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遗产

一般认为，欧洲思想的现代历史是从17世纪开始的，或者至少可以说，17世纪发生了我们将要描述的具有最深刻意义的文化思想“革命”。这一革命与主要发生在物理学和天文学领域的伟大“科学革命”紧密相关，后者包括在西方传统上无与伦比的人物——伽利略与牛顿的成就。这一革命还关乎那些以培根和笛卡儿为代表、既是哲学家又是科学家的人物，他们大胆地尝试全新的思想方法，从而开创了“天才的世纪”。这一思想潮流导致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虽然在某些方面偏离了17世纪的主流，但毕竟坚实地建立在17世纪的基础之上。因而，17世纪被普遍认为是现代的黎明。

不过，在思想史上，革命比我们想象的要少，而连续性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让我们首先简要介绍17世纪以前欧洲拥有的光辉遗产，免得让人误以为严肃的思想都是从17世纪开始的。回想一下古代世界的希腊科学家和哲学家：从泰勒斯到柏拉图（公元前600年—公元前370年），然后是从亚里士多德到斯多葛学派，再到新柏拉图主义者（公元前350年—公元350年），还有希腊化时期的科学家欧几里得、厄拉多塞、盖仑和托勒密。这些人给全世界留下了取之不尽的思想宝藏。尽管在公元6世纪到11世纪，欧洲因蛮族入侵而切断了与地中海世界的联系，这些财富遭受损失，但从未湮没。希腊人以思想开放、勇于探求真理而著称。他们创造的硕果累累的思想成就使得多少世纪以来的欧洲人受益匪浅。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可以看作是逐渐汲取希腊遗产的过程，这一过程直到16世纪都没有完结。在罗马帝国末期（公元4世纪），圣奥古斯丁的思想就融合了他本人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少量的新柏拉图主义以及某些拉丁作家具有教化意义的话语。接下来，在12世纪“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亚里士多德的一些思想与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文学一道流行起来，某些科学知识（欧几里得、盖仑、托勒密）也被重新发现。13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传回欧洲，这是以一人之力完成的希腊思想百科全书。最后，14至15世纪伟大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使欧洲如醉如痴，因为它打开了古典时代的全部源泉，使人们的渴望得到了充分满足。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是向后看的，它视古代为一切真理的源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古人的顶礼膜拜，有时会让现代研究者迷惑不解：他们本来以为那些人文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现代人，没想到他们却拜倒在古代权威脚下。但只要我们想想那些字字珠玑的诗文所包含的古典思想是多么丰富，这个困惑就烟消云散了。在古代文明没落了10个世纪之后，能够对古代顶礼膜拜，这本身就足够解放了。

中世纪的伟大哲学家安瑟伦[3]、阿奎那等人致力于将希腊哲学融入基督教，向野蛮的欧洲灌输理性世界观，力求将希腊罗马思想与基督教早期神学家的思想融为一体，铸造一个伟大的传统。他们努力调和各种对立的思想。如果要概括欧洲的思想传统，首先应该指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它的活力。其他文明在多少世纪里死气沉沉，束缚于习惯之网，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或者说像冰川那样缓慢移动。其他文明（现代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想建立一种文明形态学，认为人类历史上有21种或24种文明）从来没有现代西方文明所显示出的那种变革能力。这可能是因为它拥有来源丰富的复杂遗产。正如尼采指出的，在西方文明传统破晓之时，希腊人的灵魂中就有狄奥尼索斯精神和阿波罗精神同时在挣扎。这无疑是希腊充当了东西方桥梁，以及混合了不同民族（爱奥尼亚人和多利亚人）的结果。在马其顿和罗马世界帝国时期，希伯来因素与希腊哲学及其他思想源流冲撞融合，形成了基督教。在接下来的中世纪，整个古代世界的多重遗产——希腊哲学和科学，以及东方宗教——都流入日耳曼社会这个精力旺盛的蛮族世界模型中。这种情况就如同各种陈年老酒装入新瓶子，或者说是烈酒在年轻的躯体里燃烧。欧洲被迫将各种思想和价值体系融为一体，因此不断致力于进行新的综合。在具有创造力的两极对立中，人们能反复看到欧洲历史的无穷活力。

西方历史充分展现了辩证发展进程。在希腊哲学中，毕达哥拉斯与泰勒斯对立，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对立，唯物主义者和怀疑论者又与前两者对立。基督教融合了希腊哲学，形成了更高的综合。在中世纪，彼得·阿伯拉尔[4]用他的理性哲学反对圣伯纳尔[5]的强劲的存在信仰，阿奎那将二者综合起来，但又遭到奥卡姆[6]的否定。接下来，我们看到新教反对天主教，还看到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古代哲学的复兴给现代欧洲人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精神食谱。

如果说各种紧张或对立关系中有一种基本结构，那大概就是科学、崇尚理性、深思熟虑的希腊哲学思想传统与狂热、“献身的”、推崇道德的基督教信仰之间的紧张或对立。马修·阿诺德在一个多世纪前就指出：“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我们的世界就在这两极之间摇摆。”他将希腊文化的精髓界定为“恰如其实地看待事物”（see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将希伯来文化的精髓界定为“品行与服从”。对真理的渴求、明晰的头脑、敏锐的洞察、深刻的判断——这就是希腊精神。希伯来精神则追求公正，要求道德完善，坚持寻求人们的行动准则。二者之间难免会发生冲突，最严重的莫过于16世纪清教主义兴起后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狂放思想和情感的谴责。二者也可能相互融合，从奥古斯丁、阿奎那到伊拉斯谟与罗耀拉的伟大思想体系就是如此。二者可能轮流占据上风，也可能在不同地区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但这两种精神过去确实存在，现在依然存在，只是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赏识或者唯我独尊。

对中世纪的哲学家来说，神学的真理和自然界的真理是两个领域，它们自立门户，各不相同，但彼此之间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基督之光与古代哲人之光照亮了人类活动的道路，前者无疑更加崇高，但后者也不可或缺。在阿奎那的思想中，信仰和理性是旗鼓相当的伙伴。二者都基于权威，一个以教会为权威，另一个以亚里士多德为权威。这两股强大的真理源泉有时会发生冲突，但它们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阿奎那可以在表面上成功地将二者调和。它们的确有许多共同之处。

欧洲思想传统最普遍也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近乎乐观的理性主义，也就是相信外部世界有一种合乎逻辑的秩序。这种秩序不仅可以为人类头脑所认识，几乎也可以用概念性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我们必须牢记，宇宙完全可以被看成没有任何计划和模式的混沌——或许我们从身为希腊人和希伯来人的后继者所拥有的思想遗产出发，很难承认这一点。然而，许多人秉持这种看法，希腊哲学家中就有伊壁鸠鲁学派以及更早的“晦涩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如是想，但这些声音被坚信理性世界秩序存在的柏拉图和斯多葛学派的相反观点所淹没。或许还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宇宙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思想都受制于我们的人类感觉，根本不可能直接触及外部现实，因此也不可能认识外部现实。这种怀疑论观点也可以在某些希腊人那里找到，譬如爱里斯的皮浪或者柏拉图的先驱克拉提罗斯，据说后者完全沉浸于哲学而默不作声（只是摇动手指），因为他认为关于事物的任何说明都不是真实的。（当代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也一度陷入类似的绝境。）但是，克拉提罗斯终于被口若悬河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取代。苏格拉底喋喋不休，直到雅典人用毒药封住他的嘴。柏拉图意识到大多数人生活在阴影中，他确信存在着一种高于感觉的理性，而聪明人可以通过理性确定真正的知识。即使皮浪以及柏拉图学园后期的教师转向了怀疑论，在西方流传下来的也不是这种怀疑论，而是通过柏拉图主义或斯多葛主义（被基督教吸收）流传下来的对一种合理的客观秩序的信念，也就是说，这种秩序至少能被人类部分地认识。（古代的怀疑论在文艺复兴后期被发现，但在此之前湮没了许多世纪。）

我们不应该忽视基督教的理性脉络。当然它是犹太宗教思想的一个衍生物。宇宙中存在着一种秩序，上帝作为超验原则的存在保障着这种宇宙秩序。当代一位著名的以色列人阿巴·埃班写道，主宰犹太人思想的信念是，“宇宙不是各种狂野不羁的神秘力量组成的混沌状态，而是在一种可以表达出来的智慧与法则指导下遵循着秩序和进步的模式”。亨利·法兰克福在《哲学之前》一书中评论道，“看来，希伯来人与希腊人一样，也打破了此前一直流行的思考模式”，即抛弃了早期民族所具有的非理性的自然无序观。“一个充满了各种鬼神的宇宙，乃至诸如伊朗宗教里的二元论宇宙，都是随机而反复无常的宇宙。希伯来人的全能上帝乃是世界秩序和律法的保障者，也是实现其最终仁慈目标的保障。”

希腊哲学家反对诗意比喻，寻求更准确的术语，发明出西方人后来耳熟能详的“理性主义”。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其主导思想是柏拉图对感觉世界的不信任，即认为我们所触摸、感觉和目睹的世界是杂乱无章的、不可知的；只有通过坚决地压制感性、推崇理性，才能找到作为解决之道的秩序原则；理性的典范就是数学和演绎逻辑。牛顿教诲现代人，观察和理性可以同时并用。但直到17世纪，人们还觉得前者会玷污后者。不过，柏拉图并非对可感知的世界没有兴趣，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更是坚持把可感知的世界作为出发点。希腊人和中世纪哲学家都没有嘲笑深入细致的观察，但他们确实有些偏爱抽象推理。我们应该意识到，科学必须以假定事物存在合理的秩序作为前提条件，否则观察就一无所获。西方思想的主流就是以苏格拉底的热忱、柏拉图的洞察力和基督教的信仰来恪守这种信念，抗击非理性主义和怀疑论。亚里士多德的出发点是：“人是理性动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是一个理性世界的一部分。西塞罗宣称：“完美的理性存在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在今天这个达尔文和弗洛伊德的时代，我们已经不像古人那样相信这种说法了，但我们的全部现代科学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这种观念也渗透到有关人与社会关系的传统认识中。

欧洲的传统肯定通过沉思、冥想、“哲学”获取真知和“智慧”的可能性，并对这种方式予以高度评价。“哲学”（philosophy）原意就是“爱智慧”。柏拉图和圣奥古斯丁一致认为，鉴于世人被污泥浊物裹挟不前，既世俗又有缺陷，他只有排除万难才可看清真理，但他也正是因此才有幸窥得部分真理，并始终追求真理。按照柏拉图的说法，人的灵魂来自纯粹知识领域并将回归那里，因此人与知识领域有了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沉思的生活是最有价值的生活，沉思生活高于纯粹行动。后来有人认为，这种对沉思冥想的偏爱使伟大的西方传统丧失了许多宝贵的实用知识，而这些实用知识可能来自平凡的日常。这种说法确实符合中世纪大学的情况，但这种偏爱是对思想潜力的极大肯定。

当然，异教的古典思想范式与基督教思想范式之间存在着矛盾，但奥古斯丁至少部分地化解了这个矛盾。他认为，希腊哲学家所主张的智慧理念是一种实用的善，不过还有另外一种更高的智慧，那是真正的智者在掌握了实在的智慧之后还要进一步追求的东西。到了中世纪，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的遗产之间的这种矛盾体现在相互冲突的人物身上。一方面是中世纪思辨思想的开创者阿伯拉尔，他利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工具进行理性的分析。另一方面是圣伯纳尔，他宣扬通过基督教的默祷而不是通过逻辑来认识上帝的神秘方式。但12世纪的圣维克多隐修院的于格、索尔兹伯里的约翰[7]以及13世纪伟大的托马斯·阿奎那都认识到二者的价值，力求调和这两个对立面。应该强调的是，中世纪思想的主旋律是寻求两种思想方式之间的调和，毕竟二者都承认人类具有认识客观真理的可能性。

这里还需要指出与此紧密相关的西方传统另一特点。西方传统抵制那些轻视物质世界、认为人的精神与物质世界格格不入的倾向。那些倾向在某些东方哲学中十分明显，在西方也时有表现。基督教在早期阶段曾经面临所谓的诺斯替教派渗透的危险。诺斯替教派大概可以追溯到波斯的二元论。诺斯替教派对基督教具有某种吸引力，因为基督教本身也具有精神和物质的二元论倾向。基督教的二元论没有这种东方信仰那么绝对，因此，诺斯替教派最终被视为异端。中世纪的法国南部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如清洁派，但遭到残酷的镇压，成为欧洲中世纪历史上的著名事件之一。诺斯替教派及清洁派，与印度的托钵僧存在相同之处，即极端蔑视肉体。他们认为，人的闪光点是人的灵魂，灵魂完全独立于肉体，却又受到肉体的束缚。灵魂必须设法逃脱这种禁锢。他们往往会变成极端的禁欲主义者，寻找机会尽早结束生命。还有些人会用打破一切道德戒律的放荡行为来表达对物质世界的蔑视。在基督教内部，他们否认基督曾经道成肉身，认为他只不过是看似拥有血肉之躯。在他们看来，精神和肉体是截然分离的两个领域。

正统基督教坚持道成肉身，因此对肉体更加尊重。对于基督徒来说，物欲尘世和肉体虽然是次要的东西，但仍然是好东西。此岸生活虽然只是通向彼岸更纯粹生活的驿站，但也应该予以尊重。人不是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相反，这个世界被交给人类，让人类来支配，由人类来塑造和创造。[8]

与东方相比，西方具有更多的人文主义精神。这一点早已显露。公元8世纪，西方基督教教会和东方基督教教会（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起因是拜占庭基督教教会颁布法令，禁止偶像崇拜，即绝对禁止在宗教艺术中把基督描绘成人像。（在伊斯兰教艺术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如果说西方人喜欢把基督想象成一个人，像凡人一样有生有死，那么东方则将其视为对基督的贬低。

当然，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一直是中世纪思想中的强大要素，甚至在中世纪思想屈从于专横的信仰要求之时也是如此。11世纪，欧洲刚刚重新产生了有体系的思想，我们就看到安瑟伦在试图用理性的观点论证上帝的存在，阿伯拉尔则用严密的逻辑来检验《圣经》是否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在中世纪盛期，大学相继建立，亚里士多德备受推崇，法则的观念，即必然客观的联系支配着宇宙万物的观点十分流行。[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