当，规格要严整，层次要清晰，标点要正确，力求总结前人成果并超过前人，使整理成果成为能传世的定本或善本。

这标准不易达到，却应该是追求的目标。古今校书者多矣，真正有成就的实屈指可数。上面提到的《诚斋集》的不少校者，事实上就都不合格。近世以校书知名的如傅增湘，他在《藏园群书题记·校北梦琐言跋》中说：“昔人谓不尽观天下书，慎勿妄下雌黄。余更为之进一解曰：读书不得旧本，慎勿轻言校勘。”话说得精辟，但就笔者近年接触的十余种傅氏校本观察，其成绩亦很难称道，足见校书之难。至如《四库全书》的大量详校官、复勘官、总校官、校对官等等，都是凭官位参预，其中大多数人恐怕与古籍校订的基本要求完全隔膜。

《四库全书》的校订，固然有种种缺陷，而最大的弊病，却出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的所谓“复校”上。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说：

《四库全书》的复校，是在七分全书纂修、缮写完毕后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的校勘工作。内廷四阁全书和江浙三分全书的复校都先后进行过两次，校阅出不少讹脱错谬甚至漏写、抵换之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四库全书》的质量。

应该指出，这个判断完全不合实际。首先，所谓“校勘”，是将书籍的不同版本互相对比。从时间、条件考察，这次“复校”，实质为审阅，不是“大规模的校勘工作”。其次，这次复校，除了大量删落、改动“胡”“虏”“犬羊”“腥”等满族避讳的文字外，复校官为显示成绩，避免责难，对自己看不懂、不理解的文字，亦都肆意改动。因此复校不仅不能“提高质量”，而且是在校订的名义下对古籍有组织、大规模的践踏。

当然，由于复校官水平、思想不一，其改动程度各个集子亦有差异。但就总体而言，凡收入《四库全书》的集子，都经受了这场劫难。《诚斋集》即为受劫难深重的集子之一，所以异文较之流传各本更为繁多，其故即由于复校。如今书上大量愈改愈错的挖改痕迹，就是不容置疑的证据。

三

《四库全书》本《诚斋集》，所据为汪如藻家藏本，是抄本。提要说：

其集卷帙重大，久无刻板，故传写往往讹脱。考岳珂《桯史》记《朝天续集·韩信庙》诗“淮阴未必减文成”句，麻沙刻本讹“文成”为“宣成”，则当时已多误本。今核正其可考者，凡疑不能明者则姑阙焉。

此诗在集中第二十七卷，宋刻本亦作“宣成”，而库本不但没有订正，更进一步误为“宣城”。“宣成”是汉霍光的谥号，据诗后四句“少年罭下安无忤，走父圯边愕不平。人物若非观岁暮，淮阴何必减宣城”的“罭下”“圯边”观察，应作张良谥号“文成”为是，宋刻本已错了。

笔者曾指出，《四库提要》的撰写者与审定者脱节（《四库提要失误两例》，载《文教资料》1996年第5期）。看来提要的撰写者与校订者亦脱节。这错误按说不该发生，而编纂一部事出众手的大书，在组织工作实难周密细致。

对勘宋刻本和库本诗集部分，库本除空缺和脱漏（有夺字、夺句、夺行及夺整诗）外，异文以千计。其中百分之九十九为库本明显妄改，下面略按性质各举较易说明的数例。

人名

卷二十《谢福建提举应仲实进新茶》“词林应玚绣衣新，天上茶仙月外身”。应玚，三国时魏人，建安七子之一，用以称誉题中应仲实，竟改作“膺”。

卷三十《题巩仲至修辞斋》“东莱一翁印斯人，世人皆憎翁不憎”。巩丰，字仲至，为吕祖谦（学者称东莱先生）弟子，孝宗淳熙进士；印即佛家语印可，投合义。却把“东莱一翁”改作“束莱一翁”，“印”改作“即”。

至如卷六《送翁志道》“平生翁子妙谈天，谁爱青山不爱官”。翁子，犹言翁先生，指题中翁志道，竟改作泛称的“公子”，更层见叠出。

地名

卷十八《南海东庙浴日亭》“南海端为四海魁，扶胥绝境信奇哉”。扶胥为镇名，韩愈《南海神庙碑》“庙在今广州治之东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木之湾”，却改作“扶桑”，而扶桑本是传说中的神木，太阳由扶桑木上升，卷二十一《雪后晓过八盘岭诣东宫谢受左司告》“扶桑枝上上朝暾”，正用其事，可此诗中“枝”字亦被改作“陌”。说明这位复校官不具备起码的文史知识。

卷二十八《雪霁晓登金山》“天风吹侬上琼楼，不为浮玉饮玉舟”。浮玉，金山的别称，见周必大《杂志》，却改作“浮生”。

成语专词

卷三《和文明主簿叔见寄之韵》”古声弹九寡，妙学是三多”。九寡，指琴，见汉枚乘《七发》“孤子之钩以为隐，九寡之珥以为约”，却改作“已寡”。

卷四《和吴伯承提宫孟冬风雨》“平生领盛名，一见辱倾囷”。倾囷，用韩愈《答窦秀才书》“犹将倒廪倾囷罗列而进也”，汲本、杨本、吕本改作“倾悃”，已误，而库本改作“盖倾”，更不知所云。

卷十八《登南州奇观前临大江浮桥江心起三石台皆有亭子》“梅边楼阁海边山，银竹初收霁日寒”。梅边错作“海边”，与句中海字重复，当为形讹；银竹指雨，李白《宿虾湖》有“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银竹”之句，与霁日相应，却改作“银汉”。

前人成句

宋代诗人好套用前人诗句，杨万里也不例外。如卷六《南溪山居秋日睡起》“客至从嗔不着冠，起来信手揽书看”。系用杜甫《三绝句》“会须上番看成竹，客至从嗔不出迎”，却改从字为“徒”。

卷二十六《晚过侧溪山下》“一路诗篇浑漫与，侧溪端的不相亏”。系用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老夫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却改“与（祪）”字为“兴（祣）”。卷十四《试蜀中梁杲桐烟墨书玉版纸》“漫与七言真藉手”，亦改“与”字为“无”。

卷三十八《鹅儿黄似酒》“沧波兼凤沼，莫遣后”。系用杜甫《同谷七歌》“胡尘晴天道路长，东飞驾鹅后”，后，杨本、吕本已误作“浴”，库本进而改为“浴愁鸽”。

典章故实

卷十七《题瘦牛岭》“胡不去作帝籍牛，天田春风牵黛耜”。黛耜，帝王籍田仪式的礼器，《唐书·礼乐志》有“青辂黛耜”，《宋史·乐志》亦有“黛耜攸虔”之句，却改作“耒耜”。

卷四十一有《瑞庆节日同王式之诣云际寺满散》一题。宋代皇帝生日都定为节日，瑞庆节，是宁宗生日节名，见《宋史·礼志》，却改作“端庆节”。

音韵

卷二十六《小憩揭家冈谛观桐阴》“仰看阳光只见空，不如影里看梧桐。莫言日脚无行迹，偷转零分破寸中”。中和桐属东韵，却改作“心”，成了浸韵，也不通。

制造歧异

卷二十五《雨后晓登碧落堂》“正北寻米山，遥隔一片雨”。米山虽僻，而同卷《中元日晓登碧落堂望南北二山》亦有“米山不知重，近见两三叠”之句，可知为碧落堂北面之山，而前诗改作“来山”，后诗未改。

卷二十四《张功父送牡丹续送酴且示酴长篇和以谢之》“只道青蛟弱无力，飞上朱檐还有翼”；卷三十《走笔谢张功父送白酴》亦有“盘作青蛟吐绿云”之句。青蛟，指酴枝条，苏轼《酴》即有“青蛟走玉骨”之句，而前诗改作“青蚨”，后诗未改。

舛乱不通

卷十九《拟乙巳南郊庆成》“一人执玉千官肃，万马和霜不敢嘶”，写皇帝祭祀时的肃穆，连马匹都不敢嘶鸣。后一句却改作“万马和铃不敢骑”。

卷四十一《初夏即事》“我道四时俱富贵，一杯催唤藕花风”。后一句竟舛乱为“柸催换藕一家风”。

至于形讹的字，更俯拾即是。最奇怪的是书中“拄”和“挂”，“雨”和“两”，“苦”和“若”，“晓”和“晚”等字，大多应该是彼的用此，应该是此的用彼，不下数十处。有的还明显有挖改痕迹，实在搞不清改动的缘由。

例证已举得过繁，但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古代诗人大多有其习惯的用词、用字，杨万里就喜用“却”“在”“斩”“杀”“了”“劣”“闹”“忺”“生”“酽”“匹如”“恰则”“至竟”“不晚”等等，都有其独特涵义。可宋刻本中这些字样，大多为后出各本校者肆意改动，亦酌举数例。

闹，系茂密、繁盛之义。卷二十二《赵远明太社四月一日招游西湖》“到得孤山翻作恶，海棠闹日不曾来”。汲本、库本改“闹”为“开”。

斩，系口语，义同崭，杨万里习惯用“斩齐”“斩新”等词。卷四十一《晓看芙蓉》“半红半白花都闹，非短非长树斩齐”。闹，汲本、杨本、丁本改“放”，吕本、库本改“间”。斩，库本改“渐”。卷十二《游翟园》”柔风软日斩新晴，酽白娇红鼎盛春”。汲本、杨本、吕本、库本亦改“斩”为“渐”。

劣，系仅仅、勉强之义。卷十七《入陂子径》“两山如壁岸如削，一径绿空劣容脚”。库本改“劣”为“仄”。卷二十三《送林子方直阁秘书将漕闽部》“一别频蒙访生死，七年再见劣寒温”，诗写别后七年相见仅问寒温，又将分别。汲本、杨本、吕本、库本均改“劣”为“叙”。

了，系终结、完成之义。卷二十《新寒戏简尤延之检正》“木犀香杀张园了，雪嗅金挼欠两翁”；卷四十《宿城外张氏庄早起入城》“匆匆上却篮舆了，隔壁人家政睡声”。汲本、杨本、吕本、丁本、库本均改“了”为“子”。

杀，系厉害、程度深之义，如前一例“香杀”。卷十五《步过分水岭》“路险劳人杀，侬须下轿行”。吕本、丁本改“杀”为“役”。

不晚，系很快、不久之义。卷三十《徐宋臣补外》“看君两鬓青青在，不晚归来侍玉宸”；卷四十一《古风敬饯吉州梁史君》“定知不晚当赐环，金貂玉佩香案前”，杨本、吕本、丁本、库本均改“不晚”为“早晚”。

至竟，系终究、必定之义。卷三十二《月台夜坐》“秋日非无热，秋宵至竟清”。库本改至竟清为“至太青”。卷三十四《雨中春山》“须臾粉淡松复青，至竟远山描不成”。汲本、吕本、库本改“至竟”为“至今”。

恰则，是正巧、适值之义。卷二十九《舟中元夕雨作》“佳辰三五是今宵，恰则今宵细雨飘”。汲本、库本改“恰则”为“恰到”。

四

四库本《诚斋集》虽然改动最多，却也有同于宋刻本，而其它各本却改误的情况，亦宜举例才不偏颇。

卷一《考试湖南溍司南归遇雨》“天寒短日仍为客，酒暖长亭未是家”。杨本作“天寒短日仍为酒，日暮长亭未是家”，丁本同杨本，不过第二句“日暮”作“日暖”。

卷二《赠相士蓑衣道人杜需》“坐来小歇过眉拄，客里那能满眼酤”。过眉拄，指拄杖的长度，陆游《湖上》有“瘦竹过眉拄，轻纱折角巾”之句。吕本改作“过眉坞”，丁本误作“过眉挂”。

同卷《送王吉州宣子舍人知明州》“又为伯去，政坐政声优”，王宣子由知吉州调为知明州，所以说“又为”。汲本、杨本、吕本改“又”为“人”。

同卷《归途道中读参寥诗》“车中无作惟生睡，卷里何佳却胜闲”。“卷”指诗卷，即题中的“参寥诗”，汲本、吕本改作“倦”。

卷三《次东坡先生用六一先生雪诗律令龟字二十韵……》“一寒度夕抵度岁，恶风更将干雨吹”。干雨，即雪，唐李咸用《雪》“寒龙振鬣飞干雨”可证，而杨本，丁本改作“寒雨”。

卷四有《自值夏小溪泛舟出大江》一题，值夏是地名，卷十五《晓出郡城往值夏谒胡端明泛舟夜归》“郡城至值夏，两日非宽程”可证，而汲本、吕本、丁本改作“值夜”，杨本改作“值厦”。

结语

古籍整理，要求科学、朴实，力戒浮夸、奢靡。如今哗众取宠之风，亦已侵入了古籍整理领域，杂乱无章的校本，滥竽充数的校记，充斥着出版物和稿件的篇幅，似乎数量愈多愈能见出学问和成绩，以致有发展到动辄会校之势。这是魔道，与整理目的南辕北辙。

选择好底本和校本，是整理工作的基础和准备。版本的优劣，不能是先验的，必须经过艰苦的比勘。如《诚斋集》，在获见宋刻本以前，确实莫衷一是，既见宋刻本，源流已明，后来各本异文虽纷纭，基本上全无作为校本的价值，上列大量例证即是证明。如果滥校，成千上万条校记除扰人耳目外，对质量丝毫无补。

笔者曾读到一个稿子。前面介绍校了不少版本，正文基本没有校记。当时很奇怪，后来遇到整理者询及，对方说我们是校过这些本子的。原来他们把准备工作视为整理成绩，这应该是哗众取宠之风的另一表现。

对于《四库全书》，笔者一再撰文指出，全书纂修伊始，是忠实的，认真的，即使后来经过改动，不管如何，改动的数量总是有限的，因此其中不少材料，基本上仍不失其作为校本的价值。特别是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出的大量辑本，都是此类集子的唯一祖本，为后来的抄本、刻本所源出。因此，后出的各本中除个别在“复校”前抄出者，有参校价值外，由于抄刻者既不易见到原本，更见不到《永乐大典》，所有异文基本上都是抄误或臆改，今《四库全书》既已影印，这些后出本即已失去版本价值。

可是由于《四库全书》名声不好，笔者读到不少属于四库辑本的稿件，大多用转辗后出的抄本、刻本为底本，逆校《四库全书》。其结果必然是改正了一些错漏，仍遗下不少错误。这种舍本逐末现象，反映了某些整理者已不知对版本要作科学考察。

底本要遴选，校本同样需要遴选，如同出一祖的本子，只能选其一为代表，如今出版物上常见的某本、某本、某本……作某，它不仅不反映整理者的功力，而是恰恰相反。举个较易说明的例，称为“永嘉四灵”的宋徐玑有《二薇亭诗集》，清曾唯《东瓯诗集》补了首《湖上曲》。近年中华书局出版《永嘉四灵诗集》，整理者据最早出处宋刘克庄《后村千家诗》卷十五订正为《湖》：“拾得柔条弄浅波，清风吹断采莲歌。又移小艇前汀去，莲叶稠时柳叶多。”

找到原始出处，自是整理的成绩。可排印本还增加了四条校证，却成为蛇足：一、“本篇冒本、徐本、黄本补遗题作《湖上曲》”；二、“柔，冒本、徐本、黄本补遗作桑”，三、“前汀，冒本、徐本、黄本补遗作汀前”；四、“柳叶，冒本、徐本、黄本补遗作（柳）影”。幸而翻刻本仅三种，而且没有增加错字，否则校记一定更可观，但是这样的校，除了浪费笔墨纸张外，只反映了整理者与校勘学隔膜。

对于校本，还宜有对校和参校的区别。作为对校本，应该翻覆校核。宋朱弁《曲洧旧闻》说：“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前代藏书家即使读书，同一版本亦往往一校、又校、复校。泛泛流览一次，决不能称作校。笔者近年读过数百种校稿，其中除了大量出现的古今字、异体字和通假字的校以外，真正有价值的异文能校出十之三四已属上乘，不少稿子往往错字不校，校字不错。校，是艰苦、费时且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等闲视之，毕其功于一役，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果。

判断异文真伪是非，更需要多方面学识作辅助。如果把校本妄改的文字，阑入出校或校改，只能增加混乱，无助于校本质量。综观今天的不少出版物和书稿，凡遇文字窒碍费解处即断破句，反映了整理者对原文并不真有理解，这又如何能正确判断是非。

作为校勘，除对校外，还有本校、他校、理校等方法。如《诚斋集》的后出本子，就说不上做过真正的校勘。卷十有《和章汉直》一题，汲本、杨本、吕本、库本都误“章”为“张”，即使所据本如是（宋刻本不误），亦应依卷六《答章汉直》诗订正，这即本校；《淮阴庙》诗的“宣成”，可据《桯史》订正为“文成”，是谓他校；卷三十三《望谢家青山太白墓》“阿眺青山自一村”，各本都作“阿眺”，显然错了。李白《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有“谢朓已没青山空”句，南齐诗人谢朓故宅在当涂青山下，后李白亦葬此，据此自可依理订正作“阿朓”。可是整理者如不反复研读原文，并具备相应的文史知识，即使对校时认真细致（对文义不理解，实际不能做到细致），也是无法获得真正的校勘成绩。

总之，整理古籍，校本、校记在精不在多。如果追求哗众取宠，满足于表面热闹，就谈不上学术，它为学术界轻视是理有应得。校订古籍不计科研成果，即是对古籍整理现状的正确估价。

校订成果低劣，学术界轻视，两者互为因果，不仅影响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对弘扬民族文化必然造成损害。古籍整理是一门精密的科学，它的是非优劣极容易检验。当前亟须建立科学的标准和章法，加强评论和研究，以杜绝伪劣产品的发生，才能出现名副其实的校本和真正的人才，使古籍整理事业走上康庄大道。

一九九七年二月

（原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五辑，中华书局，2000年2月，第198—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