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世纪到现代

中世纪曾经遭到误解和贬低，现在则凸显出来，被视为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复兴时期。这一次复兴为随后的一切发展奠定基础并创造了条件。截至13世纪，大学已经成形。欧洲人主要通过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掌握了大量的古代科学、数学和哲学知识。13世纪，更多知识流入欧洲，这些知识通常包含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注释本中。它们是东方长时间消化希腊思想的成果。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现在我们能清楚地发现，其中不仅有亚里士多德主义，还有新柏拉图主义。这两种因素有时被解释者混在一起，有时被分开展现出来。这里不可能讲清楚中世纪哲学的复杂故事。应该指出的是，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是13世纪的大型知识活动场所。正如群山中凸起的巅峰，托马斯·阿奎那在这些知识舞台中兀然突起。

托马斯主义乃是欧洲思想的一次大胆飞跃，使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哲学有可能为基督教所用。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科学家和哲学家，他的思想体系无所不包，但没有任何强加于人的“信仰”因素，因为在他看来，人们观察、思考、接受的东西没有一样不能经受严格的分析。后世科学家发现，亚里士多德说错的地方往往比说对的地方多，但他之所以出错绝不是因为他拒绝科学探讨。他一直被教会怀疑。阿奎那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据理力争，终于使人们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基督徒无须害怕亚里士多德和理性，理性与信仰从根本上说是和谐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建构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式思想体系，似乎融古代思想精华于一体。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里他都是伟大的神谕代言人。科学史研究者克龙比（A. C. Crombie）说他是“那种跨越中世纪科学的悲剧性人物”，长久占据着舞台中心，直至最后被他自己锻造的武器打倒。除了物理科学外，这个说法也适用于其他领域，如政治学、生物学、美学，当然，还有形而上学或是纯粹的真理论和认识论。在物理学和天文学领域，亚里士多德曾长盛不衰，但后来伽利略发起攻击，17世纪的伟大科学家也加入战斗，导致亚里士多德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天体的位置和结构、运动理论、自由落体理论、重力理论、真空理论、液压理论——节节败退。他的静止世界观一直统治着自然科学的许多基本方面，直到19世纪达尔文才将其推翻；他的四元素说一直是化学公理，直到18世纪的化学革命将其颠覆。在形而上学领域里，亚里士多德宇宙观强调的是，万物皆有追求的目的，每种物体皆是形式与物质的结合，所有物体构成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通向上帝。上帝矗立在那里。他是事物的终极原因，但他没有创造宇宙万物，也不可能关心宇宙万物。这种观念渗透进人们的世界观，直到17世纪受到哲学革命（科学革命的伴生物）的挑战。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虽然被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所厌恶，并丧失了其在中世纪时的威望，但不可能被彻底抛弃。他的诗学也同样如此。他的政治学也形成了中世纪的思想背景，成为17世纪政治学思想反叛的对象。

有关亚里士多德体系的细节，我们留待各个思想领域发生反叛之时再来详述。有一点需要重申，尽管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有各种缺陷，但基本上是科学和理性的。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上帝的性质、天命、灵魂的性质、世界的创生），他的结论与基督教并不一致。但亚里士多德的体系与我们今天的观念相去甚远，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它是陌生的，甚至是非理性的。除了地球不动此类事实性错误，那种目的论（一切事物都有各自追求的目标）的解释对我们有什么用呢？或者说，他将生命特征赋予无生命物体的做法现在还有什么价值？本质和偶然、潜能和行动、形式和质料都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关键术语。它们今天已经失去原来的意义。它们都属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流派术语。但我们应该记住，正是这个遭到蔑视的学派教会西方人有条理地思考、分类、批判和观察。13世纪阿奎那对两个体系的调和没能长久地流传下来，真正流传下来的是他对广大知识领域的解放，使它们成为纯粹理性或者哲学的对象。由此，科学、政治、经济以及其他领域都可以作为独立的学科进行探讨，不再听命于宗教的正统要求或是圣经权威。

13世纪末，神学与哲学、信仰与理性的托马斯主义结合开始破裂，但不是势如水火，而是友好分离，各走各的路。两个领域开始明显区分。它们的道路有可能交叉，也有可能冲突，但通常不存在一方控制或主宰另一方的问题。理性思想已经获得自由，踏上漫长的征程。

14世纪和15世纪是两个十分大胆的世纪。这是一个转变时期，西方的基本制度发生深刻变化：教皇权力衰落，现代世俗国家崭露头角。奥卡姆大概是那个时代最敏锐的思想者。他的思想显露了那个时代的勇气。例如，13世纪的那种理性与信仰的结合已经不复存在。奥卡姆指出，以上帝的存在为出发点的宗教真理根本不能接受理性的验证，人们只能凭借信仰接受这一真理。司各脱[11]也在一定程度上这么认为。正如戈登·莱夫（Gordon Lef）描述的，“就彻底的摧毁力而言”，奥卡姆在欧洲思想史上可能是无与伦比的，他在许多方面都惊人地超前且具有现代性。他和他的伟大对手方济各会教士邓斯·司各脱促成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终结，虽然他们还在使用它的方法。他们的结论在根本上往往是怀疑主义的，从而关闭了通向旧式“理性”的大门，同时又打开了其他大门。他们根本不试图理性地思考上帝、事物的本质或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喜欢探讨的那些抽象概念。对于奥卡姆来说，那些不过是文字游戏。我们能认识的只是直接经验，只有我们体验到的事物的现象特征才是真实的。奥卡姆代表了人们的兴趣从形而上学到科学、从抽象与一般到具体与特殊的转变。他的一些信徒对现代科学做出了开创性的重大贡献。[12]

人们通常把这些后期经院哲学家视为思想史上的转折点。过分雕琢的经院研究方法反而使“灵巧博士”邓斯·司各脱受到责难，从而被视为一个衰败的信号，或许也标志着用怀疑主义探索形而上学真理的终结。大卫·诺尔斯（David Knowles）写道，随着奥卡姆去世（1350年），“一种伟大的思想结构和一种古代哲学观念逐渐消失，在经历了纯哲学黯然失色的两个世纪后，让位给现代世界的新世界观和各种思维方式”。在奥卡姆去世和伽利略诞生之间的两个世纪里，在“纯哲学”领域之外，一系列划时代的运动席卷了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宗教神秘主义、新教改革运动。说到现代思想的奠基者，谁也不会遗漏伊拉斯谟、路德和加尔文，尽管他们在某些方面远非现代。16世纪初期震撼欧洲的反叛并非仅仅属于思想史，而是属于整个历史。这是西方文明史上的经典一幕，只有罗马帝国的衰亡和法国大革命可与之相提并论。当然，这同时也是一场思想运动。