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了解前人是如何想的，比了解他们是如何做的更有益。”伏尔泰如是说。这样说，不仅是因为这种故事比起伤感地转述“行动”历史上那些战争、饥馑和革命（犹如在圣奥古斯丁著名的二分法中上帝之城相对于人间之城）更令人愉快，还因为这种历史似乎代表了更高的人类成就。人类的思想也包含着令人痛心的错误。但是，柏拉图、米开朗琪罗、伽利略和弗洛伊德足以胜过在多数通史中显赫一时的恺撒、拿破仑和俾斯麦。既然我们不可能无所不学，那么与其把有限的精力用于了解军事家和政治家，还不如钻研艺术、文学、哲学和科学领域的伟大作品。

进而言之，实际上，在事件的背后是思想，至少可以说，思想是事件的重要组成因素。J. N.菲吉斯[1]宣称：“现实世界是人们思想的产物。”H. G.威尔斯[2]认为：“全部人类历史从根本上说是思想的历史。”诚然，另外一些人，如卡尔·马克思宣称，人类行动的“现实世界”是第一位的，思想仅仅是副产品。“直接支配人们行动的不是思想，而是物质利益和理想利益，”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写道，但他马上补充说，“由思想创造的世界观念经常像扳道工一样，决定着利益动力所驱动的行动轨道。”这似乎属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种没有结果的争论。我们只能确定，在这两个领域，即“两种现实力量”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和无休止的互动。我们会考虑，在所谓的工业革命中亚当·斯密及其弟子的经济思想是否没有英伦三岛上的煤矿或气候那么重要；很难否认二者都很重要，但同样很难证明哪一样是首要的，哪一样是次要的。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一篇著名的讲话中指出，“掌权的疯子”会利用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法国大革命中的男男女女从18世纪“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那里获取口号，但往往误解了他们的思想，或在某种程度上把他们的思想简单化。今天，历史学家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背景时，拥有比当时那些人更多的资料，所看到的情景也与参加革命者所看到的大相径庭。但很显然，在对大革命进行解释时，最重要的是了解那些驱使人们行动的因素。

许多历史学家把思想和现实加以比较，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异。1789年以前的法国贵族对自己的看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例如，他们自认为是公元5世纪法兰克人的后裔。但很显然，这种自我认识规定了他们的认同，强化了他们的高傲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行动方式。因此，“思想”可能成为历史的决定因素。约翰·洛克是对18世纪启蒙运动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他早就指出：“实际上，人们头脑中的思想或意象是看不见的力量，时时支配着人们。”叔本华也说：“观念主宰世界。”人们在釆取行动时可能完全超越了对外部直接刺激的简单反应，而是以自己头脑中的某种概念或思想为依据。因此，历史最好被理解为思想的集合。[3]

这种争论会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但对于那些对历史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也正是一个学点思想史的理由。思想史最关注的，正是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形成过程中思想和行为之间的互动。

思想史不讨论人的头脑中形成的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以及是如何形成的。这种问题历史学家最好留给别人去解决。[4]古人德谟克利特认为，思想来自人体之外，就像原子轰击大脑。17世纪的洛克显然也赞同这种观点：思想来自经验，经验以某种方式在人脑中留下印记。但柏拉图认为，思想来自另一个世界，并且使这个世界变得可以认识；思想不是来自感官经验，不仅恰恰相反，而且思想（理念）使轰击我们的那些混乱印象变得有意义。康德部分地赞同这种观点。笛卡儿提出灵魂与肉体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本原，由此挑起了17世纪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争论至今也未结束。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留给哲学家、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去解决，暂且认定人有能力——可能是万物之中独一无二的——操控“一个与外部世界对峙、分离且对立的内心世界”（奥尔特加·Y.加塞特[5]）。

如果说大学生在了解“伟大的思想”后能够受益，那么应该了解哪些思想呢？如今，这些“思想”分布在许多不同的知识领域中。思想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阿瑟·洛夫乔伊[6]也曾感到沮丧，因为活生生的思想被割裂成至少12门“学科”，每门学科从被肢解的思想中扯走一块，然后关起门来孤立地研究。这些学科包括：几门不同的“科学”、哲学、宗教、文学（文学又派生出好几个分支）、社会学、经济学等。文学批评家有时会想到应该了解点历史，科学家有时会想到应该学点哲学，但他们通常都对其他领域茫然无知。有时，他们试图编写自己的学科史，但成果通常都很糟糕。

思想史研究者常常坚信，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影响着思想与表达的所有领域。柯勒律治写道：“任何时代都存在着这样一种思考精神，这应该是宗教与道德，甚至是艺术、习俗和时尚的精神和基调。”一位学者宣布：“思想史学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勾画每个历史时代的思想前提，解释这些思想前提在不同时代的变化。”[7]米歇尔·福柯和朱利亚·克里斯蒂娃[8]等结构主义理论家提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知识型”、话语模式或符号系统，这些东西会突然发生变化。换一种更通俗的说法，20世纪60年代有独特的品位和风格，到了70年代则发生急剧的变化。按照海登·怀特[9]的说法，思想史学者“试图撰写一般意识的历史”，而不是各个分支学科的历史。他们力图寻找构成每个时代的“思想基础的词语、情感和概念”（吕西安·费弗尔[10]）。

即便无法把握清晰界定的时代精神整体，我们也能看到大量跨越各个知识领域边界的互动案例。伟大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就受到作为小说家和散文家的让-雅克·卢梭的决定性影响。诗人艾略特[11]曾经是哲学系的学生，从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和F. H. 布拉德利[12]那里获益匪浅。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对文学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而他的许多灵感也源自文学作品。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在研究思想时，我们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式。我们可以选取一些公认的代表人类思想成就顶峰的思想家，比如达尔文、爱因斯坦、马克思和尼采等。我们也可以不选取个人，而选取一些重要观念。莫蒂默·阿德勒[13]在研究时选取了6个在千百年里让人回肠荡气的重大观念，如正义、平等。约翰·莫利[14]宣称：“人类社会的基本争论少之又少，而且出人意料地一成不变。”人们的用语可能变化，但基本理念始终如一。这种“万变不离其宗”的观念恰与进步观形成对照。在进步观念中，“循序渐进，步步为营……每一步都给前人的思想增添了某种东西”（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5]）。不过，这两种观念都有道理。

我们也可以选择不那么抽象但完全切合19世纪的思想：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等支配了那个时代的词语。阿瑟·洛夫乔伊在开创思想史研究时就选取了一些关键性的结构概念，如“伟大的存在之链”和“尚古主义”。我们还可以着重展示公认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俄国革命，甚至两次世界大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纯粹的思想家或学者。我们也可以寻找各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或知识型，表明这种东西如何跨越各种界限而影响了所有的思想领域。浪漫主义就是19世纪初的这样一个主旋律。

本书试图兼收并蓄、博釆众长，对上述方式都有所涉猎。思想史应该成为一种了解西方欧洲传统中最重要的思想体系的导引：引导学生接触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希望他们将来能更深入地探讨；把这些思想与社会政治背景联系起来；呈现思想的连续性和谱系；揭示这些思想是如何在大文化语境中相互联系的。一本书很难实现所有目标，但至少应该指出路径。

用思想来丰富我们的头脑，就能成为生活更充实的文明公民。努力学习全部思想，当然是一个伟大的抱负。沃尔特·佩特[16]建议学生“完整地阅读大学者的著作：完整地阅读柏拉图，完整地阅读康德，完整地阅读穆勒”。这是非常好的建议，但对于大多数人根本不适用。奥尔德斯·赫胥黎[17]是一位以小说的形式来研究思想史的杰出学者。他认为，“仅有科学是不够的，仅有宗教是不够的，仅有艺术是不够的，仅有政治和经济是不够的，仅有行动（无论是否无私）是不够的，仅有思考（无论是否升华）是不够的——缺了哪一样都不行”。但是，怎样才行呢？“无所不学”是12世纪圣维克多隐修院的于格[18]的建议。我们很难做到这点，但尽可能多地了解整个知识结构，是思想史学者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